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假设和发现

检验、假设和发现

与确立衡量标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设计一组实验来证明它。我们对政治发展的定义及其衡量指标似乎是合理的。然而，我们仍然必须确定这个衡量标准在实践中是否有效。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我们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首先要介绍这个衡量标准的推导过程。

我们认为，决定任何一国权力的关键要素是该国政治体系提取和聚集资源的能力。某些国家在这方面能力的显著提升，直接决定了多场二战后人们记忆犹新的冲突的胜败。在这些冲突中，那些看上去比对手更虚弱的国家却能碾压对方，或者与之形成相持局面。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实际上比人们预测的更强大，其优势在于其政治体制可以比对手更有效地提取和聚合资源以支持军事行动。此外，赢家表面上的弱小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原因在于过去用来估算国家实力的方法没有直接考虑政治发展因素。显然，我们需要确定衡量政治发展指标，选取国际军事斗争似乎能最有效地证实我们提出的衡量标准。

我们认为，政治能力是国家权力的关键因素，而军事冲突是验证政治发展指标最有效的手段。明确这个论点有助于读者理解我们是如何选择冲突、确定检验假设的标准的。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的观点并不是随意提出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得出的结论。我们意识到，最近人们对这一领域作出了重要误判，而军事对抗导致的出人预料的结果，不过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可以通过构建动员贫民人口的政治网络来产生权力这一事实。¹⁷

中国和北越就是很好的例子。1949年的中国正处于脆弱之中，长期内战使之元气大伤，军事秩序混乱，新兴共产党政权刚刚控制了局面。两年后，中国军队来到朝鲜，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军队战成了平局。这怎么可能呢？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生产力都没有重大变化。气候、资源和领土面积均保持不变。真正变化了的是政治体制。中国第一次有了政治组织和能够动员大量民众的政府官僚机构，可以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角落提取全部可用的积蓄，并将其投入对美国的战争。北越和越南共产党的例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的军事对手经济上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仍然是传统的贫民社会结构。此外，人口相对较少，军队武装程度很低。然而，他们却改变了失败的命运。即使对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来说，这种现象也令人难以置信：弱者战胜了强者。

我们准备验证的观点隐含于我们刚描述的例子之中。这些例子提出了我们最初的问题，也让确定衡量政治发展标准的重要性凸显。这些例子属于符合我们实验目的的那类军事对抗，确定了引导我们证实模型的规则。

我们希望同时向几个方向探索。我们希望选择最不模棱两可的冲突，这样一旦我们的假设存在不足，推翻假设的概率会更高。我们选择的案例可以更清晰地验证我们的政治发展标准是否可以衡量政治能力。我们选择了如下类型的战争作为研究案例，那就是如果用此前的衡量标准来预测，其结局是出人意料的。

我们按照下述规则来进行验证：

第一，在我们选择的包括两组国家的冲突中，至少一个交战方在每个被视为重要国家权力要素的指标上得分都很低。

第二，我们还尝试寻找这样的冲突，其中一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是绝对的赢家，却不能凭借优势在战争中取胜。

第三，在我们选择的冲突中，交战国在冲突结束后面临领土损失，损失的领土取决于战争结果。我们认为面临领土损失的真正威胁可以确保交战方全力以赴地战斗。

具体而言，我们最先选为测试案例的冲突是迄今为止四场阿以冲突中的三场，分别发生于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正如我们之前所述，在1948年的第一次冲突中，我们没有充足的数据，因此我们没有选择这一冲突。我们选的下一组冲突是北越和越南共产党与南越的冲突。北越和越南共产党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军事专业支持和财政援助，南越则可以仰仗美国的大规模干预及其对该国政府的财政援助与其他直接援助。我们选择的下一场冲突是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在这一案例中，交战方得到了苏联、中国、美国和多个非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其他援助。此外，美国（以及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派遣的少量部队）和中国是主要交战国。¹⁸我们最后检验的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在我们作为检验案例的冲突中，这是唯一一场外国援助没有发挥作用的冲突，也是唯一一场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强大的一方最终赢得胜利的战争。

