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小结

我们在本章中关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我们的数据，核军备竞赛并不是国际政治的必然现象，而不过是一种空想。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证明发生了军备竞争或者军备竞赛，每次均一无所获。显然美国和苏联在建设核武装，然而此举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是因为两国在相互竞赛或者竞争。出人意料的是，两国并没有竞争意味着并不存在威慑的逻辑条件。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那就是并没有发生相互威慑。这个结论令人震惊。我们的发现并不符合人们对两个竞争者运作及互动方式的看法。

与我们观察的核时代之前的大国行为相比，在核时代参与国际冲突的大国行为是否存在根本不同呢？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大国战争的每个重要方面，从缘起、直接结果到最终结局，似乎都与国家发展和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不同增长速度相关。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核武器是否正如人们宣称的那样，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这一切。我们判断核武器并没有带来这样的改变。

和过去一样，武力及其反映出的紧张局势是国内进程的结果。外部威胁可能是最初的合法化机制，使一个国家真心实意地开始加强武装。然而，一旦武装项目启动，外部威胁对于延续它们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此外，核武装并不能比常规武装更有效地消除各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能力上的差异。它们并不能像人们幻想的那样，可以重新分配竞争性国家体系中的全部力量。它们并不能赋予国家领导人其梦寐以求的控制国家命运和国际和平的工具。建设核武器与对手的所作所为无关。最后，所谓核武器的奇迹特性，其实像多数奇迹一样是空中楼阁。威慑力量无法发挥威慑作用。核武库的作用与建设它们的初衷相同，那就是它们是非常可怕的待命武器。如果我们不是对于从威慑视角（威慑是研发核武器的一个可接受的正当化理由）来看待核武器有兴趣的话，我们显然会这样看待它们。

我们的发现从另一个方面挑战了与核武器相关的国际政治常识。如果核相互威慑是有效的，而美国精英和民众仍然对核武器扩散到苏联、法国、中国和印度以及在旁边跃跃欲试的国家怀有深深的恐惧，那么他们焦虑的反应已远远超出其分析问题的能力。尽管随着核武器的传播，意外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上升。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我们相信威慑理论，核武器向许多国家的扩散也会导致稳定威慑的扩散。³⁸相信核威慑原则，却又认为核威慑对于和平毫无益处，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构建核武库几乎完全是国内压力的产物，而非外部因素的结果，威慑就没有生效。那么人们对于核扩散危及世界和平的恐惧就是正确的，应该阻止核扩散。

最后，应如何理解我们发现的其实并未发生战略军备竞赛，相互威慑理论无法解释加强军备以及维持和平的现象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圆满的答案，只提出了一个也许有道理的解释。有证据表明，在二战结束后，尽管美国和苏联多次相互将对方视为深恶痛绝的竞争者，然而两国均不能正确地分析或理解这种经历。因此，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愤怒、迷茫和怀疑主导了两国关系。两国均将对方视为敌人，这一解读成为强劲而持续的战略武器建设的通行证。这些最初的印象是如何代代相传的呢？为什么会这样？美苏每一对新的领袖是如何实现社会化并用其前任的视角来看世界，而全然不顾世界的真相呢？这些还不为人所知。此外，美国提供了一个彻底颠覆战略武器目的的理由。战略武器并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维持和平的。尽管如此，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今，人们却丝毫没有认为获取战略武器的必要性下降了。没有人去分析开始或持续武装是否真正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或者战略武器计划是否真正与来自对手的战略打击相匹配。战略武器的研发者几乎完全在封闭体系中运作。也许他们发现两国并没有互动后并不会感到不安。

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评判两国疯狂储备核武装的行为。尽管如果说两者获取战略武器的进程是“神经过敏”，也许言过其实。然而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词汇。那么就只好用“神经过敏”这个词汇来形容了。

这个发现完全不同于人们的预期。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发现和结论具有挑衅性，甚至冒犯了他们。我们的本意并非如此。我们的发现挑战了人们的直觉和当代国际政治思想的主要假设。也许我们全错了。然而我们拥有的数据却清晰地说明了问题。我们遵从数据的指引进行了分析。我们预感到对我们结论的批评将不绝于耳。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很想重复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650年在苏格兰教会大会上的恳求：“我恳求你们，以基督的慈悲心肠想一想，你们可能错了。”

注释

1. Theodore C.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p.512.

2. 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1946年提出了经典的威慑概念：“因此，在核武器时代，美国安全项目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采取措施确保我们在面临袭击时可以作出报复。提出这样主张的作者毫不关心谁会打赢下一场使用核武器的战争。目前为止，我们军事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打赢战争。如今其主要目的应该是避免战争。除此之外它不应有其他有用的目的。”（Bernard Brodie，ed.，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46]，p.76）.参见Bernard Brodie，“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Strategy，”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Working Paper 1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February 1978）。

