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政治发展指标

在考虑如何衡量政治发展之前，我们必须简明扼要地说明我们想建立什么样的衡量标准。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发展”一词的定义，因为这一表述完全是一团糟。有些学者将其定义为一国人口从臣民转变为公民的过程。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定义：如政治参与的传播、国家结构的完善（如民政管理和军队）、人口的动员、大众政党的发展、政治体系指导社会经济子系统能力的提升、民族主义情感的发展和传播、制度结构的分化，或者政治系统应对来自环境的压力能力增强。¹¹每一个定义似乎都是合理的，我们不打算驳斥其中任何一个概念。

然而我们必须阐明我们所说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它是政治体系执行本国政治精英、其他重要国家行为体或国际环境赋予其任务的能力。我们很清楚，高效的政治体系不一定包含自由、民主、稳定、有序、代议制、参与性，或者被赋予外行或专家提及的其他亟待实现的内容，并将这些要素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有人很可能会说，非民主、非参与性或非代议的制度从“规范性”视角看是不发达的。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规范性标准与我们寻找的信息有什么关系。显而易见，在个人层面上，政治发展主要是个人行为和态度问题。对个人而言，在政治领域的“发展”（development）意味着意识、政治参与、感知效力，并能现实地评估政治手段能否解决问题。

在体系层面，在政治发展中仅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个人态度问题。断言一个政体比另一个政体更发达，意味着它可以创造更多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必要的目标。政治发展意味着能力，能力取决于在两方面的政治表现：中央政府精英渗透国家社会，在国家政治管辖范围内控制尽量多的臣民或公民；以及政府提取社会中资源的能力。我们需要确立渗透（penetration）和提取（extraction）行为的衡量标准，以衡量国家政体的内部发展水平。

渗透的权力和提取的权力显然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政府成功渗透到社会中，它就应该在提取资源方面表现出色。其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历史上，支持王朝或殖民政权的中央政府精英不断尝试渗透广大人口以提取资源。从法王路易十二、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俄罗斯彼得大帝到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这样的君主不胜枚举。这些君主尝试对贵族和广大民众发挥更大控制力，以确保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源来支持强大的军队，而军队反过来又为王朝统治的“权利”（right）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只有强迫其“财产”（estates）更努力工作，生产更多产品，搜集更多资源，君王才能确保自己在权力和人身安全方面高枕无忧。塑造民族国家的原动力和机制极其简单。(https://www.daowen.com)

对多数发达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显示，渗透和提取应该是高度相关的。然而在政治发展初期，这两个因素均具有自主性。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无法通过直接观察一个因素而确定另一个因素始终存在，或者认为两者已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中，渗透和提取的分布可能极不均衡。一个部门可能被高度渗透，中央政府能够从中提取其制造的很大一部分财富，而另一部分则几乎不受中央权力的影响，可以自行其是地生活，他们对中央资源库的贡献微乎其微。菲律宾部落民族、新西兰毛利人、伊拉克库尔德人就是在几十个可供选择的案例中的三个极端例子。

渗透和提取都是政治发展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提取往往是一个更复杂、成本更高，也更危险的过程，因为至少在最初阶段，民众可能会抵制政府干涉他们的生活。政府总想要既不付出又有所得，弱小的政府尤其如此。政府既想得到资源，又不想和那些提供资源的人发生面对面的冲突。间接收税、征收进出口关税、收增值税和对外国企业征税都是增加收入的方法，同时将直接与国民打交道的需求降到了最低。

总之，我们将政治发展定义为政治体系完成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赋予其任务的能力。政治体制的这种能力反过来也取决于其渗透社会以及从中获取资源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