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力量与威慑
核威慑的概念非常简单。按照这种观念，核武器的存在让任何潜在受害者感到恐惧，因此后者不敢袭击或激怒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威慑模型（参见图4.1）包含两个特定预期：核武器的存在会激起那些受到核袭击威胁的国家的强烈恐惧；核惩罚的恐惧足以让人改弦更张，改变潜在侵略者的进攻行为。在我们看来，第一个预期是大致正确的，然而第二个预期则不一定如此。核武器确实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它们确实让潜在受害者感到恐惧。然而这一恐惧真的拥有威慑模型所宣称的效果吗？受到核报复威胁的国家领导人无疑会感到恐惧，然而他们确实是出于尊重而不会与那些据说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变得不可侵犯的国家打仗吗？如果第二个预期是错误的，那么威慑的概念也不再是正确的。
图4.1 威慑的过程
无论正确与否，威慑在目前各种对大国冲突行为的解释中占据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悉心思考。威慑概念包含三要素：恐怖的破坏力，即核武器令人震惊的速度和远程打击范围；这类武器激起的恐惧；主张受到核破坏威胁的国家一定会放弃其侵略行动。我们对于前两个假设并不是非常关注。关于这两个假设的事实已经被探讨了多次，我们认同其正确性。我们简单地回顾其内容之后将不再赘述。我们非常关注第三点的正确性。根据威慑理论，通过三个要素的互动而使威慑发挥作用的机理存在重大缺陷。
根据威慑理论，恐惧可以发挥威慑作用，而核武器是恐惧的来源。因此，核武器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威慑力量”（deterrents）。研发核武器是我们要讲的故事中最简单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确实，核武器演变的大部分历史如今已经成为常识，我们只需和读者一起回顾其中的重大时刻。4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武器科技先后经历了三场革命。第一个重大变化是随着核武器的诞生而发生的，运作的原理是核裂变。这类核武器的爆炸力是此前使用过的常规炸药爆炸力的一千倍。
第一次革命后接踵而至的是第二次深刻变化，迎来了热核武器的诞生，其运作原理是核聚变。这一原理转而将核设备的爆炸力提升了一千倍。在二战结束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武器的破坏力增长了一百万倍。
第三次革命将导弹引入新型爆炸物的现有运载方式中。只要飞机还是将爆炸物送往目标的主要方式，受害者至少还有足够时间发动反击（如果他们也拥有核武器的话），并进行某种形式的防御，以降低其要承受的全面打击的强度。新型运载工具的发射速度是声速的几倍，受害者只剩下几分钟来判定自己将遭受袭击，并在敌人核导弹命中目标前启动反制攻击（如果他们也拥有核力量）。此外，对于能同时打击不同目标、运载数百万吨级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很难希望确实能进行有效防御。此外，热核武器加上制导导弹当然完全排除了下面的可能性，那就是一旦潜在受害者遭到核武器攻击，可以侥幸避免大面积的破坏。
因此，核武器的恐怖程度与威慑理论的支持者所说的分毫不差。
如果在冲突双方中仅有一方拥有核武器，威慑的运作似乎是相对简单和直接的。然而在冲突双方均为核国家的情况下，威慑当然会更加复杂。核国家如何让拥有核武器的对手预先知道，自己会抵抗对手的攻击并使用核武器呢？一个核国家如何说服另一个核国家，自己愿意冒着必死的危险将行动诉诸实施，而威胁者本身将被其预期的受害者置于致命危险中呢？这样的核威胁具有可信性吗？
我们应该知道，不同的核战略对这一观点的表述各不相同。我们不可能对所有复杂的进程、模型和观念进行总结，它们均探究了行为体在核对抗中的行为、意图和预期。我们也不必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想综述这些理论，这些理论触手可及。下面的概述仅涉及特定的核心问题，我们选择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任何基于威慑观念的核战争理论均无法忽略这些问题。一旦某个核国家决定使用核武器攻击另一个核国家，受害者就难免灾难性破坏，因此，受害者的威慑能力不高于受到侵略者袭击后可以幸存下来并发动报复性袭击的核武器的力量。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区分了第一次打击能力（first-strike capability）和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strike capability）。“第一次打击能力”这一术语当然是指如果一个国家决定率先发动核袭击，它能够使用的核力量。这很可能包括其全部核力量。“第二次打击能力”则是全部核武库遭遇敌人的第一次袭击后，可以幸存下来并进行反击的核力量。在所有的重大威慑战略中，强有力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是和平的保障，是管控核战争的重要工具，或者说是复仇的保障。
