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

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也许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一个人怎样能适应这样令人困惑的复杂情况呢？

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一点是最不容怀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逊色于莎士比亚。《卡拉玛佐夫兄弟》是目前为止最为杰出的小说作品，关于宗教法庭大法官的那一段插曲，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顶峰，其价值是如何评价也不为过的。然而在创造力作家这个问题上，分析肯定是无能为力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为道德家这一方面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如果我们想要把他摆到一个只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的道德家的高度上，我们就忽略了其中产生的一个怀疑。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当他在内心中一感觉到诱惑就进行反抗，而绝不屈服于诱惑的人。一个犯了罪，然后又在他的忏悔中树起崇高的道德标准的人容易使自己受到责难，因为他把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他没有得到道德的本质——克制，因为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一种人的实践性的功利活动。他使人想起大规模移民中的野蛮人，他们杀人而又以苦行来赎罪，直到苦行变成使屠杀能够进行的实际的技术手段。恐怖的伊凡就是这样做的，实际上，与道德的妥协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品质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上的努力最终也没有产生任何十分光彩的结果。在协调社会要求与个人本能性的需求之间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之后，他最终落到这样的地位：既屈服于世俗的权威，又屈服于精神上的权威；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的上帝；以及一种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一个较差的头脑用较少的努力就能达到的境界。这正是这一伟大人格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解放者，而使他自己成为一个人类的看守。人类文明的未来将有很少的东西归功于他。这一失败他或许应问罪于他的神经症。他的杰出的智力和对人类的强烈的爱也许能为他敞开另一条导师般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是一个罪人或者是罪犯，总是引起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不必要建立在对罪犯的世俗的评价基础之上，这种反对的真正动机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以下这两个特征是罪犯的本质特征：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欲。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和他们得以表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缺乏爱，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上的认同。人们马上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他对爱的强烈渴望和他的巨大的爱的能力的矛盾之处。这可以从他夸张的仁慈的表现中看出来，这也是使他在那些有权利去恨和报复的地方去爱和帮助，就好像在他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的情人之间的关系中所表现的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一定就会问，为什么在这里会存在着某种吸引力来推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罪犯呢？答案是：这来自他对材料的选择，即从所有其他的暴力、凶杀和利己的人物形象中选择出来的。并且，文章指出他本人也存在同样的倾向，还从某些他生活中的事实选择了一些材料。例如他对赌博的嗜好，以及他供认过对一个少女进行的可能的性攻击。[1]这个矛盾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认识而得以解决：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强的破坏性本能很容易使他成为罪犯，而这个本能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主要被用来针对他本人（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这样就作为受虐症和犯罪感得到了表现。然而，他的人格中保留了大量的虐待狂的特征，这在他容易发怒、他喜欢折磨，以及他甚至不能容忍他所爱的人中表现出来，也在作为作家的他对待他的读者的方式中有所表现。在一些小事上，他对别人是施虐狂，而在较大的事情上，他又虐待自己，事实上，他是一个受虐狂——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最温和最善良和最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已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的性格中挑选了三个因素，一个数量的和两个质量的：他的感情生活的特殊的强烈性，他的与生俱来的作恶的——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施虐狂——受虐狂或者说是罪犯的本能和性情，还有他的难以剖析的艺术天赋，这三者的结合可以在神经症不发作的时候能很好地共存，有些不患神经症的人却完全是个受虐狂。然而，在他的本能的需要和对它们（加上升华的有效方法）的抑制之间的力量的平衡，甚至可以肯定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归入所谓的“本能性格”这一类人中。但是这一情形又由于神经症的同时出现而变得模糊起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它不可避免地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是它出现得越容易，它不得不被自我控制的复杂性就越高。因为神经症毕竟只是自我不能成功地进行融合的一个标记，在它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已经丧失了它的统一性。

那么，严格地说，他的神经症是怎样自己显示出来的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为癫痫病患者，有一些人也这样认为，因为他的病伴随着意识的丧失、肌肉的痉挛，以及随之而来的抑郁状态发作起来很严重。这种所谓的癫痫病很可能只是他的神经症的一个症状，因此，必须把它归类为歇斯底里——癫痫症——这就是说，是一种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还不能完全地肯定这一点，首先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谓的癫痫病的既往病史资料是不完整的和不可靠的，其次，是因为我们对于与癫痫病发作相关的病理状态的理解还不完全。

