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检验案例
在讨论与评估战争后果相关问题的时候，选择研究哪些冲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又回到了上一章提出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选择案例，才能公平地检验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假如结果可以有代表性地说明战争的真正后果，那么检验案例也必须有代表性。由于我们不可能抽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冲突样本，因此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可以给我们最充足的机会来观察我们所关注的行为的案例。如果这些极端测试的结果表明，并没有具有一致性的模式，我们至少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对于那些非极端的检验案例，我们也不太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15
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案例。在尝试确定战争原因的时候，我们确实选择了同一类冲突。检验案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这些战争中，战斗各方均在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否则我们将无法知道如果失败者倾尽全力的话，胜利者能否取胜。第二，因为我们关注战争是不是决定两个国家或国家团体战争结果的唯一原因，而没有受到其他不直接参与战争的国家干预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研究那些由看似有把握获胜却在现实中失败的国家参与的战争。
我们必须排除某些类型的战争。小国之间的战争以及有限战争并不能提供检验我们观点的合适条件。即使我们假定小国倾尽全力打仗，也无法确定战争的结局和后果没有受到不直接参与战争的国家行为的影响。中东地区充分说明了这个困难。这些年来，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是几场全面战争的战斗方。各方均在战争中投入血本，每个战斗方在打仗时都倾其全力。然而失败者总是宣称战争的结局和后果主要受到外来干预者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美国和苏联。显然，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战争的结局确实均受到两个大国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干预的影响。
中东地区的情况并不是例外。国际政治的研究者知道，军事对抗的结局与此后的和平往往受到大国秘密或公开行动的影响，而它们干预的程度往往是难以确定的。因此，这类冲突并不足以检验我们的假设。
有限战争同样令人费解，费解之处也许不同于前者。从定义看，在这样的冲突中，战争一方或者双方将限制其努力和目标。因此，结局只是说明了战斗方实际上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后他们可能实现的目标。在紧随战争之后的时期，我们无法评估战争结局对于力量对比的影响。我们必须选择那些足够重要且战斗过程异常艰难的战斗，以彻底消除对战斗各方未尽全力的怀疑。因此，有限战争并不是很好的检验我们观点的案例。
我们选择了战斗双方均至少包括一个积极参与的大国的冲突。因为大国参与的战争往往规模浩大，其结果也不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16我们通过两种方式确保大国全力投入战斗中。我们规定适合检验的战争应该在伤亡人数方面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我们还应该保证战斗各方都全力投入，选择其结果可能导致丧失领土或损兵折将的战争。顺便说一下，这样的损失也是我们确认战争中的失败者的操作标准。(https://www.daowen.com)
用我们提出的方法也可以分析小国之间的战争和有限战争，条件是我们要能通过可靠的程序来评估所有各方、战斗者和两翼的赞助者究竟会对战争本身、结局和复苏时期作出什么具体贡献。由于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的检验案例样本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这一阶段，更好的方案是先分析那些不存在这类问题的冲突。
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中，能否获取数据是选择作为检验案例的战争的最终标准，也是不可或缺的标准。多数严谨的国际政治研究面临着缺乏数据的困扰。只有最近几年，研究者才在19世纪末寥寥无几的领域获得了可靠的时间序列。要研究国家能力的变化，这些数据当然只能是凑巧得到的。17然而，这样的序列还是非常罕见的；当我们考虑1900年以前的研究素材的时候，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几乎已经降到了零。18
我们提出了一些对数据的要求：伤亡人数、损失领土或者人口的水平。然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导出国家能力指标的数据。我们在前面反复强调了这类数据数量有限。严苛的理论要求意味着满足研究目标的战争样本已经寥寥无几。尽管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满足我们制定的理论标准，然而要想在足够频繁的周期内获取时间序列数据，而且数据质量高到可以进行我们需要的分析，只有两次世界大战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分析两场战争是否比仅做两个案例研究更具代表性？这一研究面临着如此多的限制，又想得出超越案例应用范围更广的推论。我们能否证明，在这两个例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我们没有探讨的战争呢？如果不能，这项研究的发现的价值就会显著降低。
在大战对于力量对比的影响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在这份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继续归纳，得到意义深远的发现。尽管我们研究的战争数量非常少，我们在这些冲突中观察的31个案例的样本却并不少。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更深入地探讨这两场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战争中的各个案例，其中包括在中央国际体系中的多数国家。此外，我们研究的两场大战也是检验我们的假设的唯一机会。
一方面，将研究限定于两场战争，无疑让我们的推论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的发现确实说明这些假设是有根据的。只要我们改进理论和方法论，并且能得到足够的数据，就应该在扩大的样本中检验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