多数关于核战略的理论著作均由美国战略家完成，他们显然考虑的是美国的具体案例。然而他们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每一个核国家都要面对的。核战略家不得不提出两个重大问题。
第一，核武库究竟该有多大规模，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多元化程度，才能确保其全部力量中足够多的武器可以在敌人最初的攻击中幸存下来，转而突破敌人的全部防御，确保侵略者在任何情况下均将承受无法接受的破坏。
第二，如何部署核力量？大部分核弹头和其他运载工具究竟应该瞄准对手的核武库还是其城市？
因为核大战必然意味着一方彻底摧毁另一方的尝试，由于使用武器的性质，此举毫无悬念将取得成功。第一组战略并没有规定在第一次打击和对手反击之后，下一个阶段该怎样做。该战略也作出了一系列假设：在考虑最终结果的时候，我们不能首先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对手，决不能手下留情。考虑到武器的性质，核战争假如不是一开始就是总体战，就根本不会发生。
第二组战略的预期几乎是与前者截然相反的。首先，核战争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双方互相发动大规模核袭击的阶段，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于长期持续的恐怖时期的尾声，而不是在开始阶段，往往是由低层次的威慑机制失败所致。其次，威胁使用核武器可能是一种讹诈行为，旨在让对手不发动有限核战争和非核战争的侵略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会立即威胁美国的生存。（因为有限核战争的严重后果而被排除的战略选择，在第二组战略中仍然有可能发生。）再次，核袭击更倾向于攻击对手的核力量，而不会重点打击其城市，尽管不同的战略准备打击不同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最后，任何冲突的升级都是渐进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对目标精挑细选并采取渐进的升级战略，威慑就可以在冲突进程中发挥作用，它们甚至希望冲突能远远低于相互发动大规模报复袭击的水平。无论如何，只有到了威慑机制未能在早期发挥作用、核战争变为以彻底摧毁对手为目标的总体战的时候，对手的人口中心才会作为终极手段成为核袭击的主要目标。当然，对于这种情况，所有的战略提出的行动方案都非常类似，它们对于结果的阐述也相差无几。5(https://www.daowen.com)
两个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二组战略的支持者预期其计划应如何发挥作用。第一个例子描述了如果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决定入侵西欧国家，他们设想的事情发展态势。面临这样的形势，美国可以通过明智地使用其当时享有的巨大核优势地位迫使苏联退缩。美国的回击方式不仅是在西欧和苏联进行接触，而且要摧毁苏联的国内核进攻力量。丧失了防御能力，苏联就别无选择而只能撤退。他们将重建核力量，重建相互的威慑。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位目击者对于持有同样战略观点的支持者的描述，这位人士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提出建议，研判如果美国决定袭击古巴的导弹基地可能会发生什么。
……苏联可能作出军事上的回应。“苏联人将如何回应呢？”他回答，“我认为，他们将摧毁我们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那我们该怎么做？”“按照《北大西洋公约》，我们有必要摧毁苏联的基地。”“那么他们将怎样做？”“那么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平静下来并且想要谈判。”在他说话的时候，会议室的气氛非常肃静。6
因此，威慑机制的关键就是恐惧。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威慑”的词根来自拉丁语的“terrere”一词，含义是“使……恐惧”。简而言之，“威慑”（to deter）的意思就是使某人感到如此恐惧，以至于无法做其否则可能会做的事。正是核惩罚的恐惧发挥了威慑力量的作用。
精英和公众其实都对敌对国家拥有核武器感到恐惧，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精英们反复相互警告，并警示公众需要控制军备竞赛，避免直接核对抗，卷入与第三方的争斗中，并在避免这种危险时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这一切当然支持这样的解读。然而要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不真的需要了解这些信息。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核国家潜在受害国的领导人会不会因为对手拥有核武器而感到更加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核武器的恐惧如何影响了对和平与战争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少数精英的决策过程；而在实践中，这样的影响力是否恰如理论阐述的那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倘若没有核武器可能会作出的决策呢？
