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钱荒与疯狂的会子

南宋钱荒与疯狂的会子

北宋交子的故事还没完全结束，南宋之后，仍有续集。

南宋大体继承了北宋体制，但是南宋偏安一地，经济重心进一步转向南方，经济制度比起北宋不得不有所拓展，也产生了不少的金融创新，甚至一度南宋的生存都曾依赖于盐引制度。

所谓盐引，是指在盐业专卖之下，国家卖给商人的取盐凭证，盐引具有有价证券以及票据的不少性质。南宋小朝廷草创之时，金军不时南下，四处风雨飘摇，宋高宗赵构甚至逃逸海外。从赵构在河南商丘即位到正式定都杭州，其间经历了10多年，便于携带的盐引在筹集军费等方面曾经帮助不少，甚至有“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之说。南渡说的是宋高宗赵构南下，而盐钞就是盐引，高宗登基之前担任兵马大元帅，就以靖康之难的勤王口号，为筹集军费发行盐钞，不久得钱50万缗，甚至在高宗的逃亡立国路线图上，一路也伴随着商人们交钱买盐引的影子。

盐利进入财赋，从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代即有记录。管仲在齐国即借助临海地理优势“兴盐铁之利”，可谓开盐法之始，此后盐就在官营和私营之间变换。唐代从开元之后开设盐铁使，后来这一职位并入掌管国家财政的新部门三司，宋代三司地位一度与宰相均衡，盐利更是发挥到极致，盐法更为完善，开创了盐引等制度创新。徽宗时期权相蔡京的经济改革中，盐引使用范围更频繁广泛，其制度在后代也延续下来。《宋史·食货志》中记载，唐肃宗年间改革盐法，理财名臣刘晏大力整顿，全国盐利一年40万缗，到了晚唐，盐利已经占赋税收入的一半；北宋哲宗年间，仅仅淮盐和解盐两项一年收入就达到400万缗，可占唐代赋税的三分之二；到南宋高宗年间，泰州海陵一个盐监的收入就折合六七百万缗，其一个州的收入就超过了唐朝举国收入。

盐引虽然广泛使用，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货币，更类似于债券。就纸币而言，南宋除了交子，最著名的纸币就是会子，甚至可以说直到南宋，纸币才真正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有了法币的意义。会子最早在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官办，次年置会子务，学习四川交子方式，并且设定面额以及准备金，“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¹⁹⁾会子分别有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会子等，在不同地域分别流通。与起源于四川，对应于区域性的四川铁钱的交子不同，会子流传区域很广，其储备主要是铜钱，甚至还有银本位。南宋将领吴玠在河池发行银会子，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银本位制，这也可见白银的货币职能扩大，当时会子和银价之间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官会与银价常相为消长，会子轻则银价重，会子重则银价轻”。⁽²⁰⁾

纸币发生于北宋，极盛于元，中间衔接的南宋的作用不可抹杀。如果说北宋纸币的流行只是局部现象，那么南宋的纸币则是一种全国情况。纸币出现于宋朝，一方面是货币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压力之下的被迫创新。

会子的流行，首先源自南宋政府的财政匮乏。南宋控制范围小于北宋，领土缩减一半，但坐拥南方富庶之地，广开财源，除了拓展海外贸易之外，也继续加收田赋之外的各类税种，如经制钱、折帛钱、添酒钱等。按照北宋和以后帝国的标准比较，南宋地域虽小，人口也只有6 000万，主要集中在两浙与四川等地，其收入反而高于北宋，这其实显示了南宋经济的繁荣与官员的理财有道。南宋孝宗末年政府收入高达6 530多万缗，而北宋哲宗年间不过接近5 000万缗。⁽²¹⁾南宋财政虽然开源有方，但在各类军事开支以及对外赔款压力下，最终还是被总结为“会计不明，用节无度”，费用预支要等数月甚至半年。

