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我们的研究确认了一个事实：我们的数据说明，一些关键行为可能导致体系中所有国家走向大战。均势模型无法解释多数的关键行为，即使不是对所有的关键行为都没有解释力的话。均势模型不仅犯了细节性错误，作为该模型基础的体系概念似乎也是错误的。
基于权力转移概念的模型正确地描述了这些行为及其联系。我们的数据表明，这些行为是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大战爆发的机制。促使国际体系势不可挡地走向战争的根本问题是大国之间增长速度不同。尤为重要的是主导国和挑战者之间增长速度的不同，直接导致后者的权力赶超了前者。34正是后者对前者的超越使体系变得不稳定。
两个国家沿着权力发展轨迹行进的相对速度也非常重要。一个国家赶超另一个国家的速度越快，战争爆发的概率就越高。
最后，这一不稳定进程以及接踵而来的强者之间的冲突，恰似磁石一般将体系中所有大国都卷入战争之中。这些国家或者仰仗其领导国建立的秩序才能拥有它们已拥有的东西，或者指望通过打破现有秩序来赢得新的东西。同盟从另一方面也是导致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挑战者赶超主导国是一个事实，起初挑战者实力更强。然而同样现实的问题是，在我们检验的两个案例中，主导国的联盟比挑战者构建的联盟更加强大。挑战者试图将领导者拉下宝座并重塑国际秩序。当两个领导者的力量对比以及两个同盟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两组变化均可能以不同方式让双方不断逼近打仗的时刻。
最后要说的是，任何探索一组数量很少的精英国家冲突行为的规律的人，都难免会因为在贫乏的证据基础上总结规律而感到不安。可用于比较的案例屈指可数，从中观察到的现象也极其有限，这样的总结能够令人信服吗？我们该如何确定我们并没有逾越了证据的边界呢？我们只能重复我们的警告：我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决定性回答，而不过是探索性发现。然而，我们仍然必须重视这些结论。这样的发现究竟有多大意义，引领我们作出发现的理论究竟有多大解释力，也许可以通过后面简单的检验来解释。如果我们假定，在我们研究的每个案例中，挑战者赶超的进程与后续的战争是完全独立的事件，两件事却在现实中发生了，那么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计算这种可能性。如果年复一年地考虑我们研究的整个时期，如果两个现象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它们同时发生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如果我们将二十年作为观察时期的话，那么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只有六千分之一。根据这样的计算，我们似乎有理由宣布，支持我们发现的理论一定具有较强解释力。
正如我们怀疑的那样，权力及其变化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任何国家权力的来源都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我们认为正是增长速度的差异为该发展模式留下的烙印，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发现让人沮丧。确实，我们也这样认为。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也不能在这一趋势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随意作出选择。工业化、城市化、政治动员以及将人口吸纳进政治结构的过程是无法易如反掌地控制的。我们无法根据对外政策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控制这样的趋势。它们在国际层面上的政治后果也是不可控的。国际政治工程（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ngineering），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工程，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神话。
让我们现在思考增长的模式以及后续对权力的回应是否确实导致冲突的结果。
注释
1. Robert F. Kennedy, Thirteen Days (New York: W.W. Norton, 1969), pp.127—128.
2. 值得关注的作品包括Geoffrey Blainey，The Causes of War（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5）；Quincy Wright，A Study of War，abridged ed.（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Russet，Peace，War，and Numbers；Manus Midlarsky，On War（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5）；Choucri and North，Nations in Conflict；Organski，World Politics。
3. 对这个模型的假设和政策建议的批判性分析，参见E.H. Carr，The 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4），chap.8；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Organski，World Politics，pp.404—427。对于近期更正式的对假设的具体分析，参见Charles Lucier，“Power and the Balance”（Ph.D dis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1974）。
4.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p.274.
5. E. Haas, “The Balance of Power: Prescription, Concept, or Propagan-da”, World Politics, 5, no.4 (1953).也可参见George Liska, International Equilibrium: A Theoretical Essay on th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6. Inis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114—115, and chap.4.
