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战争的结果

然而这些让竞争者进入备战状态的行为能否解释一旦大战爆发谁将获胜呢？显然，问题的核心在于需要准确衡量国家的实力。要准确地衡量国家的实力，不仅需要评估潜在战斗方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也需要评估它们的政治体制使用可获得的资源的能力。

一国动员其拥有的资源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体制提取这些资源以实现自身目标的方式。在探讨涉及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经济发展与政治能力提升齐头并进的案例时，不直接衡量政治能力也许还说得过去。对于这些案例，尽管无法直接衡量政治能力因素，经济表现却足以反映政治能力。然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低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制同样效率低下。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生产力下降导致资源总量下降，政府所能利用的总体资源所占比率却大不相同，这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效力。因此，任何对于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估算都可能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除非能直接衡量政治体制的能力。

政治能力包括三个高度相关的要素：政府权力渗透本国社会的水平、政府体制从本国社会中提取资源的能力，以及政府最终运用这类资源以达到预期目标的能力。在三个因素中，我们认为第二个因素是我们想要构建的指标中最关键的因素，我们用财政收入作为衡量政治能力的指标。我们不能将这个指标用于发达国家。我们想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与样本中所有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的政府在从民众中获取资源方面表现如何？然而，我们需要确定，可以合理地将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解读为衡量能力的标准。在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需求远远高于生产能力。因此，对于这样的案例，政府需要如此丰富的资源，提取资源受到的唯一限制就是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需求与能力基本上是相互平衡的。因此，获取财政收入的表现不再被视为初步确定其能力大小的证据。(https://www.daowen.com)

这个新指标加上经济和人口资源指标构成了完整的国家能力模型。外国对战斗者的帮助被视为受援国可用资源的一部分，因此，其由于受援国运用资源的能力不同而有所不同。

我们选择朝鲜战争、越南战争、1967年和1973年阿以战争以及中印冲突作为检验案例。我们不能使用现有的衡量标准来预测前四场冲突的结果。新模型的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这四场冲突中，新的衡量标准可以极其精确地预测战争的走势。在朝鲜战争中，当美国和中国参战后，新的衡量标准预测双方大致势均力敌，而中国和美国在战场上的僵局完美地回应了这个预测。在越南战争期间，在美国尚未参与时，北越比南越要强大得多，北越在战争初期和后期易如反掌地获胜完全符合这样的估计。同时，当美国军队加入在越南的战斗的时候，双方大致势均力敌。南越和美国一方或者北越和越南共产党一方均无法将对方驱逐出境。我们又一次发现实际结果完全符合预测。在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当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独立作战的时候，我们再次发现，我们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评估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1967年基本上势均力敌，而以色列在1973年更强大。如果我们回想在1967年以色列偷袭阿拉伯人，而在1973年阿拉伯人让以色列人放松了警惕，这种对双方相对实力的评估，尽管不同于与一般人的直觉，实际上却很有道理。在中印冲突中，新的和过去的估算都说明，在双方敌对时期，中国比印度更强大，这当然在中国对印度军队的压倒性胜利中得到了证实。然而，运用新模型的衡量标准来估算，中国比此前的估算要强大得多。考虑到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的总体优势地位，中国对战场的绝对控制力，以及中国启动和终结战斗的全部能力，我们认为近期估算对于双方战斗力的评估比过去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