3. 理查森提出了关于军备竞赛过程的经典论述。Lewis F. Richardson，Arms and Insecurity（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60）；also Samuel Huntington，“Arms Races: Prerequisites and Results，”Public Policy 8（1958）: 41—86.对于对目前数学正规化表述的优雅论证，参见Dina Zinnes and John Gillespies，eds.，Mathemat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Praeger，1976），pt.3。

4. 出色的总结参见Samuel Huntington，The Common Defens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Bernard Brodie，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Arnold Horelick and Myron Rush，Strategic Power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William Kaufman，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William Kaufman，The McNamara Strategy（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4）；Henry Kissinger，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7）。

5. John Foster Dulles, “Massive Retaliation, ”in Robert Art and Kenneth Waltz, eds., The Use of For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p.128—132; Albert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37, no.2(January 1959), pp.211—256;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p.267—271; Kaufman, The McNamara Strategy, pp.114—120; Glenn Snyder, Deterrents and Defense: Toward the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Brodie,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Strategy, ”pp.3—7.

6. Sorensen, Kennedy, p.685.

7. Jonathan Pollack, “China as a Nuclear Power, ”in William H. Overholt, ed., Asia’s Nuclear Future (Boulder, Colo.: World View Press, 1977), pp.44—45; William Griffith, ed., The World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75), p.30; H.R. Haldeman, The Ends of Power (New York: Quadrangle, 1978).

8. Kennedy, Thirteen Days, pp.69—70.

9. Nikita 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Boston: Little，Brown，1970），p.497.最后，我们有直接证据表明，较弱的一方相信其核能力足以让美国受到无法承受的破坏：“我要再次强调，如果任何疯子想要向我们国家发动袭击或者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袭击，我们已经拥有了如此多的核武器，包括原子弹和氢弹，还有必要的火箭将这些武器送上潜在侵略者的领土。我们真的可以将向我们发动袭击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从地球表面抹去。”（来自1960年1月14日对最高苏维埃的演讲，Art and Waltz，The Use of Force，p.134。）

10. 在很多威慑文献中，人们使用潜在破坏力的绝对水平来评估威慑潜力。人们假定破坏水平越高，恐惧就越大。这一水平一度被视为是武断确定的，至少在美国战略共同体中是如此：“华盛顿界定确保摧毁的标准是武断和保守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五角大楼将攻击25%的苏联人口和45%的苏联工业作为武器攻击目标的截断点。超过这一点后，防务计划者就认为，即使要在破坏水平上取得边缘性突破，也需要把武器数量增加一倍。”（John Newhouse，Cold Dawn: The Story of SALT[New York: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3]，p.18）.最近披露的官方文件支持这个结论：“能够发挥威慑作用的并不是在部分上限制对我们的破坏的能力，而是明确摧毁攻击者作为20世纪可生存国家的能力以及使用这些力量报复核袭击的毫不动摇的意志……。第一个定量问题是，我们必须让袭击者承受什么类型和数量的破坏，以确保他不会发动这样的袭击？正如我几年前向委员会阐述的那样，我们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苏联，我判断我们摧毁苏联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以及一半工业能力，就能有效实现威慑。这种水平的破坏当然对任何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都是无法承受的惩罚。”（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S. McNamara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the Fiscal Year，1969—1970，Defense Program and 1969 Defense Budget，January 22，1968[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8]，pp.47—50.）更近期的表述是：“按照一种做法，策划者可以仅仅将大城市作为目标，假定人口和工业与其密切相关，并将有效性作为死亡人口和摧毁城市的函数。因此，例如苏联30%人口和200个城市被摧毁就是足以确保威慑的报复水平。”（Donald Rumsfeld，Annual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1978[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p.68.）最近辩论的主题并不是必要的绝对水平，而是如何实现威慑。

11. 当然，我们的主要兴趣就是将核能力与行为改变联系在一起。有限的案例样本足以完成这一目的。我们作出选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尚未有人完整地搜集1945年以前的案例，以系统地分析危机升级为大战的可能性。匹茨堡大学戈什曼（Charles Goshman）和麻省理工学院阿尔克（Hayward Alker）的著述弥补了这一缺憾。

12. 我们补全了巴特沃思（Robert Butterworth）的著作没有列出的从1945年到1975年的每一场冲突的清单，并修正了巴特沃思对于冲突升级为大国对抗可能性的分析。我们也决定将战争界定为超过100个人伤亡的冲突。Robert Butterworth，Managing Interstate Conflict，1945—1974: Data with Synopsis（Pittsburgh: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76）.

