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数据

超越数据

作为结语，我们想要提出一系列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它们却指向了几个未来研究的主题。它们源于我们的一些发现，显然比现有数据具有更深远的意义。（1）一国政治体制的形式对于政府的办事方式是否重要？例如，在与生活质量相关的问题之外，一国究竟是集中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是否重要呢？（2）关于战争我们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在任何时刻是否有推行政治工程的空间？（3）最后，考虑到我们的发现，核国家在相互达成安全协议的时候可能出于什么动机呢？

让我们从政治体制对政府工作方式的影响讲起。人们普遍认为政体的形式非常重要。第一个主张是，民主国家的主要优势在于自由的男男女女享受的生活质量。然而这样的优势却需要在其他方面付出沉重代价。民主制的主要成本据说是效率较低，因为民主制政府很难让自由的民众一起集体行动，据说集权制国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主张认为，民主制和集权制国家的体制有所不同，民众在民主制国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统治精英；而集权制国家的控制则是自上而下的。

先探讨第一个主张。民主制国家真的没有集权制国家效率高吗？我们只有零散的证据，不足以质疑这种已广为人们接受的智慧。然而我们认为，政府有效性和政府形式之间没有明确联系。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民主制和集权制可能是同样有效的。我们现有的零散证据似乎支持“没有联系或者联系很弱”的观点。例如，北越政治体制非常高效；然而以色列虽然是民主制国家，效率却仅略低于北越。其他学者有关二战期间主要国家动员资源来打仗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我们的怀疑。相关数据见表5.1。¹

比较最后一栏英国的数据以及第二栏和第三栏日本和德国的数据，英国显然是最重要的民主制国家之一，但它明显可以比敌国的集权政府更迅速地动员更多资源，而且持续时间更长。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睿智地指出，德国在1944年屈膝下跪的时候，比其1940年主宰欧洲的时候可以动员更多资源。然而，即使当德国和日本已经开始在战场上败退，在需要动员的资源最多的年代，德国和日本仍然无法与英国的动员水平并驾齐驱。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英国在和平时代最后一年和战争第一个完整年度中动员能力的提升。德国和英国政治体制在战争中分配资源的能力可能有助于解释不列颠之战的结果。英国这一最高尚努力的结果并不是源于英吉利海峡、气候或者英国皇家空军，也与希特勒善变的战略思维无关。英国有能力击溃看上去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军队，原因不过是因为英国民主政治体制可以指挥其可用资源中更大的份额投入战争，因此可以弥补英国在当时资源总量显著落后于德国的缺陷。当时丘吉尔曾经说：“如此多的人需要感激如此少的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如此少的人应该感激如此多的人。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因为英国民众聚集了足够多的资源，才能保证如此少的人完成其使命。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假定政治形式与国家能力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因素，这样做至少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究这一观点。而研究国际政治，特别是战争，为我们提供了探索这个关键领域并做出重要检验的理想机会。

我们对于集权制和民主制的第二点差异也有所怀疑：民主制中的精英受到下层的控制，而集权制的政治精英控制着其附属国和民众。我们倾向于将美国和苏联体制视为政治体制的两极。我们在这里并不关注生活质量差异，例如人权、选举、自由、动员和自我表达等，我们关注的是政府如何运作。我们认为防务资源分配应该反映出政府的运作方式。美国和苏联的运作方式显然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总统并不能控制美国体制中的庞大部门，这些部门中的精英通常可以而且确实会联合起来，在分配资源的斗争中强加其意志。美国总统为了缓解压力需要寻求帮助，这样说似乎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苏联的控制方式据说与美国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所有的公有企业控制着苏联的生产机器。在向战略防务领域分配资源方面，两国体制的行为难道不应有所不同吗？我们如何解读并没有出现不同的事实呢？然而，我们对于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核防务方面分配资源模式的分析，让我们怀疑两国社会的控制模式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案例都符合同样的描述。人们执意认为，两国体制的运作方式存在根本不同，特别是在控制方面。这种说法不可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做来阻止世界大战爆发呢？是否有政治工程的空间呢？我们并没有针对“战争是不是政策工具”这个问题来收集数据。然而，我们已经发现的信息已足以挑战那些已为人们接受的军事智慧的假设。例如，我们可以使用此前引述过的在重大冲突后的实际力量对比数据，看看战斗各方是否实现了其预期。这一简单的方法清晰地说明，尝试骑上虎背的人终将成为老虎的果腹之物。战争并不像人们假定的那样，是理性或有效的国家政策工具。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国家政策的工具。

