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相互威慑：核军备竞赛

检验相互威慑：核军备竞赛

我们还是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在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案例中，很难将核武器对于终结冲突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剥离出来。我们无法证明威慑是否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按照威慑原则发挥着作用。因此相互威慑仍然是开放性案例，我们的问题中最重要部分尚未得到解决。即使我们假定某些国家的核武器无法威慑非核国家，然后得出威慑在美苏争端中也没有发挥作用的结论，这样的推论过程显然出现了不合理的跳步。许多威慑理论家确实主张，既然核武器的力量如此之大，就可以通过储存核武器来预防可能发生的核袭击。然而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不幸的是，假如当事双方均拥有核武装，确定威慑对于解决争端所发挥的作用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问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当双方都有核力量，而冲突的结果不是平局，我们该如何知道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与核武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如何解释对手坚守阵地而没有被吓阻的行为呢？我们可以说，战败国之所以屈服是因为战胜国有核武器，并心满意足地得出相互威慑理论得到证实的结论。评论家就是这样评述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的。然而，有趣的是，肯尼迪总统却持不同看法。我们将美国视为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赢家，是因为美国得到了争端中想要的东西。我们于是就此罢休，我们也不能用现有的证据得出更多结论了。然而，读者很清楚，我们尚未回答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被美国从岛上吓退，而威慑却没有阻止美国将苏联推向核大战的边缘呢？如果苏联人坚守阵地，美国会被威慑吗？这些正是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

行为—回应模型

我们不能用分析核国家与非核国家对抗的方法来分析相互核威慑案例。对于相互威慑的案例，我们无法安排天然的试验。要走出这个死胡同，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使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我们需要做的是确定相互威慑运作的某个重要条件，对其进行经验控制，以检验它是否存在。在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案例中，威慑理论生效的必要条件就是竞争性国家会相互回应。

根据威慑原理，担心对手拥有并威胁使用核武器，可以吓阻潜在对手发动袭击。核威慑的发生取决于攻击者是否相信防御者的报复力量。然而，威胁的可信性与每个战斗者的认知均取决于对手实际的核能力。由于情报问题，每个超级大国都无法切实评估应该担心对手的哪些杀手锏。这种恐惧驱使每个国家争先恐后地发展核能力，引发了核军备竞赛。这一切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每个国家要保障自身的安全，都必须指望其使用核报复来威胁对手的能力，那么任何一方都必须赶上对手核武库的发展速度。如果威慑力量的可信性取决于对报复的恐惧，每个核国家要想将对手的恐惧激发到必要水平，都应该明智地增加核力量以应对各类紧急情况。在核威慑理论的情境之下，我们不必假定核军备竞赛中的双方必须作出同样的努力或者拥有同等能力。然而我们必须假定，为了回应对手分配资源的行为，每一个竞争者都会分配相当多的资源来改善核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和对手竞争甚至竞赛。即使在双方均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时候，竞赛仍然在继续。我们必须牢记，防御者的威慑力量取决于侵略者首次攻击的破坏力。核军备竞赛、恐怖平衡和威慑的逻辑是非常相似的。¹⁸

如果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有效的军控协议，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恐惧仍然是个关键变量，是管控核武库和威慑的推动力，然而每一方均出于克制而不会让核武装超出规定的限度。双方依然在竞争，依然感到恐惧，依然在吓阻对方。

我们已经总结的观点早已为人所知。相关著述非常丰富。¹⁹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将符合威慑理论的替代方案表述为一个威慑模型（参见图4.2）。

这个模型包含两个假设：

其一，如果没有限制武器的协定，对于对手武器的恐惧可能会导致军备竞赛，以确保建立稳定的威慑；

其二，如果达成了核军备控制协议，对于对手的核能力的恐惧可能会导致有限的军备竞争和稳定的威慑。

这些假设将这样发挥作用：第一，对于每一个战斗方，对于核报复的恐惧是军备竞赛、军备竞争、限制军备协议和稳定威慑的必要条件；第二，期待核武器可以吓阻其他国家，是核国家愿意提升或限制其核武库的必要条件；第三，如果尚未达成限制军备建设的协议，每一方追赶另一方军备建设的努力是稳定威慑的必要条件。²⁰