首先，我们来谈第二点。我们在此不必重复癫痫症的全部病理学，因为它对澄清这个问题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也可以谈一谈。这个古老的神奇的疾病仍然在临床诊断中可以见到，这种奇怪的疾病发作时伴随着不可预测的、明显的、无缘无故的痉挛，它使人易怒和富有攻击性进而使人丧失神态。但是，这一描述是缺乏精确性的。这个疾病在发作初期来势凶猛，伴随着咬舌、小便失禁和导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危险的癫痫状态，不过，可以减弱到短时间的意识丧失状态，或者是一阵突发的眩晕，或者这种症状使患者在短时间内做出一些不符合其性格的事情，仿佛他是在无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些症状的发作虽然通常是由我们无法理解的纯粹的肉体原因决定的，但是，可以把它们的初次发作完全归于某些精神的原因（比如说，一次惊吓）或者是由于精神受刺激而出现的其他方面的反应。然而，在绝大多数的病例中是由于典型的智力损伤，至少我们是知道这样一个病例的（赫尔姆霍兹的病例），在这个病例中痛苦并没有阻碍智力取得伟大成就。（另外的一些病例做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些病例要么是引起争论的，要么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的例子一样容易让人怀疑。）那些癫痫病的受害者也许给人以迟钝的、发育受到阻碍的印象，就如同那些经常伴随着极其明显的白痴症状和极其严重的大脑缺陷的疾病一样，即使它们不是作为临床性病理描述的必要成分。但是这些疾病也不同地展现在那些智力健全的人身上，并且也展现在那些过于或不够充分地控制情感生活的人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怪乎人们发现不能把癫痫病只作为一种临床的症状。我们在呈现的症状中所发现的相似性看来需要从功能上加以论述。这种非正常的本能性释放机制好像是有机地存在着，而且可以在极其不同的环境中使用——在大脑活动由于受到组织溶解或者中毒性的影响而干扰的病例中，以及在对心理能量的节制不足并且有时当心理中的能量运作活动达到临界点的时候的那些病例中。在这种两分法的后面，我们对本能性释放所基于的机制有了大概的了解。这种机制也不可能远离性过程，而且基本上是中毒的起源：早期的医生把性交作为轻度癫痫病来描述，这样就认为，在性行为中，性交是刺激性的释放的癫痫病方式的适应和缓和。[2]

这个可能被称做“癫痫反应”的普通因素也无疑会在这样的神经症中出现：这个神经症的本质是通过身体的方式来清除掉大量的不能从心理方面处理的兴奋。这样，癫痫的发作变成了歇斯底里症的一种症状，并且被歇斯底里症所接受和缓释，就像它被释放的正常的性过程中所接受与缓释的一样。因此，在器官性的和“影响性”的癫痫症之间所做的区分是非常正确的。这样做的实践意义是，患第一种病的人是大脑的疾病，而患第二种疾病的人是神经症患者。在前一个病例中，患者精神生活服从于来自外部的、与其不相容的干扰，在第二个病例中，这种干扰是他的精神生活自身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极为可能是第二种。严格地说，这还是不能被证明的。为了能在这样的情境中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把他的最初几次的发作的症状和它们随后的波动贯穿到他的整个精神生活的主线中，而对于这些我们知道得很少。关于发作本身的描述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而且我们关于病症发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之间的关系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和矛盾的。最有可能的设想是这些发作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起初它们的发作表现为温和的症状，而且它们也并不是表现为癫痫症的样子，直到他18岁那一年的令人崩溃的经历——他父亲被杀害。[3]如果在他流放西伯利亚期间，这些症状完全停止发作，那么这种说法将正切中要害，但是，另外的一种说法与此相矛盾。[4]

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中父亲的被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父亲的命运之间的确定无疑的联系，已经引起不止一个传记作家的注意，并促使他们去求教于“某个现代心理学派”。从精神分析（因为那正是它所意味的东西）的立场出发，我们试图在那个事件中了解最严重的损伤，并且试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反应作为他的神经症的转折点来看待。但是，如果我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着手进行这个证明，我将不得不冒一次险，因为对于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术语的读者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有一个确定的起点。我们从在其“癫痫”突然发作的很久以前他在童年时代忍受的痛苦中就知道癫痫症的最初发作的意义。这些发作具有死亡的意义：它们的先兆是对死亡的恐惧和表现为昏睡和嗜眠的状态。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种疾病就第一次以一种突然的恐惧、毫无理由的忧郁形式，一种情感的形式占据了他的精神，就像他后来对他的朋友索洛韦耶夫所说的那样，仿佛他就要当场死去。随之而来的实际是一种极为相似于真正死亡的状态。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诉我们说，甚至在费奥多非常小的时候，他在入睡以前就常常留下纸条，上面写着他害怕在夜间有可能进入像死一样的沉睡状态中，因此，他请求要将他的葬礼推迟5天以后进行。[5]