13. 巴特沃思通过分析“美苏在这场冲突中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来分析国际体系中每一场冲突中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对其解读仅作出了微小的修正。在危机中战争与和平的两级取决于危机是否会导致超过一千人或者更少的人伤亡。关于这些分析细节参见Butterworth，Managing Conflict，pp.471—474，variables 1，4，8。

14. 格里菲思（William Griffith）认为证据支持威慑。事实上，他认为中国因为没有有效的核力量而作出了让步。The World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p.4.关于后一个时期他写道：“另一个问题是苏联是否会进攻中国。在1969—1970年苏联曾考虑发动袭击，然而如今可能性降低，因为中国获得了最小核威慑能力，可以瞄准苏联包括莫斯科。这就是他们修建的当代中国长城。”（ibid.，p.30.）

15. Michael Intriligator and Dagobert Brito,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War, ”Working Paper, mimeograp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9).

16. “中国自从20世纪60年中期就开始试验中程弹道导弹，主要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部署了20枚可随时投入使用的导弹，射程高达1 000英里。”（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Military Balance，1971—1972[London，1971]，p.40.）(https://www.daowen.com)

17. 关于质疑威慑运作的早期分析，参见Organski，World Politics，chap.5。

18. 应该注意人们之所以认为军备竞赛不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因。这个原因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表述如下：因为大规模发展军备代价高昂，每个竞争者都尝试超过其他人，竞争的经济压力极高。弱小的国家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并落在后面，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就会面临失败的风险。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时不我待前奋力一搏，或者接受对手占据上风的结局。在涉及核武器的时候，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将会在结论部分再次探讨这一关键问题。Cf. Paul Smoker，“Fear in the Arms Race: A Mathematical Study，”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no.1（1964）: 55—64.

19. 在40年前，理查森在其经典著作《武力和不安全》（Arms and Insecurity，referred to above，in n.3）一书中，正式提出一方防务预算的增长，是对手防务预算提升的结果。这种见解在应用于拥有核武器的世界的时候得以拓展，并将博弈论逻辑引入了军备竞赛，优雅地阐述了陷入“囚徒困境”的各方由于担心合作的后果，可能会采取类似军备竞赛的行为。这种说法也说明了应该如何降低这种恐惧并且逆转升级的可能。也可参见Anatol Rapoport，“Lewis R. Richardson’s Mathematical Theory of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3（September 1957）: 249—299，及其Fights，Games，and Debates（Ann Arbor，Mic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1），chap.1；及Anatol Rapoport and Albert M. Chammah，Prisoner’s Dilemma（Ann Arbor，Mic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对于非正式的阐述，参见Samuel Huntington，“Arms Races: Prerequisites and Results，”pp.41—86。对于这些丰富的文献的早期综述，参见Peter Busch，“Mathematical Models of Arms Races，”in Bruce Russett，What Price Vigila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p.193—233。对于由收益不同导致的结果差异的重要讨论，参见Robert Luce and Howard Raiffa，Games and Decisions（New York: John Wiley，1957），pp.94—101。对于由不同假设出发对变化作出的全面分析，参见Dina Zinnes，John Gillespie，and Michael Rubinson，“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Richardson Arms-Race Model，”in Zinnes and Gillespie，Mathematic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89—216。最后如果我们假定存在控制论的过程，而不是理性的过程，将发生深刻变化，却不影响互动和威慑之间的关系。参见John Steinbruner，“Beyond Rational Deterrence: The Struggle for New Conceptions，”World Politics 28，2（January 1976）: 223—245。

20. Joseph Pechman, ed., Setting National Priorities, The 1979 Budge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p.259.

