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我们提出了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我们能否预测战争的结局？具体而言，假定战争双方都全力以赴参战，我们能否预测战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领导人能在战争的开端就知道这场战争究竟会以胜利还是失败告终。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能知道这一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冲突这些更近的例子令人印象更加深刻。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政治体系的结构变革是政治发展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否衡量其变化？
我们相信如果能够直接衡量政治体制的表现，就能补全此前国家权力模型中缺失的一环，解决这些模型在解释关键案例时出现的反复无常和不准确的问题。国家间的国际角力被视为国家能力衡量标准的试金石。我们选择的检验案例也可以证明我们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是否正确。
我们有两个主要发现。
第一，在我们研究的四场冲突中，现有的国家权力的衡量标准对于三场冲突中战斗双方能力的估算都是不准确的。南越比北越更强大，韩国比朝鲜更强大，阿拉伯国家比以色列更强大。显然，从战争的结果看，这些判断都是错误的。
第二，当我们将社会经济指标与直接衡量政治表现的标准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弥补现有衡量标准的不足。这一政治指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进总体衡量国家能力的模型。它彻底改变了此前的衡量标准估算的结果。
我们还要提出一些观点。
通过提取资源来衡量政治发展，得到了出色的结果。政治发展显然也包括在某一特定政治体制中所享有的生活质量。然而生活质量与我们关注的问题的答案关系不大。显然，财政收入数据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衡量结构变化的线索，而结构变化是政治发展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思考一国政府在利用其社会经济体系中资源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估算政府的发展状况，正确衡量每个政治体系的有效性。我们可以在历史某一时刻进行有价值的跨国比较，也可以跨越时代进行比较。读者不会忽略这一新能力的重要意义。
在冲突期间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实力。基于战败国比战胜国更弱小的假定，冲突可以验证估算是否正确。然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评估标准，可以让我们在战争爆发前的和平年代对国家能力进行实证比较。
人们长期以来就知道，军队和武器至多是决定军事冲突结局的中间变量，战争是在“生产线”上打赢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也得到了工业界经济决定论者的支持。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政治安排可能与经济生产力同样重要，二者并不一定是齐头并进的。一个国家可能在经济生产力方面表现不佳，然而在政治有效性方面表现突出。
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衡量标准并没有探究政府获得的民众支持。某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完全有可能在有效性方面得分很高，然而在民众心甘情愿地支持政府领导人方面得分较低。根据一个数据推断另一个数据，是在推论方面的跨越。这样做对于宣传者是有用的，然而学者却不应迈出这样危险的一步。
我们的发现并不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毕竟，我们探讨的冲突的结果已经为世人所知，人们也对其原因作出了不同的揣测。然而，我们的发现完全违背了人们的直觉，正如我们研究的战争一样出人预料。这一研究将会进一步破除“真正重要的因素是无法衡量的，而能够量化的因素都无关紧要”的信念。它也挑战了这样的观念，那就是在国内政治或者政治发展这一落后的领域，单凭有经验和负责任的领导人的直觉，就完全可以舍弃更严谨的论证过程。
注释
1. 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达成的共识是，要界定政治发展，能力层面即使不是一个中心要素，也是一个关键要素。参见J. Coleman，“The Development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Equality Capacity，”in L. Binder and Joseph LaPalom-bara eds.，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chap.2；S. Verba，“Sequences and Development，”in Binder and LaPalombara，eds.，Crises and Sequences，chap.8；R. Holt and J. Turner，“Crises and Sequnces in Collective Theory of Development，”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PSR）69，n.3（September 1975）: 979—994。
2. 从这个角度看，构建政治发展指标不过是我们尝试预测重大的战争结果的副产品。然而衡量“政治发展”的努力不应只被视为另一种构建指标的行为。要构建出可以系统追踪或者粗略勾勒政治体制发展差异的衡量标准，本身就是非常激动人心而又重要的实践。很多读者可能会将这一尝试本身视为重大问题，他们会认为预测一场国际冲突中的赢家和输家不过是实验室中的实验，旨在监控政治能力衡量标准的表现。当然完全可以这样看问题。在所有尚未检验衡量标准和行为之间联系的案例中，人们均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知道某一衡量标准是否真的能衡量其试图衡量的行为？我们不能预先假定这一指标是有效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其对国际冲突结果的预测，可以检验政治能力衡量标准最初的有效性。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视角，而不会有什么损失。无论采用哪种视角，程序、数据和发现都是完全一样的。
3. 我们当然能选出一系列可以通过传统衡量国家实力的方式准确预测其结果的战争。在第一章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抗均属于这一类，然而这样扩充案例选择的范围无益于完成我们现在的任务。(https://www.daowen.com)
4. 我们的观点并不是非正统的。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一国实力基于其基本制度以及构成国家社会的人口拥有的多种技艺。军事组织充其量是中间变量，然而其最终影响力将与我们直接衡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表现密切相关。毛泽东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具有一定意义，然而也可能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5. 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74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76);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197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tables 2—5;及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1976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77)。
6. 参见图2.7和图2.10。
7.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90—310.