我们知道这种像死亡一样的病症发作的意义和意图。[6]它意味着一个与主体想要那样死去的死人的认同，或者是与某一个实际上已经死去的人或者是某个活着的人。后面的例子更为明显。那么，这一发作具有惩罚的价值。某人希望另外的人死去，并且现在他就是那个另外的人，他自己使自己死去。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的理论主张，对于男孩，这个其他的人通常就是他的父亲，这一发作（它的术语是歇斯底里），因此就是希望反对他的可恨的父亲死去的一个自我惩罚。

弑父，根据众所周知的观点，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一个原始的基本罪恶。[7]在任何情况中，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是唯一的根源，因为研究还不能肯定地建立起犯罪的心理起源和赎罪的需要这种观点。但是，即便知道它就是唯一的起源也没有什么必要。心理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也是需要阐明的。一个男孩与他父亲的关系，就像我们说的那样，是一个“矛盾的”关系。除了试图把他的父亲作为对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对于他的一定程度的温情也是习惯地性存在的。这两种精神态度结合起来，产生了与父亲形象的认同，因为他羡慕父亲，而且希望能够像他一样，男孩就想要处在他父亲的位置上，并且也因为他想把他赶走。这时，这一全部的发展过程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阻碍。在某个确定的时候，男孩会逐渐地理解：把他父亲作为对手取而代之的企图将会使他受到阉割的惩罚。这样出于对阉割的恐惧——也就是为了保持他的男性特征——他放弃了占有他母亲和除掉他父亲的愿望。就这个愿望留存在无意识之中来说，它构成了犯罪感的基础。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正常的过程，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命运，不过，这需要一个重要的详细地描述。

当我们称做两性同体的体质构成因子在孩子身上相对地较为强壮地发展起来的时候，更为复杂的情况就会出现了。因为那样，在阉割对男孩的男性特征的威胁之下，他的向女性方向离逸的倾向变得强有力起来，把自己替代成他母亲的地位，采取她作为他父亲的爱的对象的角色。但是，对阉割的恐惧也使这个解决办法不太可能。男孩懂得了：如果想要作为女人被他父亲所爱，那么他也必须屈服于阉割。因此，这两种冲动：对父亲的恨和对父亲的爱恋，都在压抑之下进行。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对父亲的恨因为对外部威胁（阉割）的恐惧而被放弃，而与父亲的爱恋被作为一种内部的本能性的威胁来对待，虽然，归根结底它还是返回到同样的外部的威胁。

使对父亲的恨不能被接受的是对父亲的恐惧，阉割是可怕的，无论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还是作为爱的代价。在压抑对父亲的憎恨的两个因素中，第一个是，对惩罚和阉割的直接的恐惧，可以被称为正常的因素，它的病理发生性（pathogenic）的加强好像只作为第二个因素的附加才到来；第二个因素是对女性姿态的恐惧。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两性同体的气质变成了神经症的前提条件和加重因素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一定具备这样的一种气质，它以一种能行得通的形式（作为潜在的同性恋）显示出它自身来，在他的生活中通过男性友谊来起到重要的作用，显示在他对情敌的奇怪的温情的态度中，以及显示在他对只能通过被压抑的同性恋来解释的情形的惊人理解之中，就如他的小说中许多的事例所展示的那样。