要检验威慑理论的有效性，恐惧、核军备竞赛和威慑之间的所谓因果联系给了我们一个重大机会。竞争者之间的互动是威慑发生的必要条件。军备竞争显然是模型的组成部分，也最容易对其进行经验控制，我们想要检验是否出现了这一现象。如果确实出现了军备竞赛，假定它反映了符合威慑观念的相互恐惧，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发生了威慑。如果我们发现竞争者并没有相互竞争，威慑理论的根本假定就是错误的。

渐进模型

目前为止，我们在论述中作出的简单假定是，国家加强军备的行为大致是一种巴普洛夫式的对于对手加强军备的回应。然而我们在本章一开始就注意到，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在防务领域投入资源的行为。很多人主张，尽管凭直觉判断，从国际视角来看待防务预算是合理的，这样做却忽视了制定军事预算的关键事实。年复一年地在军事实力方面投入资源的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我们将简要陈述这一分析路径的核心假设。上一次防务拨款往往是后续向军备领域增拨款项的决策的出发点。“组织政治学”关注组织的要求、官僚联盟、派系、强大的客户以及独立的决策者联盟，倾向于增长军备。而官僚之间为争夺极其有限的资源的竞争则倾向于保持低增长。总之，预算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僚和组织竞争。²¹

我们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在军备竞赛和渐进的预算开支模型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当然，也许内部和外部压力均对防务开支决策有重要意义。多数人可能认为，“非此即彼”的假设不过是一种障眼法。按照这个观点，究竟是国际还是国内因素影响了开支的模式，并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内部和外部影响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结果。我们将会按照这种研究路径来分析。

为了探究军备竞赛或者内部压力是否影响了防务分配的决策，学者采用了一系列风格迥异的研究路径。每份研究都提供了建议，然而没有最后的答案。²²还应该继续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

因为我们不能直接观察相互威慑，我们将检验哪些解释是正确的，观察是否满足威慑生效的必要条件。我们将通过直接观察来检验美国和苏联之间是否存在行为—回应的过程，我们也知道这一点对于保障相互威慑在一段时间内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一威慑的必要条件并不存在，我们就能假定相互威慑对核国家冲突行为的解释也是说不通的。

军备竞争的指标

我们将每个国家防务预算中用于进攻性战略核系统的开支作为其核能力的指标。战略核武器是指那些在全面核战争中使用的系统。在比较美国和苏联的时候，我们的核能力指标只反映了其进攻性战略力量的开支：一是提升导弹、潜艇和轰炸机运载能力的开支；二是研发和获取核炸弹的开支；三是部署和操作核战略系统的开支。²³这样做是为了排除可能用于常规战争或者战术核对抗的武器成本。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潜射弹道导弹（SLBM）属于战略武器，坦克和大炮属于常规武器，中子弹属于战术武器。然而，显然还有一类武器可以同时用于战略和非战略目标，例如B52轰炸机。要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包含战略功能的武器体系均被归入战略的类别之下，而不考虑其常规武器的用途。

我们的结论是，两国的进攻性战略能力可以最准确地揭示预算中用于威慑的部分。我们排除了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成本，因为其军事有效性一直是值得怀疑的；在过去十年间这类武器系统部署的范围很窄，如今已经多半被淘汰了。

我们也决定比较战略武器系统的成本，以衡量核能力。情报部门通常使用这一指标，不仅是因为这样比较更简单（否则要比较无法操作的部分），也因为成本是决定每一个国家获取核武装的重要因素。确实，最高层的决策者一般并不具备完善的关于每种武器技术优势的知识，然而却可以通过比较本国和对手用于具体武器系统的开销差异，来有效地比较双方的努力程度。由于这个原因，在作出武器总体资源分配的决定之前，情报部门向政治决策者提供的是总成本数据，而不是复杂的武器评估报告，以供他们比较可供选择的武器。我们选择使用美元的固定币值，因为它们前后一致地反映了经过一段时间后武器能力的提升，并控制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我们应阐明通过分析一段时间内竞争双方的预算分配来估算其核能力的假设的基础。这个假设就是只要给一个竞争者几年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整，它就能赶上另一个竞争者的任何举措。因此，技术对等并不是问题。当一方的核能力增长后，另一方需要做的就是通过研发类似科技或者部署具有相同破坏力的其他武器系统来与之匹敌。例如，很多观察家指出，美国在运载工具的精度、可靠性、多目标以及潜艇技术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然而苏联可以部署更多的战略发射器、运载更大载荷的核武器来抵消美国的优势。²⁴

