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核军备竞赛与威慑

读者很有可能认为，我们之前提出的论点和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仅仅适用于不复存在的国际秩序情境中，主导这一国际秩序的规则已经失效了。在核时代，导致战争、影响战争胜败以及推动复苏的力量仍然完全不受人左右，也无法改变方向吗？那么核武器呢？难道核武器并没有完全改变国际冲突的规则吗？肯尼迪总统是这样认为的，他曾经说过，美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改变了问题……，也改变了所有问题的答案”¹。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要在开始分析前提出一个观点，此前各章得出的结论是，大国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大战与其说是不同国家相互冲突的目标和政策的产物，不如说是体系中行为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以及人口变化的产物，其中超级大国的变化尤其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军备计划也是这样的内部进程的结果。国家购买武器是因为它们因发展而更加富有，获得了可能用于防务的额外资源。当然，获取武器反过来也加快了该国的发展速度。

我们应该考虑发展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整本书中均探讨了战争问题，却没有直接探讨军事力量，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认为，政治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如此密切相关，因此完全可以从一个因素推导出另一个因素。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量的总分很高，我们就可以假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军事权力的得分也会很高。我们应该在这里再一次解释其原理。

作为规律，在工业革命后，工业和军事权力密切相关。每一枚武器的破坏力都比较小，军备和武装力量的上限是由经济生产力以及能够工作和战斗的人口规模决定的。单纯通过增强武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解决其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导致的严重劣势。事实上，一个国家究竟有多么强大，完全取决于其经济生产力指标。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即使是最有决断力的武装政策也仅能略微改善任何国家的总体权力地位。只有在两个对手的人口、经济生产力或者政治效力方面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才会有明显效果。例如，这往往适用于欧洲大国。这就是为什么可以通过直接衡量政治经济权力来推断军事力量。国际体系也以这一联系为基础。

然而，核武器的出现即使没有彻底切断这一联系，也严重削弱了这一联系。作为结果，掌控体系生命线的规则已被彻底颠覆。时至今日，过去总是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能力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如今唯一重要的因素是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按照这一新的世界观，军事力量似乎最终摆脱了过去人口基数以及生产和政治能力对其的制约。(https://www.daowen.com)

这种新的事态将导致什么结果呢？概言之，我们可以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有人主张，这些新的恐怖武器无需被使用，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威胁使用这些武器就足以让其他国家感到恐惧，让它们不做核国家不能接受的事。总之，核武器的作用就是威慑作用。²从根本上看，世界和平取决于核力量分布大致平衡的状态。

第二，因为新的武器如此强大，人们相信，科技或者数量上的突破可能导致核力量的布局发生重大变化。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均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在承受敌手的核攻击后仍然可以回击的能力），核武器的分布就有大幅度波动的空间。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核国家能否可靠地运用第二次打击力量取决于侵略者的力量和准确性。一个国家如果在核武器方面落后，可能会在安全上面临灾难性后果，因为世界和平以及国际和平是与核力量的平衡密切相关的。³一个核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非常密切地关注其他核国家在做些什么，以免自身陷入不利地位。对于一个核时代的国家，竞争就是生活准则。

显然即使上述主张只是基本正确的，我们还是需要修正此前写过的大部分内容，以解释当代战争。因此，本章的重要任务就是探究这些主张。

我们的战略就是，通过系统分析每个发生核对抗的案例中参与者的行为，来检验上述假设（例如其中至少一个竞争者拥有核武器），并尝试判断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参与者的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双方均有核武器，我们的战略就将探究二者是否会相互竞争以避免落后。在核威慑理论中，竞争者存储武器的竞赛正是证明恐惧和威慑关联性的关键一环；这反过来也是军备计划是外部危险的产物的重要证据。另一方面，如果军备计划与外部威胁无关，而是内部压力的产物，那么核军备的发展和生产就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国家间互动决定的。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将会发现，和其他项目一样，在生产和购买武器方面投入更多资源的决策源于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顺便提一句，这种对建设和储备武器的解释，更符合此前我们在书中的发现。如果数据说明这些解释确实是正确的，它们就会在核时代的特殊情境下有更大说服力。

我们首先要分析核威慑的总体构想。随后，我们假定威慑理论成立，并将探究事实上是否正如该理论所言，主要核国家打造核武库的做法是对其对手行为的直接回应。最后，我们将提出一些关于最重大问题的观点：倘若没有爆发核战争，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