对于父亲的爱恨交加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在被阉割的恐惧下所发生的转变，对于不熟悉精神分析学的读者来说，我所作的描述也许是令人厌烦的和难以置信的，我虽然无法改变这些事实，但仍然觉得很抱歉。我个人希望正是这个阉割情结将必然地引起最为普遍的否认。但是，我只能坚持这一点：是精神分析的经验使这些事实超出了怀疑的范围，并且告诉我们在它们之中认识到每一个神经症的关键所在。然后，我们把这把钥匙应用到我们这位作家所谓的癫痫中。所以，与我们的意识相反的是我们的无意识的精神生活受到它控制的东西。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还不能详细地阐述俄狄浦斯情结中对父亲的恨的压抑的后果。这里有一点新的东西要补充：即，不管怎样，与父亲的认同最终为自己在自我中占有了一个永久的位置。它被自我所接纳，但是它作为分离的力量与自我的内容的其他部分相对立而使自己存在于那里。这样我们给予它超我的名字，并把父母影响的继承因素，这个最重要的功能归属于它。如果父亲是严厉的，粗暴和残忍的，超我就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些品质，在自我和超我的关系中，那被认为是受到压抑的被动状态又重新地建立起来。这个超我就变成了施虐的，而自我变成了受虐的——这就是说，最终是以女性的方式来被动地实现的。一种对惩罚的极大的需求在自我中发展起来，这一需求是其自身的一部分成为命运的牺牲者，一部分在被超我的虐待中找到了满足（即，在犯罪感中）。因为每一种惩罚最终都是阉割，因此，是对父亲的过去的消极态度的结束。作为最后的慰藉，命运只是父亲的后来的投影而已。

良知形成的正常过程必定和这里描述的反常的过程相似。我们还不能在这两者之间确立分界线。在这里，后果中的绝大部分被归于压抑的女性的被动因素将是可以观察得到的。此外，作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令儿子惧怕的父亲是否在现实中也很粗暴这一点肯定也很重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中，这一点是确确实实的，我们可以把他特殊的犯罪感和生活中的受虐行为的事实追溯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女性因素上。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式就是这样的：一个带有特别强烈的天生的两性气质的人，能够特别强烈地保护自己不依赖于一个特别严厉的父亲。这两个性特征作为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他的本性成分的一个补充。这样，他的早期像死亡一样发作的症状可以被作为他的自我这一方面对父亲的认同来理解，这被超我作为一种惩罚而认可。“为了使你自己能成为你父亲而想要杀死你的父亲。现在，你就是你的父亲，但是，却是一个死去的父亲。”——这就是歇斯底里症状的规范机制。更进一步：“现在你的父亲正要杀死你。”对于自我，死去的症状是在男性愿望的幻想中的满足感，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的满足；对于超我，这是一种惩罚性的满足——这就是，一种施虐的满足。这两者，自我和超我，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总的来说，主体和他父亲这个客体之间的关系，虽然保留了它们的内容，却已经被变形为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一个新阶段的新背景。来自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反应，如果现实不给它们进一步补充养分，那么，就像它们原本的那样，就会消失了。但是，父亲的性格特点保留得和从前一样，或者可以说，与岁月一起退化，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的恨和他希望他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仍然保留下来。如果现实实现了这些被压抑的愿望，现在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事了。幻想已经变成了事实，并且所有防御的措施也因此被加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症状发作现在表现为一种癫痫病的特征。它们依然确定无疑地把与父亲的认同表示为一种惩罚，但是它们变得很可怕，就像他父亲的令人恐惧的死亡本身一样。它们所进一步吸收的内容，特别是性的内容，是无法推断的。

有一件事是非常明显的：在癫痫发作的情况中，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狂喜。这也许是在听到死去的消息时所感到的成功的记录和解脱感，紧随其后的是更为残酷的惩罚一切。我们曾经预测过这样胜利和悲哀的后果，节日般的喜悦和哀伤的后果，就像在原始的游牧部落中，杀害他们父亲的兄弟们所经历的一样，并且，我们发现这在图腾祭祀的仪式中重复出现过。[8]如果可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在西伯利亚没有发作，那么这所阐述的观点是：它们只是对他的惩罚。当他正在受到其他的惩罚时，就不需要它了。但是这一点是不能被证明的。这样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能量节省方面的惩罚是必要的，毋宁说是这一点解释了这样的事实：他完好地度过了悲惨和屈辱的岁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作为政治犯的判刑是不公正的，并且他也一定知道，但是，他接受了卑鄙的父亲，沙皇，所给予的不应有的惩罚，作为他对他生身父亲所犯罪行所应得惩罚的一个替代。代替自己惩罚自己，他受到他父亲的代理人的惩罚。在这里，我们对社会所施加的惩罚的心理学上的理由有了一点了解。大多罪犯想受到惩罚是一个事实。他们的超我要求这种惩罚，这样就省去了超我施加在自我身上的惩罚的必要。[9]