读者可能知道，要估算美国或者苏联的战略武器开支是极其困难的，二者也是最难以比较的。在比较中难免出现偏差。我们通过几个相关因素将这类偏差的影响减到最小。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硬件和技术，使用固定价格来避免通货膨胀导致的偏差，这样就可以尽量缩小由不同定价导致的偏差。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假定苏联的武器系统是在美国制造的，通过估算这些武器在美国的造价来计算苏联的开支。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解决苏联对于一切军备建设活动均严格保密的问题。此外，由于两国的经济体制和会计程序如此不同，通过其他方式来比较防务开支将非常困难。²⁵此外，我们使用的成本估算反映了两国直接部署的核能力，而不是本应用于武器开支却因资金紧缺而被舍弃的项目。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消除偏差。²⁶然而要记住，在美国决策者规划本国核防务开支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正是有偏差的对苏联分配的估算，而苏联领导人也是如此。我们想看看是否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系统的行为—回应过程。因此，只要开支中较小的偏差是前后一致的，并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比较苏联和美国在战略系统中的投资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1952年到1976年苏联进攻性战略系统开支的变化，是否与同期美国同类开支的变化直接相关。当然从逻辑上看，只有两种压力可以解释两国战略武器开支的增长：外部压力和国内压力。因此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以探寻两国之间是否存在行为—回应过程，每个国家是否面临内部压力。

我们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究竟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判断每个竞争者的开支不再是对此前敌手开支的回应呢？有人认为这样的间隔应该短一些。在这个间隔中，防御者的报复能力或者威慑不再有效，潜在侵略者受到首先发动袭击的诱惑，向竞争者发动致命一击，也结束了竞争的过程。整个相互威慑概念的基础就是有必要避免对手获得这种优势。在理想情况下，要检验是否存在竞争或者军备竞赛，一方加强武装的计划与对方回应之间的间隔应该很短。如果规定无论某个竞争者在某一年作出什么努力，另一个竞争者均应努力在下一年赶上，这样是合理的。然而，威慑的支持者当然会主张，任何期待逐年回应的人关注的间隔太短，考虑到发现、评估、研发和部署核武器所需要的时间，这样来测试是否存在竞争可能并不公平。然而，如果直接分析逐年的回应并不是公平的测试，那么合适的间隔应该多长呢？我们认为将间隔的最大值设定为五年比较合理，宽限的时间也够长了。在核武装的情境下，在对手率先行动后，如果任何一方所谓的回应延迟了五年以上，我们就可以说其实并没有竞争，或者没有有效竞争。因此，我们的分析将搜索双方互动过程，在第一年和第五年之间寻找它们对对手此前任何时刻开支的回应。我们在讨论研究结果的时候，还会继续论述这一点。

我们作出了两个假定。我们认为决策者作出回应，是因为他们害怕对手的整个战略核武库。这个假定不同于刘易斯·理查森（Lewis Richardson）的理论，因为该理论的检验只是为了判断当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发生变化后，另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假设看上去更符合威慑观念，因为恐惧源于对手可能使用全部核武库，而不是源于其定期向现有库存中增加新武器。然而，我们仍然假定，两个国家的决策者都认识到了对手作出的决策，他们可以通过增加或削减预算来与之匹配。

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涉及内部压力对于战略武器开支的影响。它可能涉及两类截然不同的要素。第一，这些年来人们怀疑一系列因素均与战略预算的增加相关：新兴武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进程——当研发出新兴武器科技的时候，很难抵制将其投入使用的诱惑；作出获取新武器决定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国家领导人的变化；每一年军事部门对资源的争夺等。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因素影响了防务分配，其压力为何有效。

