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我们从一系列问题入手进行这项研究。大战的结局是否重塑了国际力量对比？从权力的角度看，一国究竟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是否有实质上的差别？战胜国的优势能保持多久？失败者将落后多长时间？
我们将列出一个简单的清单来说明我们的发现。
第一，在重大冲突结束后，力量对比的系统模式（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就已经确定了。
第二，冲突仅对战胜国和中立国的权力水平造成微弱的影响。
第三，战败国承受了严重的短期损失；这些后果短期内对它们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权力水平方面。
第四，从长期看（15—20年），战争的影响将会消散，因为失败者复苏的速度加快，重新开始了战前的增长率。它们甚至可能赶超胜利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将很快恢复到假如没有打仗的预期水平。有证据表明确实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猜想应如何解释，然而我们没有决定性解决方案，还需要进行大量研究。
要预测一个国家在战争结束后15年或者20年的行为，战争的结局如何，该国家是否参与了战争，它究竟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在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衡量一国权力地位的最佳指标就是该国在冲突之前的表现。
我们还有另一个发现。显然战胜国向战败国提供的援助并不是影响战败国复苏速度的重要因素。
我们甚至想要提出战争结果对国际权力对比影响不大的观点。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已浮出水面的线索表明，我们可能只了解了故事的一部分。尽管无论援助数额多么庞大，战胜国都不能通过提供援助来帮助战败国复苏，战胜国却可以阻止或延缓失败者的复苏。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真的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那么战胜国可以通过占领和剥削来延缓战败国的复苏进程。在这方面，我们尚未获得足够的信息；我们只能根据线索来进行猜测。
这样的发现当然尚未被证实。然而，需要再次强调，因为缺乏数据的问题，我们从这个案例中仅得出了推测性结论。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分析和更深入的研究确认我们的发现，这将对研究战略有深远的意义。
如果国际力量对比及其变化是由某个国家的关键部门的差异以及体系中不同国家增长速度的差异决定的，如果即使发生大战这种最暴力的国际互动也无法改变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这种变化的原因，而不是研究国家间的互动。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自变量的来源其实并不是国际关系，而是构成体系的单元的增长。某些学者已经开始这样研究国际政治，然而这完全不同于该领域的传统观念。
注释
1. John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Rowe, 1920）.凯恩斯得出了最权威的结论，相信作为战争的结果，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将会继续逐渐增加。然而从长期看，输家对经济体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会传播给赢家。战争对于战斗各方的短期影响参见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the German War Economy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 cf. also, idem.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on Japan’s War Economy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2. 两部作品深入探讨了作为战争结果的持久巨大损失。参见Norman Angell，The Great Illusion（New York: Putnam，1933）；John U. Nef，War and Human Progres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还有多部出色的人口学研究著作分析了战争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各战斗方人口的行为。例如Frank Notestein，Irene Taeuber，Dudley Kirk，Ashley Coale，and Louise Kiser，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Geneva: League of Nations，1944），chap.3；及B.T. Urlanis，Wars and Population（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71）。
3. 在人口学领域，Gregory Frumkin，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1951）这本书主张战争结束后的“婴儿潮”可能抵消在战争中持续的人口损失。近期联合国对于所有历史上有记录的战争的人口学影响的研究表明，三十年来全球人口损失并不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参见United Nations，The World Population Situation in 1970，Population Studies No.49（New York: United Nations，1971）。然而，这一对全球损失的估算并没有说明战争对于每个国家造成的人口学影响。
4. 人口统计学家使用这一方法来估算战争对参与战争人口的影响，参见Notestein et al.，The Future Population；及Frumkin，Population Changes。
5. 人们偶尔会建议在研究政治时采用这一程序。例如，参见Kenneth Boulding，A Primer of Social Dynamic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0），pp.99—107；cf. also Ted Gurr，Why Men Rebel（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chaps.2—4。这一程序的主要的实证应用出现在经济文献中。
6. Lawrence Klein, “The Procedure of Economic Prediction: Standard Achievement, Potential”(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he Economic Outlook for 1973, University of Michigan, November 16—17, 1972).