每一个熟悉通过歇斯底里症状所进行的意义复杂的变形的人都会懂得：在这里，超出这个疾病的发作，任何能够跟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症状发作的意义的尝试都无法完成。[10]在这些自我谴责中，精神分析学看见“心理现实”的认同的标志，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发现。这足以使我们假设它们最初的意义毫无改变地保持在后来累积的所有内容中。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弑父企图产生出来的犯罪感中摆脱出来。这也决定了他在其他的两个领域内的态度，在这两个领域之中，与父亲的关系是决定因素，他的态度是相信国家的权威和相信上帝的信仰。在第一个领域内，他对他的卑鄙的父亲——沙皇是彻底的效忠，这个沙皇曾经同他一起在现实中演过杀人的喜剧，他的发作是如此频繁地表现在戏剧中。在这里悔罪占据了上风。在另外的宗教领域内，他保留了更多的自由：根据显然是可信的记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在信仰和无神论之间徘徊。他的杰出的才智使他忽视信仰所导致的任何智力上的困难成为不可能。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总结，他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从基督理想中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并且甚至去利用他所忍受的痛苦来要求扮演像基督一样的角色。如果总的来说他并没有获得自由和变成一个反叛者，那是因为忤逆罪，它普遍地存在于人类之中，它也是宗教感情赖以建立的基础，这在他身上获得了超出个人所应有的强度，甚至他那伟大的智力才能也对此无能为力。写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说我们已经放弃了分析的不偏不倚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服从于只能从特定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盲目推崇的观点来判断的结论上。保守的观点是会站在宗教法庭大法官的那一边的，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做出与我们不同的判断。这种反对是合理的，并且，人们只能为他找借口来开脱罪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具有被他的神经症而引起的智力上的抑制所控制的每一表现。

很难说是由于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出的著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都涉及了同一个主题：弑父。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弑父的动机——对于女人的性竞争，也是非常明显的。

表现最为直接的肯定是在从希腊传说中所衍生出来的这个戏剧中的表征。在戏剧中，仍然是主人公自己犯罪。但是在诗意的处理上不可能没有缓和与掩饰。赤裸裸的承认弑父的意图，就像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达到的一样，没有分析的准备似乎是难以忍受的。这个希望的戏剧保留了这个犯罪，并且，通过把主人公的无意识动机安排在他的命运受到强制的形式投射到现实中，在操纵的形式中引入了不可或缺的缓和成分。这个主人公不是有意图的做了这件事，显然他并没有受到那个女人的影响；然而，在这样的情境中，这后一个成分被考虑到是主人公在他重复象征他父亲的恶人的行为之后，只能拥有他的王后母亲。在他的罪行被揭露，并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之后，主人公并没有企图通过诉诸于命运的强迫这一表面的权宜之计来为自己开脱。他的罪行被承认了，也因此受到了惩罚，好像这些是完全的意识行为——对我们的理性来说，这一定显得不合理，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的这个戏剧中表现的更为直接一些，主人公自己并没有犯罪，而是由别人犯的罪。对于这个别人来说，这不是弑父。然而被禁止的对于女人的性竞争动机是不需要被掩饰的。而且，从折射的光中，即通过了解别人的犯罪对他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应该复仇，但是，奇怪的是，他不能让自己那样做。我们知道是他的犯罪感麻痹了他，但是，这种罪恶感以一种与神经症的过程完全保持一致的方式，移置到他的对于完成这个任务的不充分的感觉上。有一些迹象表明：主人公觉得这个罪是超越个人的罪。他像蔑视自己一样蔑视别人：“以每个人所应该受到的对待来对待他，谁将能免挨鞭笞呢？”[11]