21. 在国内制定预算的很多领域，渐进主义是一个主导性问题，威尔达夫斯基（Wildavsky）及其合作者提出的模型经过修正后被运用于防务政策中。克雷辛（Crecine）和坎特（Kanter）的著作使用了预算数据，塔门（Tammen）、艾利森（Allison）、莫里斯（Morris）和霍尔珀林（Halperin）也分析了研发特定武器系统的决策过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防务开支的总体波动以及研发武器系统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内部压力而作出的。最概括性的分析是Otto Davis，M.A.H. Dempster，and Aaron Wildavsky，“A Theory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APSR 60，3（September 1966）；Aaron Wildavsky，Budgeting，A Comparative Theory of Budgetary Processes（Boston: Little，Brown，1975），pp.47—69，344—358；也可参见Morton 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4），及Graham Allison and Morton 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 A Paradigm and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in R.Tanter and R.Ullman，eds.，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关于防务预算的具体分析，参见John Crecine and Gregory Fisher，“On Resource Allocation Processes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31（October 1971），及John Crecine，“Fiscal and 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Size and Shape of the U.S. Defense Budget，”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69（April 1975）；Arnold Kanter，“Congress and the Defense Budget: 1960—70，”APSR 66，1（March 1972）: 129—143；Graham Allison and Fredric Morris，“Armaments and Arms Control: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Military Weapons，”Daedalus 104，3（Summer 1975）: 99—189；Ron Tammen，MIRV and the Arms Race: An Interpretation of Defense Strategy（New York: Praeger，1973）；Robert Art，The TFX Decision: McNamara and the Military（Boston: Little，Brown，1968）。

22. 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为检验美国和苏联之间是否发生了核军备竞赛，核对了美国的核武器开支，发现在可以得到数据的时期，在第一个五年分配有所提升，而在第二个五年分配有所下降。Albert Wohlstetter，“Is There a Strategic Arms Race?”Foreign Policy 15（Summer 1974）: 2—21，及“Rivals，But No‘Race’，”Foreign Policy 16（Fall 1974）: 48—81。然而他的发现并没有排除下面的可能，那就是美国开支的发展曲线可能是一种周期性运动的一部分，由于我们可以获得的系列数据持续时间不够长，所以未能被人发现。其发现也无法排除这一可能，那就是如果能获得苏联的数据，美苏两国开支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清晰。一些学者尝试检验内部和外部因素如何同时影响分配资源以加强军备的决策，他们却无法达成目标，因为受到数据的限制，要构建一个可以将“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力剥离开来的模型似乎是不可能的。两个出色的研究作出了这样的尝试。瓦格纳（Wagner）、珀金斯（Perkins）和塔格佩拉（Taagepera）使用了理查森的数据，说明军备竞赛模型或渐进模型均可以很好地解释在二战之前制定军事预算的行为。因此两个模型都可能是正确的，无法区分它们的价值。David Wagner，Ronald Perkins，and Rein Taagepera，“Complete Solution to Richardson’s Arms Race Equation，”Journal of Peace Science 1，no.2（Spring 1975）: 159—172.在第二个研究中，奥斯特罗姆（C.Ostrom）使用1954—1975年美国和苏联的两组防务开支。他比较了两种路径，发现渐进模型和军备竞赛模型对于两个国家防务开支模式的解释力和随机模型差不多。他明智地得出了无法选择任何一种路径的结论。我们再次回到了原点。Charles Ostrom，Jr.，“Evaluating Alternativ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Model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1，2（June 1977）: 235—265.

23. 美国国防部在1962年年度报告中使用了同样的分类方法。如Annual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FY 1974（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4），table 1，p.118。美国中央情报局采用了相似的战略，评估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领域资源分配方面所用的现金。如参见“A Dollar Comparison of Soviet and U.S. Defense Activities，1965—1975，”SR76-10053（February 1976），fig.3，p.3（此前还有一些出版物也作出了相关的评估）；“Estimating Soviet Defense Spendings in Rubles，1970—1975，”SR76-101121U（May 1976）。很多学者还使用类似的分类标准来比较军备竞赛，参见Michael Squires，“Three Models of Arms Races，”in Zinnes and Gillespie，Mathemat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260—261；及Albert Wohlstetter，“Rivals，But No‘Race’，”p.62。

24. 多数观察家认为战略武器间的差距在缩小。参见Fred Payne，“The Strategic Nuclear Balance，”Survival（May-June 1957）: 109—110；及Donald Rumsfeld，Annual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1978，pp.60—61。人们经常会作出技术对等的假定。“要知道，我们可以观察一系列新型苏联系统，它们使用了尖端科技和生产技术：如狐蝠式飞机、核动力弹道导弹核潜艇、新型进攻性潜艇、可用于导弹和空中防御的新型雷达和导弹、反舰导弹、可用于直升机作业的反潜艇舰船，以及向越南有效引入的先进火箭发射器等更小的装备。这些系统的很多技术可以与美国的技术媲美。然而我们现有的某些系统显然更先进。”Defense Program and Budget，FY 1971，A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Melvin R. Laird before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DOD Appropriations，p.67（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 William Baugh，“An Operations Analysis Model for the of Nuclear Missile System Policies，”in Zinnes and Gillespie，Mathemat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77.