假设

我们的主要观点很简单。当战争中的双方均全力以赴投入战斗时：

（1）胜利者的能力储备库至少应该与失败者势均力敌，或者应优于失败者。胜利者应该在战争爆发前就具备能力优势，而不是在战争爆发后才具备这一优势。

（2）如果作战双方的能力始终势均力敌，结果就会是平局。

（3）我们的零假设（null hypothesis）是这样表述的：国家能力与战争的结果并不是系统相关的。

发现

我们从阿以战争开始。如果我们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标准，比较交战双方的国家能力，阿拉伯人似乎在实力上拥有相对于以色列的显著优势（见图2.6）。确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东历史不断处于停战和战争的轮回中，仅埃及一个国家就一直遥遥领先于以色列（见图2.7）。我们知道，这样估算两国的实际权力是错误的。以色列必须至少与阿拉伯国家的总和一样强大，并且比联盟中最强大的成员国更强大；否则，就无法解释以色列为何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使用修正后的模型来衡量两个主要交战方的实力，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进行了两次比较。第一次比较埃及和以色列的能力（见图2.8），第二次比较以色列与三个主要阿拉伯交战国（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之和的能力（见图2.9）。第一次比较说明，以色列在1957年就已经超过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将优势保持到1966年。在1967年和1968年暂居落后地位后，以色列到1969年再度处于领先地位，此后一直到1974年（我们的数据到这一年截止）以色列的实力一直在显著提升。当我们将以色列的实力与三个阿拉伯对手的总和进行比较的时候，情况没有太大变化。以色列在赶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仅用一年时间就超过了这三国的总和。双方实力在约十年的时间里非常接近，以色列只是在1968年以前稍微落后于这三个国家，随后又赶超了这些国家。

我们的主要成就在于，按照新的衡量标准，以色列至少在权力上与阿拉伯国家之和是势均力敌的，而且比联盟中最强大的国家更强大。仅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衡量标准时出现的偏差已不复存在。我们的验证方法并不复杂，然而显然如果力量对比正如新模型所示，实际战况就是可以预测的，然而使用此前的模型却不能预测这一点。

我们应该更细致地对战斗双方进行比较。我们的模型说明，以色列在第一个五年期间处于显著落后的地位。在1956年和阿拉伯国家发生第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以色列仍然是较弱的一方。以色列人打赢了战争，赢得了大片领土，他们又放弃了从战争中得到的好处，撤退到此前的边界。然而，以色列人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他们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鼎力相助。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取得了胜利就推断他们当时比阿拉伯国家更加强大。(https://www.daowen.com)

在1967年和1973年，双方都是“孤军奋战”。我们的估算显示，以色列人在1967年和阿拉伯人势均力敌，在1973年享有相对于阿拉伯人的明显优势地位。这些发现与两场战争的实际结果是一致的。

双方在两场冲突中表现的差异让人费解。我们可以简单地推测双方表现不同的原因。1967年以色列速战速决，决定性地击溃了对方。我们根据这一表现作出的假设是，以色列在当时确实更强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73年以色列再度取胜，然而在战争中面临更大困难，至少在战争初始阶段举步维艰。在得到数据之前，我们假定阿拉伯国家应该没有以色列强大，但正在迅速赶超以色列。实际上出现了相反的态势。以色列在第二场战争中实力倍增，而它在第一场战争中仅有微不足道的优势。我们无法提供毋庸置疑的解释。我们的猜测是，以色列之所以能在1967年易如反掌地快速取胜，与先发制人的空袭有很大关系。而在1973年，叙利亚和埃及的部队准备充分，率先发动了攻击。一段时间之后，以色列人才恢复了以往的沉着自信，并击溃他们的对手。可能有人认为，以色列一定要比对手强大得多，才能经得住1973年最初的袭击并最终赢得战争。这些猜测也许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并不会在这里展开严肃的战略和战术讨论。我们提出这样的假定，是为了让读者熟悉我们从结论中提炼出的重要问题。

我们的数据显示，在1967年和1968年，以色列实力稍微落后于阿拉伯联盟，甚至还不如埃及一个国家。这一实力下跌首先是战后经济调整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以色列在这两年中经历了经济萧条，而苏联重新打造了埃及的武装力量。此外，援助的数据并不是年复一年地累计记录的，只记录了援助国提供大笔援助的情况。因此在两次战争期间一直没有间断的重新武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数据，只在冲突的尾声阶段有所体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实力下跌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它源于战前时期的调整，并不能精确地展示双方的相对能力。

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证据支持第一个假设，那就是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军队对抗的胜利者的国家能力要高于或者等于失败者。

下一场作为检验案例的冲突是越南战争。我们要首先阐述我们认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战争的结局可分为两部分。如果冲突是北越和越南共产党针对南越的军事斗争，结果后者将毫无悬念地失败。然而，另一种合理的结局是，只要美国军队仍然在越南，军事斗争的结局就会大不相同。在那个时期，结果是僵局。尽管美国进行了斡旋，美国和南越人仍然无法获得在整个越南的霸权地位。

双方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无法预测其中任何一个结果（见图2.10）。确实，战败的一方在整个战争期间明显被描绘得更强大。