俄国的这篇小说在相同的方向上又更进了一步。其中犯罪的也是另外的某个别人。但是这另一个人，像主人公德米特里一样，与被杀的人又是父子关系，在他身上，性竞争的动机是被公开地承认的，凶手是主人公的弟弟，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加在他的身上，即所谓的癫痫症，好像他想要去认识在自己身上的癫痫症、神经症就是一种弑父行为。那么，还有，在审判中的辩护词中，存在着一个著名的对心理学的嘲讽——说它是一把“切割两面的刀”：一个灿烂的伪装，[12]因为我们为了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事物的观点的最深层的意义，我们只能将它翻转过来。并不是心理学受到这个嘲笑，而是法庭的审问程序受到了这个嘲笑。是谁事实上犯罪，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同，心理学关心的只是知道是谁富有情绪地渴望这样做和当这一点被做到时，谁感到高兴。[13]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兄弟，除了阿廖沙这个反衬人物以外，都是同样有罪的——都是冲动的耽于声色的肉欲主义者，怀疑主义的愤世嫉俗者，患有癫痫症的罪犯。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场面。在佐西玛神父与德米特里谈话的时候，他发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于是就跪倒在他的脚下。这不可能意味着赞赏，而一定意味着这个神圣的人正在抗拒、鄙视和憎恶这个凶手的诱惑，因为这个原因使自己在凶手面前表示出谦卑。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罪犯的同情是无止境的。它远远超过那些不幸的残忍所有权要求的怜悯，并且使我们回忆起“敬畏”，在过去正是以这个敬畏来对待癫痫症和神经症的。罪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几乎就是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一定要被别人承担的罪责。这里就不存在着任何杀人的必要了，因为他已经杀人了，并且，人必定要感激他，因为，要不是他，这个人将必定迫使自己去杀人。这不仅仅是仁慈的怜悯，这是基于相似的杀人冲动的认同——实际上，是一个轻微被移置的自恋（这样说，我们不是讨论这个仁慈的伦理价值）。这可能也许是对待其他人的仁慈的同情的非常普遍的机制，一个用于这个受罪恶控制的小说家的极端的例子上的特别容易辨明的机制。毫无疑问，这个因认同所引起的同情是在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材料中的决定因素。他首先处理的是普通的犯罪（它们的动机是自我主义的）和政治的以及宗教的犯罪，并且，直到他的晚年他才真的回到这个基本的犯罪——弑父，并且，在一部艺术作品中，利用他自己来做他自己的忏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和他妻子的日记的出版已经使我们对他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即在德国的那段时期他疯狂地沉溺于赌博之中[14]有了清楚的了解，这一点，任何人都会毫无错误的把它认为是病理性的热情。这里不乏对这个明显的和毫无价值的热情文过饰非。就像神经症患者所经常发生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恶感采取了债务负担作为有形的表现，接着，他就能在这样的借口之后避难：他希望在赌桌上赢钱，这样就能回到俄国而不被债权人追捕。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并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机智足以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且能够诚实地承认这一点。他知道他主要是为了赌博而赌博——主要的是游戏本身（le jeu pour le jeu）。[15]所有他的冲动的无理性的行为的细节，都显示这一点，并且还显示了另外的某些东西。除非输掉所有的东西，他决不罢休。对他来说，赌博也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他向他年轻的妻子许诺或者用他的名誉来许诺，说他不再去赌博，或者是在特定的某一天，他不再去赌博了。并且，他的年轻的妻子说道，他几乎总是违背诺言。当他输得使他们两个都极其拮据的时候，他就从中获得了第二次的病理性满足。事后，他在她面前责骂和羞辱自己，要求她蔑视他，让她感到她嫁给这样一个不改悔的罪人而伤心，并且当他这样来逃避他的良知后，第二天又重新开始了这一切。他的年轻的妻子也已习惯了这样的循环，因为她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挽救他的真正有可能的是文学创作——从未像在当他们失去了所有东西和典当他们最后的财产时候那么好。当然，她不理解其中的缘由。当他的罪恶感通过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惩罚而得到满足的时候，那施加在他的工作上的抑制就不那么严重了，并且，他允许自己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走上几步。[16]

一个赌徒长期埋藏在童年时代的哪一部分是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而不再沉溺于游戏中重复自己呢？答案可以毫无困难地从一个故事推测出来，这个故事是由一位年轻的作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所写的，他也是偶然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专门的研究（1920）。在他的包括三个短篇小说的集子《情感的迷惑》（Die Verwirrung der Gefühle）（1927）中，有一篇题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Die Vierundzwanzig Stunden aus dem Leben einer Frau）的小说。这部杰出的小说表面上只是以显示一个漫不经心的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开始，甚至她自己都感到震惊，一个出乎预料的经历会把她改变成什么样子。但是，这个故事所讲的要远远地超出了这些。如果把它放在分析性的解释之下，那么，将发现它表现了某些很不同的事情（毫无为其辩护的倾向），某些具有普遍人性的事情，或者，毋宁说是某些男性的事情。并且这个解释是非常明显的令人难以拒绝的。这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本质特征，这个作家是我的一个朋友，当我向他询问时，他能使我确信我的这个解释与他的认识和意图是格格不入的。虽然开始叙述的某些细节好像有意设计来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一个线索。

