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中的纸币试验
回看宋代，国人颇多腹诽，“读宋史长流泪”人人皆知，宋代甚至被视为中国积弱的朝代。即使钱穆这样的平和大家，一方面表示认可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中国在唐代以前可以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另一方面也认为汉唐宋明清五朝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2)
事实上，如果换个评价标准，宋有其地位与优势，无论人均经济水平还是文化生活，可谓中国历代之中少见的斯文盛世。陈寅恪曾经表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成就在海外评价甚高，其城市自由、商业生活与文教昌明彼此辉映，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拂晓时代”。
日本历史学者内藤湖南首倡“唐宋变革论”，指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的开始。从1910年提出到现在，这一说法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与深入的研究。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3)
春秋之际的中国属于典型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者，封土建国也。周代商立国之后大封同姓与异姓诸侯，分散到广阔区域。当时地广人稀，“野人”广布，周的封建其实为一种“武装殖民”，天子不仅授土，也授民，即授土上的野人。所谓“封”者，《周官》云：“制其畿疆而沟封之”，就是在一块地方圈城，称之为“国”，周族人（或异姓诸侯族人）居于国中，而不断征服城外原住民土著（即“野人”）。被征服的“野人”按照井田制原则被组织起来，以实物租税与劳役形式上贡，而“国人”分为士（军人）、工（手工业者）、商等，从事战争、青铜器与其他制品制造、祭祀等活动。国人按照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由天子、诸侯而至大夫、士，层层封建之下全体社会得以组织。周天子类似西欧封建时代的国王，拥有最强军力，但并不直接管理诸侯内部事务，也受到氏族、贵族的约束。
统治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封建制度无疑有其优势，可谓最简单易行的组织方式。初时，血缘宗法力量强大，周天子军事占优，封建制度尚可应付；时间流逝下，这两项因素均递减，西周封建渐渐演变为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对诸侯而言，扩张具有动力学必然性，兼并战一旦启动即无可逆转，而战争的残酷逻辑则会不断强化各诸侯国的改革竞赛。因此，井田制必然被废除以利于农业生产与资源组织，而盐铁、水利、渔牧、运输、手工业开始民间化，铁器普及，随后商鞅变法以科层官僚机构替代血统贵族治理，臣民地位与利益不再基于血统而是依赖军工，以理性而非传统来提升战争组织动员能力，最终一统天下。
检点之下，秦政成功并非完全归于法家苛政之功。废井田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私有化改革，农业生产力因之大涨。秦也重视工业，道路与水利都是得力的措施。军事组织方面得到财政支持，义务兵制度与雇佣兵制度有很好的结合：当兵为义务，而奖赏丰厚，带有雇佣兵特色，因而军力强悍。除了官营工业之外，秦也鼓励私人工商业。货币、文字、道路、度量衡的统一均是善政。其中，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各国都铸造各自的货币，秦、齐、魏、楚等强国的货币各有特点，也有相应的流通范围，主要服务于本国内及本地区的短途贸易，长途贸易则需要借助黄金或者铸币之间的转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基于贱金属铸币的货币其流通需要得到政府权力的背书，特定的、可识别的形态在政府背书的基础之上为民间接受，成为流通中介。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政府更进一步垄断了铸币特权。
秦之灭亡，确是劳役民众太过之故。汉承秦制，接受教训，与民休息，而其财政制度则有得有失。田租虽轻，徭役则重，以此支持西汉所行之郡县征兵制。此制度下，中央军与边防军军力强大，依赖中央财政支持。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所得与农田与人口相关，而少府为皇帝私人财源，所得则与山泽盐铁等非农业相关。商品经济发展之下，政府收入增量少，而少府收入剧增，汉武帝以之为私产而用之支持对匈奴征战，自然对豪强不“自愿”捐献有愤愤之气，转而制定盐铁专卖、告缗、铸钱专营、均输等措施，与民争利，民间工商业因而破产。这其中一个技术关键在于汉朝没有发展出专业的征收商业税的能力与体系，而诉诸告缗，鼓励民间告发豪强而不自愿申报纳税者。(https://www.daowen.com)
汉武帝赢得对匈奴的战争，社会经济却因之凋敝，晚年下“罪己诏”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到东汉建立，改行募兵制，光武帝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而罢郡县兵，但中央军力不足，用军之时不得不允许地方募军，种下三国军阀割据因缘。
实际上，两汉政治结构一直苦于中央权威无法直达郡县治理。汉之郡守约介于周之诸侯与清之总督之间，权力相当大，凡诸地方事务如军事、财政、司法、地方官员选任等均在掌握，而郡守自然乐于与地方豪族结盟，以减少对中央的依赖。如此一来，豪门士族势力大涨，一直到前唐时期，均可被称为“士族社会”。两晋南北朝固然是士族权势熏天之时，晚至唐代，即使已经开始开科取士，政治权力仍旧掌握在豪族世家手中。不论是关中豪族还是关东世家，朝廷政治权势无法离开他们的支持。
豪族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对应的是坞堡经济的兴起。部曲与农户难以承受政府压榨而附身坞堡，坞堡实力日益壮大，而中央政府税源日益萎缩，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央政府不得不依赖豪族的格局。后世皆谓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其实，这未尝不是不得已而为之：李氏起身于关陇集团，始祖为西魏八大柱国将军之一，其得天下仰仗于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贵族与以山东豪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支持，即使贵为皇帝，也不得不看重豪族们的态度。与后来的清朝皇帝相比，这多少有些类似于西欧封建制之下国王的处境。
唐代已经开始试验科举制，日后证明这是建立中央管理体系必须的一步，但在有唐一代，科举进士更多是名誉“加持”，而不是入仕正途，皇帝们仍旧处于豪族势力的包围之下。唐玄宗试图更多地依靠胡人来获得更大的权力，却由此种下安史之乱的因缘。
安史之乱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安史之乱中天下豪族泰半凋零，北方经济中心地位丧失，政治上中国开始走向官僚制，社会上走向平民社会，经济上坞堡模式破产，财税上开始货币化税收，兵制上开始走向募兵制。这样的转变最终导向有宋一代的宏大试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历代王朝中最高的经济成就，也塑造了纸币试验得以推行的经济环境。这就是我们下一节将要讲述的纸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