8. Karl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ason Finkle and Richard Gable,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6); Ted R. Gurr,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Political Systems, 1800—1971, ”APSR 68, no.4(December 1974): 1482—1504; Phillips Cut-right, “Political 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in J.V. Gillespie and B.A. Nesvold, eds., Macro-Quantitative Analysis: Conflict,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vol.I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1); Stein Rokkan et al., Citizens, Elec-tions, and Parties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0).
9.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Contents and Measurement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Publications, 1972).
10. Organski,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A.F.K. Organski,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Aian Lamborn, “The Effective Pop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Keir Nash, ed., Governance and Population: The Governmental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Change;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and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Research Report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11.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Lucien Py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rch 1965): 2—13; Binder and LaPalombara, Crises and Sequences.
12. Gabriel Ardant,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220.很多人认为选举结果适合用于评估政府的渗透程度。粗略一看，使用选举数据似乎是个很有潜力的解决方案。此外，因为这样的数据相对而言更容易获取，我们至少可以进行有限的国际比较。然而选举数据可能极具误导性。我们在这里并不担心一个国家的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代议性的。问题在于投票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这种渗透水平究竟是象征性的还是真实的。在苏联和东欧政府中似乎全民都有投票权。这一选举程序当然并不意味着那些当选的政客代表着选举人口的真正选择。尽管政府形式并不是民主的，但政府的控制程度却很高。相反，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大部分非共产党东南亚国家，选举人口数量比较多（尽管不如共产党国家的人口多），然而在多数案例中渗透是象征性的，而不是真实的。驱使村民四五年去投票一次，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留下印迹，往往标志着政府对其行为控制力的极限。与其说控制和渗透是真实的，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使用的选举数据具有欺骗性。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用来衡量政治发展的选举数据同样不尽如人意。
13. 该领域的基础研究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做出的。最密切相关的著述包括Jorgen Lotz and Elliott Morss，“Measuring‘Tax Effort’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IMF Staff Papers），（July 1，1971），pp.254—331；Roy Bahl，“A Regression Approach in Tax Effort and Tax Ratio Analysis，”IMF Staff Papers（November 1971），pp.570—610；及Raja Chelliah，Hassel Baas，and Margaret Kelly，“Tax Ratios and Tax Effor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1969—1971，”IMF Staff Papers（May 1974）。
14. Chelliah et al., “Tax Ratios, ”p.295; Bahl, “A Regression Approach, ”p.590.
15. 如果最终代表税收努力的比率等于1，这个国家就符合预期，或表现正常。如果比率大于等于1，这个国家的表现就优于整个样本中的标准值。如果比率低于1，国家就比根据其经济资源所预期的水平表现要差。
16. Bahl, “A Regression Approach, ”pp.582—583.
17. 克劳斯·诺尔指出，和平时代的军事准备水平并不能很好地衡量一国在战争时期的军事力量。直接衡量政治发展就可以随时间的推移预测一国的实力，因为在和平时代的政治体系能力表明了在军事冲突时代可能实现的动员水平。Knorr，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18. 据说苏联实际参与了共产党国家的部分空中行动，然而这种说法尚未得到证实。预计有130万中国士兵参与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为36.5万人。这一数据是美国军事学院（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军事艺术和工程系主任埃斯波西托（Vincent J. Esposito）在《美国百科全书》中提出的。Encyclopedia Americana，16（1965）: 527—528.预计在战争期间（1950—1953年）朝鲜得到的援助为148.15亿美元。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资490亿美元（M.T. Haggard，“United States Expenditures in Indochina and in Korea，”Congressional Research Record[Washington，D.C.: Library of Congress，April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