其次，则是钱荒的日益频繁。钱荒从隋唐时代即有记录，到了宋代更为频繁。这首先源自铜的匮乏。在隋唐之前，商业不够繁茂，官方政策以严禁民间私铸铜钱为主，之后贸易渐起，而禁止私铸之下，铜价上扬，导致铸钱无利可图，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缺乏铸币动力。铜价高企之下，民间更倾向于将铜币改铸为铜器，利润可以高达5倍甚至15倍。以民间铸造铜器为例，唐代记录铜钱1 000文得铜6斤，每斤售600多文，所得已然4倍左右，到了宋代更是翻番，高宗时期即有记录：“百姓以十文钱销熔得铜一两，铸为器可得钱一百五十文。”⁽²²⁾如此厚利之下，自然屡禁不止，铜钱越发紧缺。

从唐开始，官方政策从严禁私铸转向严禁百姓挟钱出境、严禁百姓毁钱铸器，可见钱荒现象已经很频繁。到了宋代，铜钱的匮乏使得铜钱外流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热门程度类似于后来的白银外流或者今天的人民币外流。当时用“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来形容铜钱流向边界甚至海外。宋朝立朝之后继承前制，对于铜钱流向邻国与海外很是警惕，多次下发各类禁令，与之相对，金、西夏等国则是用各种方式吸引铜钱，例如走私、越界采铜、运用短陌等方式。⁽²³⁾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当时对于铜钱更是趋之若鹜，往往把价值十倍的商品只卖一成，只为带走铜钱。在日本，虽然明代也有少量中国钱流入，但是宋钱数量远多于明钱，影响甚为广泛久远。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启动变法，王氏政策之一是废除钱禁，收敛民间财富，充实政府军用。禁令一除，宋钱加速流失国外，钱荒更加严重，这方面的记录比比皆是，比如神宗年间就有这样的记录：“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钱荒之下，钱贵物贱，宋政府大举铸钱，加之以免役法攫取民间铜钱，府库很快满盈，而民间则商贸凋敝，不乏交不起税而变为流民之人。

铜的缺乏使得铜钱的铸造相对前朝而言偷工减料。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铸281万贯铜钱，合计减料878 000余斤，而这些料能够再铸造169 000贯铜钱，这也使得宋代人更欣赏前朝货币，例如唐代的开元钱。⁽²⁴⁾到了南宋，当时人更是感叹“物贵而钱少”。以会子诞生的绍兴三十年来看，其目标是铸造50万贯铜钱，结果只铸造了10万贯。⁽²⁵⁾

宋朝是否真的缺钱？以铜钱为例，其实宋代铸造了不少，学者高聪明统计整个北宋时期的铜钱铸造量达26 200万贯，这还不算旧钱，而彭信威估计当时全部货币流通量为24 000万—25 000万贯。日本宋史研究者宫泽知之认为，流通中的铜钱大部分都以各类税收的方式回流国库，一年大约有7 000万贯之巨，因此流通中的铜钱没有这么多，但万志英指出，这一说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朝廷几乎以与收入一样的速度将国库中的钱不断花费出去，因此流通中的铜钱数量仍旧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高聪明估计11世纪末的商品流通总量为15 000万贯。如此来看，与商品流通总量相比，宋代铜钱并不算少。

然而，钱荒并不仅仅是铜钱的缺乏那么简单，正如学者朱嘉明所言，中国自汉朝以来钱荒不断，其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²⁶⁾

这一矛盾在宋代情况十分明显。一方面，大量铜钱被窖藏或者流出到国外，没有有效流通；另一方面，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缺乏如现代银行这样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的情况下，铜钱数量难以精确对应商品交易需求，宋代钱荒本身也是经济需求的表达。日本学者斯波信义准确描述了宋商品贸易的发达，其区别于前代的特征在于，地方性市场、地区性市场、长途贸易与国际贸易在宋代都得到了广泛发展。贸易繁荣决定了铜作为货币的独木难支，各地随即涌现了不同种类的货币，铁钱、铜钱、纸币、白银都曾作为货币流通。事实上，随着民间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无论交易数额的增加还是交易半径的增加，都需要更简便更高面额的货币，无论是最初的纸币还是随后的白银，其实都比铜钱更有优势。我已经在前面讨论过货币的约定性质，只要取得民间信任，各种形式的货币都可能流通，其信誉高者甚至可能溢价交易。这在北宋的货币实践中有充分的反映。