第二个内部因素是贬值。与其他商品一样，储备进攻性战略武器会随时间而贬值，需要翻新、升级或更新换代才能维持其效率和有效性。我们假定随时间推移两个国家都按照同样的速度贬值。每个国家全部武器储备的价值等于所有此前的武器在考虑到贬值因素后的价值，加上现在的开支。这一假设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关键的，然而应该说明该假设可能会从两方面歪曲现实。它没有考虑技术突破对于不同武器系统的影响是极不平衡的，某些武器可能会被淘汰，而其他武器却毫不受影响。例如，自从20世纪60年代，“民兵”系统一直是美国核力量的主要导弹运载系统，只是经历了改良。而战斗机技术的革新却是颠覆性的，尚未出现标准的战斗机。此外，美国和苏联战略武器储备的贬值并不一定是同步进行的。显然，两国战略武器库的组成并不相同，其成本、寿命和用途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美国，运营和更新轰炸机群的成本远远高于苏联。苏联比美国部署了更多类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然而某些苏联导弹大概已经过时了。²⁷这些偏差是现实的，然而我们假定两个国家相同的贬值率是对总体现实的合理反应，因为两个国家均在维护庞大而多元化的系统，因此每个系统的偏差可以相互抵消。这一假定的主要影响是拥有战略武器储备更多的国家将比竞争者受到的影响更剧烈。

武力分配的正式表述

在我们描绘了各个要素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动态模型，尝试同时解释内部和外部压力的影响。考虑到下述苏联的一般方程，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照猫画虎地列出美国的公式。

（1.0）苏联官方开支（t）=γ₁+α₁苏联官方储备（t-1）

+β₁美国官方储备（t-1）+ε（t）(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个要素代表美国武器储备可能对于苏联武器分配的影响，第二个要素关注苏联自身的武器储备对其新分配的影响。由于美国在每年7月公布关于战略开支的决策，而苏联在每年1月作出这类决策，我们预期苏联在向战略武器体系分配资源的时候，会对美国前一年的分配作出回应，而美国的分配则会回应同一年苏联作出的决定。因此两个等式的时间段略有差异，以弥补两国制定预算时间相差半年的差异。

我们的模型不能直接进行估算，然而可以把它简化为在数据上可追踪的形式。得到的方程可用于解释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武器开支，可表述为：²⁸

（2.0）美国官方开支（t）=γ₁（1-λ）+（α₁+λ）美国官方开支（t-1）

+β₁苏联官方开支（t）+ε（t）

（2.1）苏联官方开支（t）=γ₂（1-λ）+（α₂+λ）苏联官方开支（t-1）

+β₂苏联官方开支（t-1）+ε（t）

分解因数是：

λ=被视为常数的贬值因数

γ₁、γ₂=美国和苏联的恒定影响因数

α₁、α₂=美国和苏联的内部影响因数

β₁、β₂=美国和苏联的外部影响因数

我们还应该进行评论。外部影响因数（β）可以直接估算，而不会与内部因素混淆。然而，内部和外部资源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不进行干预就无法把它们分开。因为在我们使用的模型中，必须同时估算内部和外部因素。

常数因数（γ）只能和贬值率（1-λ）共同估算。²⁹此外，内部要素的组成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我们所得到的内部要素结合了贬值因素以及来自政治经济联盟的压力（α+λ），然而我们将尝试在分析中评估每个要素的数值。

总结

现在我们将探讨我们的发现。我们最初估算了美国和苏联核竞争的每一年中简化的等式；因为苏联于1950年首次成功爆炸了核装置，我们的分析从1952年开始。结果展示在表4.2中。³⁰

显然我们最具戏剧性的发现是，预期的两国间互动并不能解释大部分变化。外部因素在苏联的案例中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它对美国也并不重要。此外，即使我们不考虑显著性和关联强度，外部因素总是在发挥负面作用。实际上，当一个国家增加开支的时候，另一个国家降低了战略武器的开支。这与我们预期的两国竞争行为恰恰相反。因为内部要素可以解释模型中几乎所有的变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那就是内部因素决定了核武器方面的开支。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并没有发生军备竞赛，两个国家几乎没有发生竞争。我们的一般发现支持了威慑概念的创始人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最近发表的观点。