如果我们使用修正的模型，情况就会发生戏剧性逆转。直到美国全力干预之前，北越都比南越更强大。美国的努力包括直接向南越政府提供援助，以及通过直接军事调停提供援助，使南越可以获得的资源库达到几乎可与北越比肩的程度。一旦美国的参与程度降低，南越的资源就下降到美国确立在东南亚的存在之前的水平（见图2.11）。

我们还需要继续点评。我们的估算总体上符合越南实际形势的演变过程。共产党在1966年以前进军南越的过程说明，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冲突的结果将是毫无疑义的。随着美国人向南越提供新的资源，他们的对手也加大了制造资源的力度。在美国提供最大支持的时候，双方在能力上大致相等。然而南越从未拥有外界观察家相信的由美国干预带来的压倒性优势。如果使用过去的衡量标准，就无法解释北越和越南共产党的表现。

人们常说，如果美国想要征服北越，就一定能够做到，美国并未发挥出其全部实力。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场总体战。这样的逻辑毫无疑问也适用于苏联。除了1962年中印战争，这个道理适用于我们检验的所有冲突。然而这一说法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我们并不认为北越与美国一样强大。我们的提议是，如果我们尝试用传统方式来估算北越和南越的能力，包括双方接受的直接和间接援助，那么北越拥有的资源库和南越相比小得可怜。确实，美国还有海量资源尚未投入战争，如果全部投入战争，可能会导致天平向另一端倾斜。这和我们尝试解决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们致力于通过分析双方投入的资源来解释战争的实际结果。我们观点的精髓在于，美国和南越的联盟只是具有表面上的能力优势，然而实际上北越在政治组织方面的有效性使双方实力趋于平衡。

让我们重申这一观点，北越之所以能抵制美国的干预并赢得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仰仗意志、军事领导、气候、地形、游击战技巧，或者其他不胜枚举的用来解释美国惨败原因的借口。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北越和越南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能力使之可以维持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军事努力。南越顶不住来自北越的压力，并不是因为其在经济资源方面更落后，而是因为其政治体制在提取资源方面的表现低于平均水平。

越南战争的证据支持我们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假设。

在我们的样本中，唯有在1962年中印战争这一场战争中，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估算出的国家能力来准确预测战争的结局（见图2.12）。我们修正了基于经济表现的估算，把这个因素作为我们的政府提取指数的乘数。通过这样的修改，中国在权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就由原来的2:1和3:1之间，迅速扩大到10:1和15:1之间（见图2.13）。尽管后面的评估让人惊讶，然而与社会经济衡量标准相比，这样的标准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战斗双方的力量。无论如何，中国在战争中的表现说明后面的评估是更接近事实的。

我们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假设再一次得到了证实。

在越南冲突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大国进行了直接干预。美国和中国不仅向韩国和朝鲜政府提供了援助，也直接派出军队参与战斗。苏联向朝鲜和中国均提供了援助。这些大国投入的规模非常庞大。中国参战的人力远远超过了美国，然而美国提供的军用物资和其他援助却比中国提供援助的数量大得多。

然而，读者应该知道，我们在这个案例中面临的数据方面的困扰远远超过了其他案例。我们无法获取可靠的信息，只能进行估算，有时连估算都很难获得数据，我们不得不自己草拟数据。因此，最终的数据质量赶不上其他的检验案例。

我们首先要阐述我们估算出的权力应该对冲突行为作出什么预测。战争持续了三年。在第一年，朝鲜进攻韩国并击溃其部队。在美国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下，韩国死守于朝鲜半岛一隅。在仁川登陆后，美国大胆地向朝鲜后方发动进攻。美军在击退了朝鲜部队后，一路向前推进，穿过整个朝鲜半岛逼近中朝边界。在中国干预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再度退回了南方。经过持续战斗，战争最后陷入僵持状态，双方的当时分界线与最初划分朝鲜半岛的分界线相差无几。

如果只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标准来衡量权力，对形势的评估存在很大问题（见图2.14）。我们提出的修正模型的估算结果更令人满意（见图2.15）。在第一年中，朝鲜似乎比韩国更弱小。然而大国在第一年不同时期的多种举措及其对战斗的干预，意味着估算战斗双方的相对实力面临很大不确定性。我们的衡量标准反映出了1951年和1952年的僵局，当时中朝联盟的实力稍稍逊色于韩国，双方力量对比在1951年是1.3:1，在1952年是1.2:1。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目标，假如对双方人力和物力资源库的估算值基本相等，而评估是正确的话，自然会出现僵局。

在越南的案例中，我们并不认为即使美国愿意将更多资源投入冲突中，它也不可能歼灭对手。尽管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它却没有切中要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战争中实际投入资源的基础上估算出的权力数值能否可靠地预测战争结果。我们似乎再次证实了我们的第二个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