在民间信任的基础之上，如果政府以正确的方式介入货币管理，所谓法币即可能诞生。以北宋交子为例，国家一旦发行纸币就带有法币性质，其信用建立在国家承认其价值的基础之上。金属本位的纸币意味着纸币直接与实物货币等价挂钩，维持了其信用：会子开始与铜钱直接兑换，并且可以用来和政府交易，可以购买盐引、茶引等有效价值凭证，交纳赋税。宫泽知之认为，宋朝的财政与货币制度对于纸币在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纵向流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塑造了货币在宋朝经济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环境。高聪明则认为，这一纵向流动之所以成立，也是基于范围广大的货币民间交易的横向流通。⁽²⁷⁾从宋代纸币的实践情况看，可以认为宋政府在尊重民间规则的基础上，顺应经济货币化趋势，因势利导地推进法币实践，是成功的关键。(https://www.daowen.com)

后来会子发展到不可兑换，官方期待俸禄、军费等支出部分尽可能多地使用会子，在赋税之类的收入部分尽可能少地收取会子，因此规定“九分现钱、一分会子”，结果事与愿违，会子的回笼速度反而加快。人们在和政府做交易的过程中，如购入茶引、盐引等，更多使用会子而不是铜钱，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南宋版本。

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务实的南宋政府意识到只有给予会子和铜钱相同的待遇，才能真正使得会子被民间接受，因此取消了对于会子和铜钱的不同待遇，改用“钱会中半制度”，即在财政中铜钱与会子的数量各占一半。这意味着会子和铜钱的地位对等，发行会子的次年就规定钱会各半，“新造会子许于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行使。除亭户盐本钱并支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州军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沿海诸州军，钱会各半。其诸军起发等钱，并以会子品搭支给”。⁽²⁸⁾

钱会中半制度随后有所反复，但是其基本原则在南宋一朝贯穿，当会子发行减少时，甚至一度引发会子受到更多欢迎。

南宋孝宗时期值得一说。宋孝宗是南宋第二位君主，被认为颇有作为，岳飞案件的平反为他获得不少政治加分。他的身份是宋太祖七世孙，他的登基其实也使得南宋帝位从宋太宗序列回到宋太祖序列。他于1162—1189年在位，接近30年的执政时间使得南宋颇有起色，有“乾淳之治”之称。在他治下的淳熙年间（1174—1189年），会子基本与钱等同，出现“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等记录，甚至有“楮币重于黄金”的说法。⁽²⁹⁾所谓楮币、楮券等，都表示纸币，因为楮皮可以造纸，往往楮也表示纸，纸币多用楮皮制成。针对会子的情况，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淳熙年间也说会子和钱会中半制度的效用带来“会子自贵”。“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此无他，轻之故也。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此无他，稍重之故也。”⁽³⁰⁾

会子的使用离不开商业的繁荣，商人竞相选择会子除了便利保值之外，还因为当时金银需要缴纳一定的税收，宋孝宗本人也表示自己因会子“几乎十年睡不着”，认为“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即已经意识到会子价格与数量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可见南宋的经济微观调控能力经过实践的调试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就货币理论而言，宋代更是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子母相权”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提出是在春秋时期，表示大钱和小钱之间的关系，东周鲁国史学家左丘明于《国语·周语》言：“货币之重者、大者为母，轻者、小者为子。币轻物贵，推行重币以市贵物，称母权子；币重物轻，推行轻币以市贱物，亦不废重，称之权母。”这句话的意思是铸币轻重大小应该与商品流通、物价水平相适应，重币用于贵物，轻币用于贱物，子母币相权而行。随着宋代纸币的出现与繁茂，“子母相权”逐渐变为铜钱和纸币（尤其是会子）的关系，南宋杨万里曾说，“盖见钱之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之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³¹⁾这一理论日后也引申到白银和铜钱的关系上，对于中国货币史影响颇深，总体而言体现了对于货币数量的控制与管理。