7. Heiss et al., Long-Term Projection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p.107.
8. 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简单估算技巧还有一些替代性方案，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何选择这一技巧。具体而言，拓展了回归分析的博克斯（Box）和詹金斯（Jenkins）模型，以及傅里叶分析（参见第四章），旨在对单一时间序列作出精确预测并反映内部结构。在我们的数据中，对应萧条时代的单一周期是主流，而不那么明显的变化并不能显著改变对我们选择时期的预测。此外，考虑到我们的样本中某些国家数据组的质量，运用更复杂的技巧必然需要受制于案例的子样本。在我们看来，尽管采取了这样的权宜之计，分析过程也不应过于复杂。这一决定导致我们低估了二战结束后某些国家的表现，然而读者可以通过检查来调整这一数据上的偏差。参见George Box and Gwilym Jenkins，Time Series Analysis（San Francisco: Holden-Day，1970）。
9. 库兹涅茨（Simon Kuznet）颇具说服力地说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保持不变，或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有所增长。参见其著作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The Belknap Press，1971），chap.1。
10. Kugler, “The Consequences of War, ”pp.116—117.
11. Frumkin, Population Changes, p.17.
12. Maddis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 pp.193—196.
13. 我们要感谢政治学系的桑德斯（Thomas Sanders）和埃尔布林（Lutz Erbring）以及密歇根大学数据研究实验室的兰德韦尔（J.Landwehr）和福克斯（D.Fox），他们为帮助我们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慷慨地贡献出点子和建议。当然，他们无须为最终研究结果中的不足负责。我们该为这些问题负责。
14. 参见Kugler, “The Consequences of Wars, ”chap.4。
15. 经济学家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经济萧条。经济学家将其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发现了可以用于预测规模更小的萧条的相关性。参见Arthur Burns，ed.，The Business Cycle in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9），pp.3—53。(https://www.daowen.com)
16. 我们接受赖特（Quincy Wright）在理论上对战争的定义，“战争是一种法律情境，使两个或者更多敌对团体在平等的情境之下通过武力展开冲突”（A Study of War，p.7）。我们也进一步接受了理查森（Lewis Richardson）的可操作定义，那就是任何导致约300人死亡的冲突都可以被视为一场战争。因为我们关注国际战争，我们运用了辛格和斯莫尔1815—1965年的战争清单数据Wages of War，pp.17—19，30—32，58—70。
17. 我们非常感激麦迪逊（Augus Maddison），他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尚未发表的数据库，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的关于能力的大部分数据出自他的“产出与福利的趋势”。完整数据库参见Kugler，“The Consequences of War”，app.2。
18. Cf. Maddis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
19. 即使是那些立国根基最牢固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奥地利、波兰和芬兰，在我们的研究关注的半个世纪也缺少国家身份中的一个或两个要素。
20. 当然，人们对于哪些特点最重要的看法差距甚远。例如多伊奇（Karl Deutsch）指出，对于政府机构、人口和领土相当大一部分的实际控制权足以证明一个国家存在（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70）；另一方面，赫茨（John Herz）指出在不受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执行政策是国家的重要特征（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104）。
21. Singer and Small, Wages of War, pp.58—59, and Bruce Russett, 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National Political Uni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ndard List”, APSR, 62, no.3(September 1968): 932—951.
