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权力转移理论的巅峰之作
译者序：权力转移理论的巅峰之作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赴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两个大局”交汇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宏大的时代背景。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就需要加强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学习，从百家争鸣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波澜壮阔的大国兴衰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美国学者奥根斯基在1958年首创“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一经问世就对国际冲突研究产生深远影响。1980年推出的《战争的比价》是奥根斯基及其学生历经多年打磨和思考将该理论集大成的著作，数十年来一直是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学者的必读之作。
权力转移理论的提出与传承
1923年5月12日，权力转移理论的奠基人肯尼思·奥根斯基（Kenneth Organski）出生于罗马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年7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颁布多项反犹法令。为逃避法西斯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奥根斯基的父母于1939年带着两个儿子移居美国。奥根斯基于1947年和1948年在美国纽约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51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1952—1964年执教于加拿大布鲁克林学院，1965年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著有《世界政治》《人口与世界权力》《政治发展的阶段》等著作。
杰克·库格勒（Jacek Kugler）是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教授。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库格勒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期间，开始和奥根斯基一起从事“权力转移”研究，二人于1980年共同完成了《战争的比价》一书。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从师生成为了挚友，在本书致谢中仍然对这段共同切磋的经历津津乐道。
库格勒的主要研究专长是权力转移理论和国际冲突研究，他曾任美国国际关系协会（ISA）主席、和平科学协会（the Peace Science Society）主席，担任美国国务院、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顾问。1981年，库格勒、奥根斯基和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共同创建了总部设于纽约的决策洞见（Decision Insights）智库，以协助美国政府和私营公司参与复杂谈判解决争端。
在国际冲突研究领域，很多学者认为战争的爆发与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关。权力转移理论在相关研究中独树一帜。“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这一概念是奥根斯基的原创。1958年，奥根斯基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一书中首次提出“权力转移”理论。2该理论认为，战争的爆发源于大国之间增长速度的不同，当国际体系中的挑战者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超越体系主导国，国际体系发生“权力转移”，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奥根斯基主张，当大国间力量对比“持平”（power parity）时，最有可能爆发战争。
自权力转移理论提出以来，奥根斯基带领主要由其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不断探索，悉心完善这一理论。1968年，奥根斯基推出《世界政治》第二版。他指出国际体系中的挑战者往往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而主导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想要维持现有秩序。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在时机来临时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战争以改变现状。31980年奥根斯基和杰克·库格勒在《战争的比价》一书中用严谨的数理统计学方法，结合案例研究系统地检验了权力转移理论，完成了这部经典著作。
奥根斯基深耕国际冲突研究领域，开拓出一个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的研究项目。多年后，奥根斯基的学生以及国内外多位学者仍然在继续拓展和深化权力转移理论。1988年侯威林（Henk Houweling）和西卡玛（Jan G. Siccama）用另一套数据库和验证方法检验了权力转移理论。4莱姆克（Douglas Lemke）将权力转移理论的分析层次转向地区层面，利用中东、远东、南美和非洲地区的数据，验证了自己提出的多元等级模型（the multiple hierarchy model）。5库格勒和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主编的《对等与战争：〈战争的比价〉的评估和拓展》《权力转移：21世纪的战略》等著作都在继承和发展权力转移理论。6
1992年美国政治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授予奥根斯基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其在国际冲突研究中作出的重大贡献。1998年3月6日，奥根斯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与世长辞，享年74岁。在他的悼词中，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们将永远怀念肯尼思，不仅是因为他的睿智和原创力，更是因为他总是热情洋溢，热爱语言，温柔敦厚，而且具有广交朋友的天分。他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孙子，他的家人和一代代学生终将深切缅怀他。”7翻开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权力转移：21世纪的战略》，你能在扉页看到一张照片，一位慈祥的老人正坐在桌前爽朗地大笑，题注是“献给奥根斯基——一位有着不凡思想的卓越人士”（To an extraordinary man with extraordinary ideas—A.F.K. Organski）。8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完美结合