25. 对于比较问题的出色综述，参见Andrew Marshall，“Estimating Soviet Defense Spending，”Survival 18，no.2（March-April 1976）: 73—79；Alec Nove，“Soviet Defense Spending，”Survival 13，no.10（October 1971）: 328—332，及Michael Boretsky and Alec Nove，“The Growth of Soviet Arms Technology-A Debate，”Survival 14，no.4（July-August 1972）: 169—177；W.T. Lee，“Soviet Defense Expenditures for 1955—1975，”Tempo，General Electric Company，mimeograph（July 31，1975）；William Colby（pp.21—23）and Daniel Graham（pp.92—95）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1975（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及Paul Cockle，“Analysing Soviet Defense Spending: The Debate in Perspective，”Survival 20，no.5（September-October 1978）: 209—219。

26. 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评估两国核武库中整个核武器系统中的每个武器系统，来比较两国的核能力；将这些系统与敌对国家的系统进行比较，并以整合比较的结论来判定每个竞争者在什么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来回应对方研发特定武器系统的举措。我们必须也能整合这类比较的结果来探析总体回应模式，而不是每一个系统的回应。要知道如果不确定必要的标准，并充分掌握关于每个武器系统特点的全部信息，我们就无法进行详细的比较。情报共同体之外的学者不可能推进这样的工作。

27. 对战略体系投入资源的差异也支持这一结论。据中央情报局报道，在1967—1977年间，“在两国洲际进攻部队中，显然可以看出对武器重视程度的巨大差异：苏联将近60%的美元价值投入洲际导弹部队，而美国仅仅在这个领域投入了约20%。另一方面，美国轰炸机部队的开支占40%，而苏联仅占不到5%（除了‘逆火’战略轰炸机）。尽管苏联同时期在研发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投入每年都超过了美国，在潜艇方面的投入除了其中两年外，每年都超过美国，但美国每年在轰炸机方面的投入都更高。”（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A Dollar Cost Comparison of Soviet and U.S. Defense Activities，1967—1977，SR78-10002m[January 1978]，p.6.and fig.3.p.9.）

28. 更多细节参见附录3，模型A1.0。

29. 考虑我们假定贬值在两个国家是一个常数，我们可以从两个等式（3.0和3.1）中得到美国和苏联估算的常系数的比值和绝对差。

30. 本研究使用的战略核进攻力量序列来自联合经济委员会、政府优先事项和经济附属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提供的数据。这些数字直接出自1964年、1969年和1978年的解密情报档案，这些档案目前存储于委员会文件中，其中汇总了从1945年到1977年的国防部和情报报告。

31. 参见附录3关于残差分析的论述。

32. Brodie, The Absolute Weapon.

33. 分析残差展示了美国在1952—1954年的异常值以及苏联在1965年的异常值。在不改变模型的情况下，我们重新评估了等式并且排除了这些分析，以期获得更稳定的结果，可以与最初的样本结合起来分析。结果展示在表4.4中。在苏联的例子中，我们因为排除了选择的几年而没有发现系数变化。美国的系数更加稳定，标准误差更小，而且表现出更强的总体契合度。

34. 参见附录3。

35. 我们非常感激洛萨达（Marcial Losada）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使用其和森蒂斯（Keith Sentis）在密歇根大学共同研发的多变量互动傅里叶分析合成（Multivariate Interactive Fourier Analytic Synthesizer，MIFAS）项目。我们使用傅里叶合成法的数据是因为它将一系列正弦曲线波段的代数求和叠加起来，这些正弦曲线波段深刻影响了时间序列中现象的变化。傅里叶合成法将频率范围内的简单数据转化为时间范围内的数据，并可以很容易把握数据中持续和显著的特征。将傅里叶合成法应用于静止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将最初的数据转化为包括0的数据，意味着单位差异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互动的检验，因为产生的曲线图并不改变最初数据的结构，并可以有意义地对其进行评估。关于项目细节，参见Marcial Losada，“Event-System Decomposition: Predicting Employee Turnover in Manufacturing”（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7）。

36. 使用傅里叶分析，我们能够解释的变化从R²=0.72增加到R²=0.75。

37. 当我们从直接比较武器的价值变为估算努力的时候，跨国分析的偏差扩大了。我们使用的比率是与使用卢布而不是美元的类似研究估算的结果一致的。参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Estimating Soviet Defense Spending in Rubles，1970—1975，”SR76-10121v（May 1976）。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World Tables，1976（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还需要轻微调整恒定值。

38. 为了证实核扩散可以确保稳定威慑发挥作用，而不是提升战争爆发的可能，参见Intriligator and Brito，“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