顺便提一句，这些（战略）部队的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速度，正如大英帝国过去的扩张速度那样，时而暴增，时而缓步推进。在56枚泰坦导弹之外，将美国民兵导弹的数量定为1 000枚而不是更少是有原因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已拥有400多架B-52战机的时候，选择部署41艘每艘能发射16枚导弹的北极星——波塞冬潜艇。我们在欧洲的快速反应预警部队当然也是如此。然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它们并不是对苏联数据的回应。³²

我们报告的数据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数据，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数据是在行为和反应的间隔时间最短的时候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美国在某一年的资源分配是否受到前一年苏联分配的影响，苏联是否亦然。总之，一年间隔能得到最佳匹配。正如我们陈述的那样，我们检验了五年里双方延迟的反应，每一个结果都达不到我们预判的水平。有些人主张美国和苏联发生了竞争，我们可能忽视了行为和反应的模式，因为其发生的速度比我们的模型更缓慢，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警告读者，我们无法发现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可能是因为可掌握数据的时间过于短暂，或者因为美国在早期已巩固了显著优势地位，只是在等待优势地位丧失之后再与苏联竞争。然而如果美国和苏联在这一时期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为什么美国没有尝试保持其已有的核优势地位呢？当核破坏力已经达到过度杀伤程度的几倍，为什么会发生竞赛？我们的数据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第二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战略进攻性开支与各国武器储备是密切相关的。在样本中，内部要素、贬值以及主张增加对战略武器资源分配的政治经济联盟，可以解释苏联的案例中95%的变化以及美国案例中72%的变化，尽管数据出现了几次罕见的波动。在更严格的样本中（排除1952—1954年以及1965年两个阶段），可以解释的苏联的变化基本上是不变的，而可解释的美国的变化增长到9 1%。³³我们仅仅出于数据方面的考虑排除了异常值（我们不想过分强调结果），然而读者应该知道，无论是否包括异常值，能解释的变化水平仍然是很高的。

因此，内部因素是影响战略预算决策的主导性压力来源，尽量准确地确定两个内部因素所占比例是至关重要的。内部因素包括国内因素和贬值率。如果我们假定贬值率是一个常数，我们计算的美国和苏联内部压力水平的差距约为0.2或者这一系数的20%。有趣的是，内部因素在苏联比在美国的影响力更大。然而我们如何推进研究呢？我们能否尝试估算我们方程中的两个内部因素各占的比重是多少？我们只要能成功地估算出两个要素中一个要素的值，就能知道另一个要素的值。

贬值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尽管如果不能得到每个武器系统及其维护、寿命和数量等信息，估算贬值带有不确定性，然而我们可以进行非常粗略和尝试性的评估。美国处理本国武器库的经验表明，战略武器一般在15年到20年之后就会被彻底更换或者丢弃。³⁴如果确实如此，粗略地估算出的贬值率应该是0.75。我们将继续评估政治—经济—官僚联盟对两个国家相对的影响力水平，在内部系数总值中减去贬值的因素。在苏联的案例中，系数的值是0.92。由于贬值率为0.75，占总数的81%，内部压力为0.17，必须还能解释系数中剩下19%的值。对于美国，内部因素是0.72，内部压力等于-0.3，可以解释系数多余值的2.5%。我们的发现很清晰。苏联的趋势在加速，美国的趋势则在稍稍减速，然而由于美国最初的优势，美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这一发现也非常耐人寻味。苏联的联盟可以比美国更有效地影响战略武器资源的分配。也许考虑到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极其高的官僚水平，苏联表现“更出色”并不让人奇怪。

分析的结果清晰地表明，苏联人并不会因为美国的决定而改变本国战略武器系统资源的分配，美国同样无视苏联人的决定。现有的证据推翻了主流观念：在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军备竞赛或是直接竞争。然而，美国数据的周期性趋势是否会干扰美国和苏联开支之间的互动过程，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是不是因为我们强行让周期性数据符合线性模型呢？我们借助专门用于在序列中辨析系统周期的傅里叶分析来探讨这个问题。³⁵

我们的预判是，傅里叶合成对于苏联案例的解释力并不强（参见图4.3）。苏联的模式仍然是线性的，随时间推移呈持续略微上升的趋势。美国案例则不同（见图4.4）。我们可以发现系统和持续的周期性模式，说明美国开支的上下波动并不只是为了在替代贬值的硬件的同时增加资源分配。³⁶这一模式能准确地预测1974年以后武器分配的增加，然而在线性模型中看不到这一趋势。