在这个故事里，一位年老的贵妇人给作者讲了她20多年前的经历。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寡妇，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她了。在她42岁那一年，那时她已经不再对生活奢望更多的东西了，偶然地，她在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中，来到了蒙特卡罗的大赌场，在那里，所有这个地方给她留下的不平常的印象中，她很快被所见的一双手所迷住了，这双手似乎以令人吃惊的真诚和强烈，泄露了那个赌徒的所有感情。那双手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人的手——而作者好像是有意地使这个年轻人和这位叙述者的大儿子的年纪一样大——这个年轻人在输光了所有的一切之后，极度失望地离开了赌场，怀着明显要在赌场花园结束他无望的生命的意图。一种难以名状的同情的感觉迫使她跟随着他，并尽力去挽救他。他以为她只是赌场里一个普通的纠缠不休的女人，所以，要尽力试图摆脱她，但是她总是跟随着他，并且她发现自己是以一种身不由己的最自然的方式，跟着他来到了他在旅店的房间里，最后还与他上了床。在这个意外的爱情之夜之后，她迫使这个显然已经冷静下来的年轻人庄严发誓他将再也不去赌博了。她给了他回家的路费，并答应在他离开之前，在火车站见他。但是，现在她开始已经对他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柔情，准备牺牲她所有的一切来拥有他，并且下定决心跟他一起走，而不是说再见。各种意外的事情耽搁了她的时间，因此，她延误了他的火车。怀着对失去的年轻人的渴望，她再一次回到了赌场，令她惊恐的是，在那里她再一次见到了那双激起她的同情心的手：那个无信的年轻人又回到了他的赌桌前。她提醒他发过的誓言，但是，他沉溺于赌博的激情中，他叫她是扫帚星，让她滚开，并把她想挽救他的钱扔了给她。她怀着极度的羞辱匆忙地离开了，后来她明白：她想要从他的自杀中拯救他的行为失败了。

这个绘声绘色的，动机无误的故事本身当然是完美的，也肯定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它是基本上基于一个属于青春期的充满希望的幻想之上而创造出来的，事实上许多人会有意识地回忆起这个幻想。这个幻想体现了一个男孩的愿望：即他母亲为了从手淫引起的致命的损害中拯救他而应该主动地亲自使他进入性生活（无数富有创造性的关于救赎的主题都有同样的起源）。手淫这个恶习被毒瘾所代替。[17]强调手的热烈动作暴露了这个来源，的确，对赌博的热情是以往手淫冲动的等同物，“游戏”实际上是幼儿园里用来描述用手玩弄生殖器的词。那难以抗拒的诱惑的本性，严肃的解决方式是保证再也不干了，然而又总是不遵守。使其眩晕的快乐和告诉他的他正在毁灭自己（自杀）的不好的习性——所有这些因素都毫不改变的留存在替代的过程中，确实，茨威格的小说是由母亲而不是由儿子讲述的，它必定让儿子高兴地想到：“如果我妈妈一旦知道手淫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她当然会允许我在她自己的身上发泄所有的柔情，来把我从危险中挽救出来。”在这个故事中，他把母亲等同于妓女，这一等同与同样的幻想联系起来。他使得难以接近的女人变得容易接近了，与幻想相伴随的不良的习性给小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局。注意到作用所赋予小说的特征如何设法掩盖其精神分析的意义，也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女人的性生活是否由突然的神秘的冲动所支配，是极其值得怀疑的。相反，精神分析学揭示了对于这个逃离爱情的女人所做出的令人惊奇的行为的充足的动机。对于她死去丈夫的忠贞使她抵御所有的相似的诱惑：但是——这里她儿子的幻想是正确的——作为母亲，她不能逃避把爱无意识地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她被无法抗争的命运抓住了。

如果对于赌博的嗜好和与违背诺言的不成功的斗争以及它所提供的自我惩罚的机会是手淫冲动的重复的话，那么，我们发现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占据这么大的位置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总之，我们并没有发现在严重的神经症的病例中，在其中儿童早期和青春期的自行性满足没有起作用。压制这种自行性满足的努力和对父亲的恐惧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这里就不必多说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