钱会中半制度确定了会子的法律地位，但是会子的运作也受到发行量的限制。会子和交子一样，后来有了以界为发行期间的做法，原本是三年为一界，发行额规定为约1 000万贯，到期会子可以得到替换回收。回顾会子的成功，其实秘密正是在于合理的准备金，同时控制会子数量，鼓励会子与铜钱等价。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欣赏会子的成就，曾经如此评价会子：“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盐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³²⁾

会子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即使有“母子相权”理论作为指导，会子最终仍旧毁灭于滥发。又一次，战争打乱了一切。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铁木真被推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同年南宋主战派获得暂时上风，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即所谓“开禧北伐”。在孝宗隆兴年间的会子不过400万贯左右，随着财政吃紧，尤其1206年后，会子的发行量急剧增加，而且多界会子混用。战争之前的开禧元年（1205年），第十三界会子是5 548万贯，期限为9年；开战后嘉定二年（1209年），第十四界会子则发行了11 263万贯，期限变为22年。

如此，宋孝宗时代会子受到信任的黄金景象一去不复返。纸币成为拯救国家命运的最后稻草，也是帝王将相醉心的理财之术，继续大行其道，“庙堂之上，缙绅之间，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穷日之力，赠印楮币，以为理财之术。楮日益多，价日益减”。⁽³³⁾所谓楮币，也就是纸币，因为当时多用楮树作为纸币契约用纸，而纸币发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实物作为准备金，最终只是纸上富贵。会子的加倍增发，也意味着贬值的加速进行。根据学者漆侠的整理，以米价为代表，南宋物价一直步步增高，宋高宗年间（1141年）米价曾经是100文一斗，其间从300文、500文涨价，最后激增到100年后宋理宗年间（1240年）的3 400文。这一趋势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加剧，在1246年高达65 000万贯，第十八界会子200贯纸面价值为20万文，却还买不到一双草鞋，“以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饥寒窘用，难责死斗”。⁽³⁴⁾

随着会子日益贬值，“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再次发挥作用，铜钱逐步退出流通市场，钱会中半制度从收入和支出都难以为继，本来为缓解钱荒而引进的会子却反过来导致钱荒恶化，钱荒日益成为常态，如是更导致经济恶化。南宋后期时人感叹，“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宋的竞争力并不在军事，支撑宋王朝命脉的一直是经济，经济的最终溃败也决定了其命运的无可挽回。

景定四年（1263年），南宋会子增印15万，到宋末甚至在元军将至的时候，丞相贾似道继续滥发货币。景定四年还曾发行新的货币关子，有取代会子的意思，却导致会子更加贬值，几乎不值一文。⁽³⁵⁾之后，元大军南下临安，以1∶50的比率兑换中统钞与会子，会子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会子贬值剧烈，而中统钞还算坚挺，南宋还没有正式灭亡，这个价格未尝没有收买人心、稳定民意的意思。

从交子到会子，结果都是因为财政危机而遭遇贬值命运。铜钱紧缩带来的钱荒使得纸币发行数量增加，而纸币的增加与准备不足又导致纸币贬值，其根源其实在于，作为抵押物的宋代财源不断因战争备受侵蚀，步入滥发贬值之路。不论交子还是会子，最开始时往往是私人发行，不可避免会造成局部的混乱，比如最早私营交子的富商经营不善、遭遇挤兑，于是国家开始介入发行，增强民间对其信任，私人纸币也因此被挤出市场。这意味着最开始国家发行的纸币有着比私人纸币更高的信用度，甚至溢价使用。不过国家一旦过分滥用这样的信用，滥发货币，最终必然遭遇贬值，被市场抛弃。最后，宋朝陨灭也成为必然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遗弃”。

中国人往往以宋代纸币为骄傲，然而战争使得一切都归于虚空。我们见证了宋代民间社会的创造力以及官僚灵活的经济治理水平，但战争失利导致财政失控，失控的财政政策必然导致失控的货币政策，交子最终敌不过财政货币化的悲剧。交子、会子等货币最终成为一个通胀的历史悲剧故事，也是宋朝统治者未能把握的改革红利。宋代纸币退出了舞台，但是贪婪与愚蠢永远存在，尤其越到末代王朝，越是穷凶极恶地试图通过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宋如此，金如此，元也未能幸免，明则完成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