最重要的是，符合去趋势模式的分析得出了R²=0.09，而互动的趋向是负面的。当考虑时间间隔的时候，结果的数值更低，没有出现互动迹象。结果再次清晰地说明两个趋势几乎是相互独立的，二者微弱的相关性正是与预测的趋势相反的。

关于美国开支周期还有最后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每个周期中的波峰和波谷究竟是否系统地发生于那些影响美国核武器开支的国际事件的同时？是之前还是之后呢？例如，当常规战争中常规武器占用了防务资源，战略武器的开支是否会降低？当面临核战争威胁的时候，战略武器的开支会不会增加呢？事实是不会的。美国开支的消长与外部事件无关。进行系统的分析很困难，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年），战略能力开支极其高，然而在越南战争期间（1965—1974年），战略能力的开支又极其低。在古巴导弹危机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后，资源分配却有所下降。而在越南冲突后，随着紧张局势的下降，战略开支又上升了。国际事件的行为—回应过程即使确实存在，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战略力量的投资水平

我们已经两次尝试检验核心假设，两次发现均清晰地表明，并不存在竞争或者军备竞赛的必要条件。这一结果如此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将再试一次。我们可以另辟蹊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监控两个国家在保障战略武装时作出的努力，如果投入水平的消长是系统相关的，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判断，找到了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互动的证据。我们通过三种不同方式来估算努力水平：一是计算战略体系的开支占总防务开支的比率，二是计算其占国家总产值的比率，三是计算其占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³⁷表4.3总结了我们进行的比较。

表格前两列说明了防务总开支中用于增强进攻性战略能力的部分。浏览这两列就能知道下面的故事。苏联和美国的发展路径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在前三个五年期间，投入水平高达12%和17%，到最后十年投入水平仅约为此前的一半。另一方面，苏联在第一个十年投入水平低，然而在过去十五年间将投入翻了一番。表4.3中所有其他衡量标准也展现出同样的相反关系。总体上看，显然两个国家是沿着相反轨迹发展的。

再看进攻性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我们看到美国和苏联一开始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投入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率是相同的，然而第一个五年是美国的峰值却是苏联的谷值。之后两个国家均呈现出线性发展轨迹。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5%投入战略武器系统，而美国的开销则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5%。如果我们将在战略武器方面的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结合在一起分析，将毫不吃惊地发现，两国在战略武器系统中投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大相径庭。美国和苏联最初提取了几乎相同比率的人均资源：美国占2.3%，苏联占2.1%。而到了最后，美国占0.5%，苏联占3.4%。

从表格的数据中可以得到几个有趣的观点。首先，苏联人无疑更努力。表4.3清楚地说明，无论是衡量在战略武器方面投入的资源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还是衡量其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苏联人明显将其拥有的更少资源中的更大部分投入战略武器方面。然而我们应该指出，尽管美国并没有竭尽全力，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投入占防务开支的比率，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投入是相等的。此外，在最后十年中，苏联的投入已显著低于1961年和1965年的水平。第一列和第二列数据与表格其他部分的数据有所不同。通过观察这两列数据，我们可以知道两国军事部门决定如何使用分配给防务的资源。要知道，这些比率数据所占的绝对总数是不同的。有趣的是，两个国家投入的低值和高值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我们比较在第一列前两格中展示的美国从1951年到1960年用于战略分配的防务预算，与第二列最后两格中苏联从1966年到1975年类似的开支，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发现这一点。然而，如果说两个国家作出了相似水平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在这一时期的不同时间作出的，这样是否有些不公平？美国决定一开始就投入，而苏联决定在最后投入。

毫无疑问，这些数据揭示了深层的进程，这些进程只有在我们分解序列后才清晰可见。同时，数据明晰地表明了一个中心观点：通过分析两国努力的模式，我们无法辨析二者互动的进程。由于缺乏这个必要条件，美苏并没有进行直接的军备竞赛。这些发现令人惊讶，也挑战了所有现存假设，但是我们仅仅根据数据得出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