可以考虑一战和二战期间德国和英国的例子。德国发动了两场战争。德国打仗是为了迫使其他欧洲国家承认其相对于所有国家的优越地位。它在两场战争中均遭遇惨败，而其损失使之遭遇了短暂的挫败；然而德国迅速恢复了其攀升速度。如今在经历两次重大失败、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和领土之后，德国的潜在实力仍然与倘若战争并未爆发该国应有的水平相差无几。这一发现的意义令人震惊。两场世界大战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德国为什么发动这些战争？再以英国为例。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交战，是为了让德国的能力低于本国水平。英国在两场战争中都获胜了，其两次胜利均使德国的权力在10年到15年间低于本国的水平。尽管英国打赢了战争，如今它却恰恰处于自己拼尽全力打仗以试图摆脱的处境之中。如果目标真的是权力，我们如何相信，从长远眼光看，正如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有时宣称的那样，战争确实是政策的工具呢？²

人们似乎有这种印象，“政策制定者”并不会制定有关战争的政策。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不过是演员，按照剧本念着自己的台词，却无法改变剧本。有人认为单纯依靠爱、容忍和理解这类高尚行为就能解决问题，他们的良好意愿使之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发现显然是令人不安的。大战和军备竞赛无疑与世界各国增长模式的世俗趋势密切相关。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浪潮之中。在过去十年，也有人出于与我们的研究截然不同的原因，悉心询问工业社会是否应继续按照增长的原则来组织本国经济。尽管我们在本书中的发现可用于支持类似观念，我们也对该观点的价值提出质疑。其他著者也对增长的好处表示怀疑，他们假定我们可以作出选择。我们的分析说明，所谓选择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

我们将阐释最后一个观点。在核战争中哪个时刻是最危险的呢？读者可能已发现我们关于核军备竞赛和威慑的结论令人振奋。如果没有军备竞赛和军备竞争，如果核威慑与相互威慑观念毫无实质内容，虽然可能因误判导致令人胆战心惊的后果，那么当然没有什么核战争的风险，因为没有理由使用核武器。然而，读者并不应该长舒一口气。不应如此。没有军备竞赛或者军备竞争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免于核战争的威胁。恰恰相反。

我们首先想要评论这一尚未发生的事件。我们仍然应该担心发生最糟糕的情况，但并不是因为经典理论关于常规武器竞赛的论述。经典理论将加强军备的努力与战争爆发之间的关系概述如下。大国之间的常规军备竞赛极其耗费资源。由于常规武器系统破坏力有限，需要建设庞大的常规武器库，才能真正改变一国的整体军事实力。此外，在竞争形势下，每一方根据定义均试图投入尽量多资源，总是尝试提升自身和对手的努力程度。某一个竞争者早晚会筋疲力尽并处于落后地位。然而军备竞赛的失败者却不能容忍自己远远地落在后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战争爆发，它将难免战败的命运。它将别无选择只能奋力一搏。

然而，核武器竞争并没有这一引爆机制。核武器效力很高，可以长期提升一国的破坏力，无须过多浪费资源。随着科技进步，武器系统变得非常先进，无须严重依赖人力指导或维护，因此成本将进一步大幅下跌。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不断削减向战略武器分配的资源，然而所有的报告均显示其核武库的效力在提升。想一想，一架B52轰炸机的年均运营成本是一艘核潜艇的两倍。而前者的运载能力远不及后者。核潜艇可以运载20枚多弹头导弹，能有效地分别摧毁共计148个目标。地面导弹系统的成本更低，技术进步似乎注定将节省更多的开支。从这一点看，核战略武器库存的增加可被视为在囤积没有引信的炸药。