7. 集体安全模型不同于均势模型和权力转移模型，因为它并不是直接解释国际体系以何种方式向战争形态转化，而是解释应该如何避免战争。参见Organski，World Politics，pp.404—427。
8. 权力转移模型并不是唯一使用国际动因来预测冲突可能性的模型。乔克利（Choucri）和诺思（North）的著作《冲突中的国家》指出，国内增长产生的侧向压力，导致国际体系主要竞争者之间产生摩擦，可能导致冲突。特别是当扩张行为被其他国家的扩张行为阻止后。其结论是：“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国内增长（由人口密度和人均国民收入所衡量）一般而言是国家扩张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国内增长和国家扩张与军事开支、同盟和国际互动有密切联系，很可能导致暴力活动。”（Nations in Conflict，p.278.）
9. Organski，World Politics，pp.364—367.在从“欠发达”过渡到“发达”国家地位的过程中，国家在使用资源和影响其他国家行为方面迅速获得了巨大收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地位完全是与其他国家相对而言的，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可以通过超越那些停滞不前的国家，或者通过缩小与领导国之间的差距来获得巨大收益。国家生命的这一阶段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权力的过渡性增长时期”。当一个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弥合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权力增长的速度将不可避免地迅速下降，尽管获得可观的绝对收益的趋势仍然在持续。原因很简单，赶超高度发达国家的收益已经在前一阶段被吸收了。权力是一种相对概念，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权力增长相比，收益必然是最小化的。尽管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权力的增长速度将会放缓。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达到了权力成熟的阶段。参见A.F.K. Organski，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65）。
10. 任何国家权力的显著变化都与其发展过程中可描绘而且可预测的进展有关。包括三个阶段：首先，在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体系提炼并汇聚资源的能力增长之前，国家发现它们只能使用很小一部分人力和物力资源。发展速度缓慢，国家因此是弱小的。即使发生了变化，也几乎是察觉不到的缓慢的变化。一切可能从发展中得到的权力收益均属于未来，这一阶段被称作“权力的潜在增长阶段”。
11. William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12. 我们并不是首次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各种竞争性理论的解释力，参见Richard Rosecrance，Alan Alexandroff，Frian Heal，and Arthur Stein，Power，Balance of Power，and Status in Nineteenth-Centu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1974）。也可参见Singer et al.，“Capability Distribution，”pp.19—48。
13. Organski，World Politics，p.104.在汗牛充栋的关于权力的文献中，人们就如何界定权力达成了微弱的共识。分歧的范围较为狭窄，从多伊奇（Karl Deutsch）和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提出的定义以及前面引述的文本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多伊奇将权力界定为“在冲突中占据上风以及克服困难的能力”（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2）；而摩根索将权力界定为“人控制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Politics among Nations，p.28）。
14. 国际政治专家普遍认可国家能力（或者权力资源）与国家权力的概念的区别。在本章中，我们只探讨了国家能力和权力资源。然而为了不因反复重复“国家能力”（national capabilities）而使读者感到索然无味，我们将交替使用三个术语：国家能力（national capabilities）、权力资源（power resources）和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读者在看到这三个词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指的都是国家能力。(https://www.daowen.com)
15. 关于“认知”（perceptions）为何成为评估国家力量的重要因素，霍尔斯蒂（Ole Holsti）进行了精彩论述。Ole 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no.3（1962）: 244—252；也可参见K.J. 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 Prentice-Hall，1967），chap.7。
16. 下列作品对于经常被视为国家力量的要素进行了归纳：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New York: Doubleday，1966）；Ray Cline，World Power Assessment（Washington，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75）；及William Coplin，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1970）；Organski，World Politics，chaps.7—9。
17.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chaps.6—8; Singer et al.,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pp.21—27; Nazli Choucri and Dennis Meadow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rowth: A Simulated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T, 1971) pp.23—24.这一分析将科技视为独立变量而不是经济产出的要素。
18. 实际上可供选择的举措并不多。目前为止，只有几例尝试估算国家能力某个方面的著述：Wilhelm Fuchs，Formein zur Macht（Stuttgart: Deutsche Varlarge-Anstaldt，1965）；Clifford German，“A Tentative Evaluation of World Powe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March 1960）: 138—144；Organski，World Politics，pp.208—209。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对于探讨整合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参见Military Power and Potential（Cambridge，Mass: D.C. Health，1970）；也可参见Knorr，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and Wayne Ferris，The Power Capabilities of Nation States（Lexington，Mass.: Lexington Books，1973）。
19. 富克斯（Wilhelm Fuchs）在《国力方程》（Formein zur Macht）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模型。他提出了这一公式：权力=人口a×工业化b。富克斯为要素增加了指数权重，而我们的公式隐含的加权方式也被他阐明并成为变量。在原则上，为要素增加赋值当然是个重要进展。然而，在这个例子中，赋值包含的潜在假定极具争议性。富克斯衡量国家权力的有趣尝试还有另一个重要缺陷。他最初假定了力量对比，将评估简化为简单地操纵要素。然而这一点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权力关系是先验的，就没有必要评估要素，如果不是先验的，从假定的价值中推导出的价值本身也是假定的。关于对富克斯作品的评价参见Jacek Kugler，“The Consequences of War: Fluctuations in National Capabilities Following Major Wars，1880—1997”（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3），pp.71—74；也可参见Klaus P. Heiss，Klaus Knorr，and Oskar Mrgenstern，Long-Term Projection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Princeton，N.J.: Mathematica Inc.，1973），pp.335—343。
20. 评估各种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效用的学者的著述频繁提到这一事实：总产出数据可以很好地评估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配。如Steven Rosen，“War，Power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uffer，”in Russet，Peace，War，and Numbers，p.171；及Charles Hitch and Roland McKean，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in the Nuclear Ag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chap.1；Normal Alcock and Alan Newcombe，“Perceptions of National Powe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4，no.3（1970）: 335—343。然而并不是所有学者均认为总产出是衡量国家权力的最佳宏观指标。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消费的能量总值，也许可以更好地从总体上衡量其国家能力，因为这样的衡量标准更容易进行跨国比较。这两种衡量方式是高度相关的，参见Heiss et al.，Long-Term Projections，pp.59—62。然而将总产出作为核心概念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21. Singer et al.,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pp.19—26.参见James Ray and J. David Singer, “Measur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1, no.4(May 1973): 403—437。
22. 研究步骤可以正式表示如下，若X′ij表示在现实中j国在权力要素i中所占的比率，而j=1，…，n个国家，而i=1，…，r个权力维度。最终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的Xij的衡量可以通过两步得出：