我们很难直接获得关于这类问题的证据，这不仅是因为核国家之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时间少得可怜，也因为相关决策是秘密地作出的。无论原因如何，我们得到的证据只能用茶叶占卜术来解读。例如，有谣言称，当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政治局讨论了向中国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而不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是以一票之差作出的。7我们可以在其弟弟罗伯特的回忆录中再次难得一见地了解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所经历的痛苦：
我想在这短暂的几分钟里，总统思考了他最严峻的关切。世界是否已经濒临大灾难的边缘？这是我们的错吗？是一个失误吗？还有哪些我们应该做而没做的事情？抑或我们做了哪些不该做的事情？他的手伸向他的脸，捂住了嘴巴。他张开拳头，又紧握拳头。他的面容憔悴，眼神痛苦，眼珠几乎变成了灰色。我们凝视着桌子另一头的对方。在稍纵即逝的几秒钟里，那里似乎空无一人，而他不再是总统。8
令人惊讶的是，另一方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经历的痛苦也与肯尼迪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位苏联领导人回忆录中一段吐露心声的文字揭示了其绝望的心情：
我记得在长达六天或者七天的时间里威胁尤为严峻。为了让形势不再那么紧张焦灼，我对政府其他官员说：“同志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去莫斯科大剧院吧。我们本国的人民以及外国民众将会注意到，这也许会让他们平静下来。他们会对自己说，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赫鲁晓夫和我国其他领导人能够去剧院，那么至少我们在今天晚上可以安宁地睡一觉了。”我们试图掩饰我们的焦虑，因为这种焦虑情绪非常强烈。9
然而从这类文献证据中我们只能察觉两位领导人经历的折磨；我们仍然找不到其他重要时刻的证据。在这些案例中，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苏联和美国决定不出手？对核报复的恐惧是如何影响这些决定的呢？
政府领导人感到的恐惧对于政府行为的影响，与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承受敌人的破坏相关，这样说似乎是合理的。正是在担心袭击的恐惧超过了接受敌方破坏意愿的这一节点上，威慑才能发挥作用并制止侵略行为。困难在于推断出这一节点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可能合理地期待多种因素改变一个国家的立场，例如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是否在保卫自身或者援助盟国，究竟有庞大的人口还是只有数百万人口等。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某些证据是和这样的假定相矛盾的。在核时代早期，某些来自美国的调查对象表示，为了帮助西欧抵抗苏联的侵略，值得一千万到六千万美国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似乎表明，与我们的预期相反，一国承受核大战后果的意愿并不会在保护盟国时大幅下降。10当死亡人数达到上千万或者上亿，要确定一国究竟要死多少人才能达到其不可接受的水平，已明显带有不真实的意味。
最后，对核武器的恐惧是双向的。不仅受害者感到恐惧，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害怕使用核武库可能导致的后果。我们很少关注这个问题，它是威慑理论中缺失的重要部分。我们将会在后面的讨论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核武器应该让作为潜在受害者的一国统治精英及大众担心他们有生命之虞。我们将假定确实如此。然而读者应该知道，我们掌握的关于这个论点的证据非常少，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核武器足以让侵略者因恐惧而改变计划。我们不知道如何经过推理来确定，潜在受害者在什么时候将认为破坏已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我们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正如人们宣称的那样，恐吓潜在的受害者可以使之改变侵略行为；从威慑理论的支持者提出的证据中，我们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最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将给核讹诈生效的信念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