我们的结论有重要意义。其实并没有发生核军备竞赛，然而即使真的发生了核军备竞赛，它们也会不像所谓常规军备竞赛那样导致动荡不安的局面。那么政治领导人到底为什么说发生了军备竞赛呢，他们为何强调军备竞赛极其危险，需要管控？为什么这些领导人往往宣称他们管控了军备竞赛？为什么要有军控？为什么要有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呢？(https://www.daowen.com)

我们能想到许多解释，然而只有一种解释符合我们的发现，那就是核武器并没有威慑效力，它们是因为内部压力而被研发出来的。当苏联人和美国人决定拥有新的武器，外部因素似乎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观点如下所述：这归根到底是防务预算问题。领导人不断纠结于如何用可得到的资源来满足相互冲突的需求，他们为防务成本而忧心忡忡。领袖的困境与任何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中面临的情况很相似。我们可以假想任何一个养家糊口的人。其偿付能力取决于他的老板、工会、政府，当然也取决于他的妻子和十几岁的孩子。对于武装项目而言，军控协定对于国家领导人很重要，因为这些协定可以让他们更容易抵制由形形色色的力量所组成的庞大联盟的要求。这些联盟在治理国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想要向防务预算分配更多资源。这些在军备“博弈”中的其他行为体，除非得到了其想要的东西，对于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来说和敌国一样难缠。观察者很可能会关注一些表面现象：他们是下属，他们以谦卑的口吻与国家领导人沟通，他们向领导人敬军礼，他们是内阁或者政党官员，他们与领导人信奉同样的一般哲学，他们曾帮助领导人当选。如果观察者因为这些表象而相信这些人很容易控制的话，那么他就太天真了。我们几乎想要这样解释这些国家为何热衷于军控：美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主席是天然盟友，他们共同反对其下属建立联盟，这些下属团体可能成为反对上级的默契盟友。人们一般不会这样设想国际体系的分层概念。这也是每个单元如何影响或者试图影响国际体系的政治学新观点。

从这一全新视角看，军控协定的本质就是让人满意的妥协。例如战略武器限制协定可以满足所有参与方的次佳选择。在国际共识的基础上确定武器上限，有助于抵制内部要求在战略武器方面分配更多资源的压力。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内部要求扩大核武器领域投资的联盟，至少可以确定其在战略力量上的投入达到国际一致的水平。两者均无法得到其可能想要的一切，然而他们都能得到某些重要的东西。

读者当然会发现，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我们之前提出的核武器相对不那么昂贵的评论。因此，避免或者限制在核领域增加投入，并不会节省大笔开支。如果降低成本是军备控制的主要关切，那么为什么要尝试管控价格低廉的战略武器呢？为什么不以更加昂贵而低效的常规武器为目标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答案很可能是，核领域的军控协定表明外部威胁水平显著降低，这也是总体防务预算合理化的主要依据。一旦实现削减，人们就会考虑减少预算的其他部分。常规武器虽然没有核武器那么高效，成本也更高，然而只要在安全事务中全力以赴的氛围仍然存在，它们反而更不容易受到削减预算的影响。我们要说清楚，军备的压力并不会因为达成军控协定而终结，却可以因此而略微有所缓解。

现在回到主要问题上。事实是核武器没有威慑效力，在威慑失败时也没有投入使用，这是否意味着核武器将永远不被使用呢？如果我们认为事实确实如此，就可以感到宽慰，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回顾我们的发现，我们知道了些什么呢？第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核武器在投入使用之前并不会改变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冲突行为。第二，核武器并没有威慑效应。第三，不可能向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第四，在我们的案例中，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对抗的案例只有一个。在这个案例中，核武器的威慑效果比较模棱两可，它们当然没有被使用。然而确实不可能只用一个案例来进行总结。我们只能进行猜测。