《战争的比价》英文标题为“The War Ledger”。“Ledger”一词在英语中有账本的含义，因此国内学者也曾将这本书译为《战争的分类》《战争明细账》《战争分类账》等。然而如果将书名直译为《战争账本》，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清算战争旧账的书，猜想其中内容涉及战争的经济损失、死亡人数、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等。秦亚青教授曾将此书译作《战争的比价》，并指出其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9这一译法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老师的支持。在翻译过程中，我也逐渐感觉到“比价”比“账本”一词可以更传神地表达全书的主旨思想，也更具动态的美感。从原书内容看，权力转移理论关注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尤其是体系主导国和挑战者之间能力的比值。作者将体系中的大国两两分组，计算二者能力的比值。他们认为，当挑战者的能力接近主导国的80%时，最容易爆发国际冲突。在推导各种公式的时候，作者也计算了多个比值，例如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口的比值、税收和国际生产总值的比值等。
《战争的比价》聚焦和战争相关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大战为何爆发，战争的胜负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战争的结局对战争参与者的复苏有何影响？奥根斯基和库格勒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弱胜强，拥有强大实力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再次遭到重创，以色列也能战胜兵力远超过自身的对手。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框架。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断言，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和挑战者之间增长速度的不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这一不稳定进程以及接踵而来的强者之间的冲突，恰似磁石一般将体系中所有大国都卷入战争之中。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将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相结合构建了国家能力模型，认为决定战争的胜败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实力，而是其政治体系动员资源的能力。为了避免战败是因为某个国家并未全力投入，同时排除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在选取案例的时候，既要保证各战斗方均全力以赴，又要保证战争没有受到非战争参与国的影响。
他们还发现了战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战局已定，战败国往往会以更快的速度东山再起，在战争结束15年到18年之后，战斗各方的实力又将回到倘若没有爆发战争其本来应该所处的位置上。从权力角度看，战败者的快速复苏抹平了之前的损失，某些国家甚至赶超了战胜国。这种不可思议的复苏就是凤凰涅槃因素（the Phoenix Factor）。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凭借深厚的研究功力，娴熟地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去验证权力转移理论。这部著作既逻辑严密而简约，又不乏历史研究的深度。本书的定量分析建筑在扎实的数据库基础上，广泛参考了世界银行的社会经济数据库和特色馆藏数据库、麦迪逊（Augus Maddison）的战争数据库等多个权威数据库。作者还使用了《SIPRI年鉴》、美国空军《统计摘要》、《飞机和导弹摘要月刊》等资料。书中的公式、图表和数据均展示了两位学者在定量研究领域的精深造诣。
《战争的比价》中的案例研究充满了鲜活的细节，并不会因为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就给人枯燥乏味之感。仅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罗伯特·肯尼迪这样回忆肯尼迪总统在危机决策时焦灼的心情：“他的手伸向他的脸，捂住了嘴巴。他张开拳头，又紧握拳头。他的面容憔悴，眼神痛苦，眼珠几乎变成了灰色。我们凝视着桌子另一头的对方。在稍纵即逝的几秒钟里，那里似乎空无一人，而他不再是总统。”在世界处于核大战边缘的危急关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一样倍感压力。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透露，为了缓解民众的焦虑情绪，他建议苏联其他领导人和他一起去莫斯科大剧院，这是在向国内外民众发出平安的信号，让他们在当天晚上可以“安宁地睡一觉”。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质疑核威慑模型，认为核武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间关系。他们指出，在各国面临冲突升级风险和核大战阴影的时候，核武器并不会起到“让事态冷却”的作用。冲突各方在核对抗中的行为也不符合威慑理论的预期。人们在面临核战争风险时，甚至可能更倾向于诉诸武力。
权力转移理论对今天的启示意义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权力转移理论至今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20世纪末，迪奇科（Jonathan M. DiCicco）和列维（Jack S. Levy）尝试梳理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历程。他们认为，“‘权力转移’理论跨度达40年，历经三代学者的努力，已成为最具持久性的研究计划”10。朱锋教授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有关中国崛起是否将导致国际不稳定甚至冲突的众多学术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在西方，有关中国崛起的常识性看法更是直接同‘权力转移’理论存在某种联系。”11时至今日，该理论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国际政治的常识。从2022年6月到2023年6月，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在学术期刊论文摘要中出现“权力转移”一词的论文有24篇，学者在探讨地缘政治、社交媒体、网络安全、全球卫生治理等议题时，都使用了“权力转移”“权力转移理论”等词汇。这充分体现出该理论穿越时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权力转移理论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奥根斯基和库格勒严谨扎实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穷毕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构建和验证权力转移理论。他们对均势理论家的批判也体现了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均势理论家犯下了社会科学家频频出现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陶醉于构建动态模型，却没有掌握长期数据。”《战争的比价》在确定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了“政治能力指标”（political capacity indicator）。作者运用大量篇幅来梳理学术文献，比较各种衡量国家政治能力指标的优劣。