22. 在Russett et al., “National Political Units”中删除了第二组国家。
23. 我们以正统的方式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看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的分配。只要50%以上的男性工人从事非农业的工作，这个国家即可被视为发达国家。
24. 分析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一国领土完整的延续性。在历史上某些国家经历了领土巨变，变化如此之大，必须选择一个继承国。我们并没有在研究中选择奥匈帝国的继承者，我们将苏联作为俄国的继承者，西德作为德国的继承者。苏联领土变化很小，然而其他国家的领土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战争的结果并不是由权力界定的，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考虑领土变化因素。例如，由于领土面积减小了，德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大国，而这应该被视为战争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对奥匈帝国的命运发表同样的评论。然而这样的论断却并没有说服力。德国丧失领土正是其实力虚弱的结果，而不能颠倒因果关系。如果控制领土因素，政治管辖权的恢复过程恰恰展现出战争的影响。
25. 我们需要再评论一下“积极作战的战败国”的理论和操作定义。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定义。Charles Kindleberger，“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from the Outside，”in William Fox，ed.，Theore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otre Dame: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59）.显然我们对于战败的操作性指标基于这样的观察：胜利者在过去从失败者那里获得了某些领土，然而从未放弃自身的领土。我们假定，倘若失败者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他们也能从敌手那里获得领土。然而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主张，我们无法让历史重演，判定如果结局逆转将发生什么结果。我们假定如果失败者恰巧获得了胜利，他们会要求对方放弃领土。有很多指示性证据表明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发生。例如，德国和意大利在二战开始的时候打败了法国并从战败的法国剥夺了领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6. 这类团体可以简洁优美地运用集合论的语言来表达：
积极交战的战胜国=B∩（O∪T）C；
积极交战的战败国=B∩T∩OC；
被占领的战胜国=B∩O∩T；
被占领的战败国=B∩O∩T；
非战斗国=BC。
27. 然而我们应该强调的是，这些结果不仅是聚合在一起的结果。因为我们样本的规模有限，在我们每一个主要分析类别中国家数量都非常小。然而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基准时期的节点数量是绰绰有余的。意识到数据聚合确实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结论上的偏差，我们观察了每个国家的行为，看一看每个国家的表现是否与分析群体的表现差异很大。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分析团体的重要行为在反复分离后仍然存在，说明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源于聚合的。
28. 两部作品主张在战争结束时，各国要承受重大的长期损失。参见Angell，The Great Illusion；及Nef，War and Human Progress。对于战争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以及参战国人口在战后的行为，参见Notestein et al.，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及Urlanis，Wars and Population。
29.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p.43.
30. 通过与查尔斯·蒂利交谈得知。
31.人们可能期待在接受援助一年以内，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有所改观。为了计算每个受援国的复苏速度，我们用受援国接受援助第二年的增长速度减去接受援助第一年的增长速度。例如，如果一国在1948年的增长减少了15年，而在第二年的增长减少了13年，那么复苏率就是两年。应该强调的是，负数并不是表示增长不足，而是复苏不足。
复苏率是这样计算的：复苏率i=相对增长i+1-相对增长i；在这里i=复苏年。
32. 关于援助的文献非常丰富。利特尔（I.M.D. Little）和克利福德（J.M. Clifford）作出了出色的文献综述。I.M.D. Little and J.M. Clifford，International Aid（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5）.波尔·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提出了“助推力”假设。Paul Rosenstein-Rodan，“International Aid for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3（May 1961）: 107—138.其关于“助推力”的经典论据出自Paul Rosenstein-Rodan，“Problems in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 Eastern Europe，”Economic Journal（June 1943）: 204—207；Paul Rosenstein-Rodan，“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Big Push’”in Howard Willis，ed.，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Latin America（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61），pp.57—66。
33. 我们使用相关系数R是因为我们想要说明影响力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的。R2的数据从未高于0.1。我们检验了我们的假设，即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出现援助和复苏率落后两年到三年的结果，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
34. 关于使用对外援助的经典论述，参见Milton Friedman，“Foreign Economic Aid: Means and Objectives，”及Charles Wolf，Jr.，“Economic Aid Reconsidered，”in Gustav Ranis，ed.，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rev. ed.（New York: W.W. Norton，1973），pp.250—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