如果核武器没有威慑效果，美国和苏联继续研制这类武器的原因在于，它们希望这些武器在必要时触手可及。在过去没有使用核武器是因为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核国家并不足够在意冲突。然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使用核武器呢？

我们认为，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与促使挑战国和主导国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打世界大战的条件相同。让我们回到第一章的观点和发现。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如果挑战者的整体国家能力赶超了主导国，竞争者就会卷入世界大战。我们要强调我们所探讨的国家能力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能力，而不考虑军事力量。军事力量的优势无法弥补一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能力方面的差异。³如果挑战者赶超了主导国，领导地位的变化或者体系的变化可能呼之欲出。至少可能尝试发生这样的变化。战争将接踵而至。已巩固领导地位的国家通过打仗来维护其控制力，而挑战者打仗是为了获得仰仗实力应属于它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指出，如果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双方均有核武器，那么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是最大的。

我们可以尝试作出更具体的预测。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在可能发生的戏剧中的主要行为体。他们也是当今主要国际冲突中的主角。这些主角包括：目前的主导国美国；如今的挑战者苏联，也是社会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国；还有和苏联争夺社会主义世界领导权的中国。考虑到这三个国家可能获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在未来几十年间其资源库的变化速度，我们猜想苏联有朝一日将接近美国而无法超越它。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现有的基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可能获得的收益（如果其经济确实实现了迅速发展），中国很可能赶超苏联，并在几十年后赶超美国。然而真的是这样吗？苏联和美国会不会让中国和平地赶超它们呢？读者应该记得挑战者曾经和平地实现了赶超。英国确实接纳了美国的超越。战争并不必然爆发。然而，将希望寄托于幸运以及竞争者的智慧之上是愚蠢的。谜底只有到时候才能揭晓。这三个国家的发展轨迹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交叉呢？未来尚未露出曙光。尝试根据不久前的过去来推断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的未来简直是不明事理。因此我们也无法作出准确的预测。也许这样会更好。

注释

1. 美国和日本所占比率出自《美国战略轰炸调查》，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p.16。德国和英国所占比率出自Knorr，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p.239。

2. 在二战期间，英国打仗是为了使欧洲摆脱希特勒的创伤。很多人因此理所应当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唯一一场一方占据全部道义正确性，而另一方则完全是邪恶化身的现代战争。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铲除希特勒是同盟国与德国交战的诸多原因之一。不要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希特勒没有掌权的时候，和德国打仗的是同样的国家。

3. 在猜测的时候，我们欢迎任何证据。我们关于古巴导弹危机只掌握一些细节，然而这些细节却引人入胜。它清晰地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必要情况下愿意打核战争来阻止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人们往往认为，部署于古巴的导弹赋予苏联人美国无法容忍的军事优势。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军事平衡。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引述肯尼迪总统的主要顾问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的话：“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苏联有能力向我们发射的所有百万吨级的武器，这些部署于古巴的导弹并不会在实际上改变战略平衡……。然而这一平衡在表面上会被显著改变；考虑到国家意志和世界领导地位，正如总统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表象将会改变现实。”他还曾说：“总统……更关心的并不是导弹的军事影响，而是它们对于全球政治平衡带来的影响”（Kennedy，pp.678，683）。这样的评论与我们的观点非常契合。美国愿意为了其世界地位而战斗，为了其在苏联集团之外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而战斗。政治平衡已经受到威胁，这是因为苏联在美国后院建立了军事基地，世界民众可能会认为，美国和苏联已经平起平坐了。美国在苏联前沿地带能做的事，如今苏联也能在美国的前沿地带做到。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古巴抛弃了美国的体制已经够糟糕了；让古巴成为苏联的基地就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总之，当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遭到质疑，它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就愿意战斗。另一方面，苏联不愿意战斗，因为苏联知道自己没有美国那么强大；它宣称自己是最强大的完全是夸大其词，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不认为苏联是主导国。世界当然不会认为部署于苏联边界的美国导弹和部署于美国边界上的苏联导弹有同样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