他们颇具洞察力地指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一国政治体制的能力，特别是其政治体制动员资源的能力，而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税收能力是衡量国家政治能力的关键要素。这一观点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作者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发展中国家。他们大胆创新，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持有的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政治体制效率必然低下的观点。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再因循守旧地按照西方模式来发展，运用社会和经济表现来衡量政治表现突然不再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国家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正是这种学术创新的勇气使他们在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揭示了在国际冲突中实力较弱的一方以弱胜强的原因。
第三，作者对未来的判断也是基本准确的。早在1980年，他们在预言未来的国际格局时，以可控制的资源作为衡量标准，预测苏联将接近美国的实力却无法超越它，而中国很可能赶超苏联并在几十年后赶超美国。他们还颇具远见地预言：大国之间权力赶超的过程并不必然会导致战争爆发。这样的预见性甚至远远超过2 1世纪的某些学者。
第四，本书对于核武器作用的判断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各种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很多人都认为技术发展在重塑国际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国际冲突的规则。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并不相信核武器能阻止战争爆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核武器并不能像人们幻想的那样，赋予国家领导人梦寐以求的控制国家命运和国际和平的工具：“核武器无法阻止各个层次上的对抗。要相信它们能做到这一点，就等于相信魔法。”他们明确提出：“所谓核武器的奇迹特性，像多数奇迹一样是空中楼阁。”
当然，权力转移理论自问世以来也遭遇了不少质疑。例如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国的权力。他们将潜在权力和实际力量等同起来，这两个概念通常是不能等同的。”12金宇祥（Woosang Kim）认为，“权力转移”研究“不仅要考虑大国内部的权力，还需要考虑其盟友的潜在支持”，当潜在挑战者得到盟友的支持，赶上主导国的权力，并有强烈的愿望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时，就很可能爆发大国间战争。13金宇祥和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指出，挑战者和主导国对待风险的态度、挑战者的不满等因素，都会影响战争的结果。14“权力转移”研究议程的影响力从此后层出不穷的文献可见一斑。
本书内容丰富，在序言中只能浮光掠影地介绍其中的观点，读者可以更仔细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章节，享受与一流学者展开深层次对话的乐趣。
作为没有受过任何统计学训练的译者，一开始拿到这部名著，书中的图表和公式看得我一头雾水，心中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犯下常识性错误。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的本科同学、军事问题专家祁昊天助理教授向我伸出援手，帮我审阅了三个附录，更正了附录三表A3.2中军事术语，还向我耐心讲解了公式的含义。祁昊天博士在美国受过系统的统计学训练，他的指导让我心中的大石落了地。
自从2009年博士毕业到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以来，外交学院王帆院长、国际关系所曲博所长和凌胜利副所长、赵怀普教授、周永生教授、谭继军教授、卢静教授、李海东教授、高尚涛教授以及其他领导和同事都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给予很大帮助，让我不胜感激。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度过了九年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涯，每次回到母校，见到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都能感到回归精神家园的温暖。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教授、王联教授、韩华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钟飞腾研究员都曾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给予诸多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时代中美国际安全危机管控研究”（项目号20BGJ063），感谢该项目对我研究和翻译本书的资助与支持。
笔者数理基础薄弱，在翻译过程中深感学力有限。书中错漏之处由本人负责，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高望来
2023年6月26日
注释
1. 杜尚泽：《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微镜头》，《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第2版。
2. 3.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4. Henk Houweling and Jan G. Siccama, “Power Transitions as a Cause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2, Iss.1, March 1988, pp.87—102.
5.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7. John Jackson, “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32, Iss.3, September 1999, p.619.
8. Ronald L. Tammen et al.,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Press, 2000.
9. 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0页。
10.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Iss.6, December 1999, p.675.
11. 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24页。
1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6页。
13.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833—850.
14. Woosang Kim and James D. Morrow, “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4, November 1992, p.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