（1）
和Xij之间具有这样的转化关系：
，而
。
（2）对于国家j的能力衡量可表示为：
。
23. Kugler, “Consequences of War, ”pp.82—94.
24. 在我们研究中，多数关于国内总产值数据出自Angus Maddison，“Trends in Output and Welfare”，mimeograph（1975），最近发表于Carlo M. Cipolla，ed.，Contemporary Economics，The Fontat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6，p.2（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1977），该研究对于麦迪逊（Maddison）此前在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4），pp.194—196，以及Economic Growth in Japan and the USSR（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9），pp.154—156上发表的估算数据作出了修正。对于某些国家需要进行调整，或者要补全整个系列，关于这些调整和数据库的详细的描述，参见Kugler，“Consequences of War”，pp.293—297。
25.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Measuring Systemic Polar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 no.2(1975): 187—216. Bueno de Mesquita, “The Effects of Systematic Polarization on the Probability of War”(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Toronto, Canada, February 1975).
26. 关于对风险、同盟和战争的详尽论述，参见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War Trap（forthcoming）。
27. 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Wages of War 1816—1965: A Statistical Handbook (New York: John Wiley, 1972), pp.58—90; J.David Singer and M.Small, “The Composition and Status Orde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815—1940”, World Politics 18, no.2(1966).
28. 其他实证研究著作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参见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Alliance Aggregation and the Onset of War，1815—1945”，in J.D. Singer，ed.，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8）pp.247—286；and 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War in History a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 Message”，in W.Coplin and C.Kegly，eds.，Analy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Praeger，1975），pp.220—249；Bueno de Mesquita，The War Trap。
29. 我们从样本中排除了三组一国赶超另一国的国家，它们同时还在和第三个竞争者打仗。比如我们排除了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苏联和英国组合。
30. 概率单位分析（probit analysis）的结果可以使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来复制，而不需要作出显著的变化。关于如何解读概率单位分析结果的争议，参见John Aldrich and Charles F.Cnudde，“Probing the Bounds of Conventional Wisdom: A Comparison of Regression，Probit，and Discriminant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no.3（August 1975）；Richard McKelvey and William Zavoina，“A Statistic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Ordinal-Level Dependent Variables，”mimeograph（University of Rochester，1974）；Martin Zechman，“A Comparison of the Small Sample Properties of Probit and OLS Estimators with a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mimeograph（University of Rochester，April 1974）；William H.DuMouchel，“The Regression of a Dichotomous Variable，”mimeograph（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3）。
31. 当我们把相对力量和增长作为独立因素而不是互动的因素来分析的时候，每一个案例中的差异几乎是相似的。第一个可以解释30%（R2：0.33）的差异，而第二个可以解释20%（R2：0.23）的差异。然而结论是不稳定的，因为这些因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32. 两个近期的研究似乎说明，这些发现具有普遍性，尽管它们使用的衡量标准和样本并不相同。参见David Garnham，“The Power Parity and Lethal International Violence，1969—1973，”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no.3（1976）: 379—394，and E. Weede，“Overwhelming Preponderance as a Pacifying Condition among Contiguous Asian Dyads，1950—1969，”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no.3（1976）: 395—412。
33. 在国家间每一次互动中，一些同盟遗留的效果可能尚未显现出来。拿破仑三世可能相信他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将得到英国、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支持。这一信念可能影响了他策划战争的过程。同时，英国和日本达成了防御协议，英国本来可以选择遵守承诺然而并未遵守。尽管如此，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对双方的战略均有影响。
34. 对这个问题的出色讨论，参见Choucri and North，Nations in Confl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