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因素

我们分析的战争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战争的结果对于权力的影响。从权力的角度看，战争之所以是“有意义的”，不过是因为更强大的国家可以打退其挑战者，或者更弱小的国家可以凭借在军事上打败对手来削弱更强大的国家。我们的主要理论关切可以转化为下述问题。战争的结果能否决定其最终结局呢？如果一个大国在一场重大冲突中位于胜利者一方，这能否保障其在未来的优势地位呢？在战争之后，和其他国家相比，作为胜利者权力来源的资源库将如何变化？资源总量会扩大、保持不变，还是减小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在重大武力冲突中失败，这会不会彻底终结其耀武扬威的行为呢？更准确地说，这个国家的权力资源会不会永久下降呢？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切入了过去所有的著述以及现在人们仍然在论证的有关战争、安全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假设的核心。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需要进行复杂的运算。我们再次使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权力的标准，正如我们在探讨战争起源时所做的那样，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在战争中被选为检验案例的多数参与者是发达国家，对于这些国家，要评估可供其使用的权力资源库的大小，国民生产总值是最合适也最容易获得的标准。要评估作为战争结果的权力变化，我们确定的模型可以将一个国家在战前的表现一直外推到战后时期。外推法是一条线索，可以揭示倘若战争没有爆发，力量对比将发生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每个国家的预期表现与实际表现。

我们选择的作为检验案例的战争以及作为行为体的国家包含复杂的内容。我们决定仅考虑最致命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的影响最为深远。为了最好地反驳没有显而易见的损失不过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动力的观点，我们选择了两场最致命的战争。因此，我们选择了历史上两场惨烈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场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39个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主要数据。这些数据有些匮乏，然而并未匮乏到无法展开我们感兴趣的合理分析的程度。在给不同行为体派定角色的时候，我们也想确保战胜国和战败国在战后付出的成本实际上与它们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相关，因此战后的情况可以被视为战争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没有参与战斗的国家发挥了受控者的作用。此外，我们无法保证战斗者在资源上的损失实际上是参与战争的结果。

我们思考了战争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让人震惊。一方面，短期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那些不参与战争的国家的权力并未明显受到冲突的影响。其权力的表现与没有爆发冲突相差无几。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战胜者仅承受了很小的损失。而失败者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蒙受了沉重的损失。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尽管中立国和战胜国这两组行为体，和战前的走势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战争对失败者的影响则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在最初的沉沦后，失败者加速了复苏过程，在战后约15到18年之后，它们又回到了倘若不打仗其可能发展到的水平。从权力角度看，它们的损失被抹平了，某些国家甚至赶超了战胜国。我们将这种不可思议的复苏称为凤凰涅槃因素。(https://www.daowen.com)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凤凰涅槃现象，失败者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复苏。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失败者能够复苏，并不是因为它们得到了胜利者的帮助。我们通过探析在美国提供援助的每一年中，马歇尔计划的每一个受援国的表现来验证这个假设。英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得到的援助比其他任何受援者都要多。法国得到的援助数额位居第二位。意大利在战争开始时是美国的敌人，并在战争期间决定效忠另一方，其获得的援助低于任何其他美国盟国，但是多于任何接受援助的战败敌国。德国获得的援助数量低于意大利，而日本从马歇尔计划中得到的援助最少。

我们的分析并未清晰地揭示每个国家获得的援助与其复苏速度之间的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复苏的速度与它们得到的援助数额正好呈反比：日本表现最好，其次是德国，再次是意大利，之后是法国，英国表现最差。我们很难驳斥这样的数据。无论在哪一段时间，各国的权力份额均未受到因战败而蒙受的严重损失的影响，而且有趣的是，其权力也并未因为获得外国援助而有所增加。从长远的角度看，外部变量对一个国家权力的影响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体系运作的方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以及民众的价值。读者当然会发现，我们阐释的有关权力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增长问题。新教伦理的信奉者可能会对此感到满意：天助自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