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混乱的清朝
如前所述，明朝败亡最直接的原因是军事失败。在明帝国最需要军事力量的时候，其军事机器却已沦落到最低效的状况，其有限的军力若全力平复西北方向农民起义军，或全力防守东北方向清朝铁骑，或可取得局部成功，但却没有能力同时在两面作战。1638年，当明军看到扑灭起义军的曙光之时，皇太极大规模入侵，迫使明军增援东北，之前的战果化为乌有，李自成与张献忠得以席卷半个中国。
进一步追究，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原汉族帝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即如何应对来自草原的军事威胁。代之而起的清朝，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远比明帝国更好的方案：清朝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长城之北以大可汗身份统领女真、蒙古各部落，长城之南以皇帝权威治理官僚体系及其下属臣民；南方的税赋足以支持清帝打消贵族分权企图，而草原骑兵则为帝国提供了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力。因此，和平终于在血腥屠杀之后来临，中国经济也在清初“永不加赋”“与民休息”等政策护持之下快速恢复。
此后，白银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白银从西方流向东方，一方面滋润着大清帝国，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清代主要制度承接明朝，白银仍旧大行其道，所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而且历代的钱币都可使用，银钱混杂两用，如兵饷之类的发放也是“银八钱二”。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时人谢肇淛就在《五杂俎》中洋洋洒洒地描述银钱通用与混用的各地风俗，“用钱便于贫民。然所聚之处，人多以赌废业。京师水衡日铸十余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而钱下加多，何也？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然宋钱无铸者，多从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盗。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抵，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即使到了清代，银两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已经确立，银在中国仍旧没有演变为铸币形式。千家驹认为银两从官方层面是一种本位币(1)，原因有三点：征税在一两以上必须收银，一两以下则听民自便；在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方面，法令规定制钱一千换银一两；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而且政府会计都用银两计算，表面上白银没有无限法偿，但大额交易不可能支付制钱。
但如果把清朝货币制度直接定义为银本位，也容易忽略其复杂混乱之处。关于清朝货币制度有很多定义与讨论，但就其实际作用而言，白银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而铜钱在特定区域场所仍旧占据优势。根据学者考证，政府开支几乎都用银，而且清代也奖励民间用银，乾隆十年谕“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支用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2)
清无前朝发钞之弊，没有大幅通胀之忧，但复杂之处则在于其币制之混乱。
姑且不论种类繁多的铜钱，就是白银一种货币也令人头疼。我们曾经说过不少货币名称起源于重量单位，比如英镑，不过这些单位最终都和这种货币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中国，银两很长时间之内仍是一个货币单位，进化不大，可见其原始。讽刺的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需要对外支付的时候，不得不支付600万墨西哥银元，原因也是与中国银两度量衡混乱有关。
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从1874年起曾经在晚清中国海关服务多年，他被认为是赫德的亲信。他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后世不少研究都绕不开他。马士曾抱怨，“银两兑换也是可以把人弄糊涂的一个问题，它会使一个普通人无法了解中国税制的奥妙。中国除铜‘钱’外，没有铸币，目前10 000铜钱约等于1英镑，2 000铜钱约等于1美元。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有不下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10%以上。甚至库平银，也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各地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3)
这种混乱事实上延续了数百年，即使到了近代也是一本糊涂账。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往往被视为银本位，事实上，更确切的说法，中国是没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其间，不仅银两、银元不同种类混用，铜钱、洋币也流行，钞票有外国银行和钱庄“私票”，就是银两也分为虚银和实银，实银分为宝银（元宝）、中锭、裸子、小镙、散碎银等，元宝又分为各地的成色，如上海的“二七宝银”和天津的“白宝”等。单单就称量实银的秤来说，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时期据说有上百种之多。各种虚银更是形形色色，如库平银、广平银、海关银、漕平银等。
由于各地各行业的虚银形形色色，其兑换划算也是金融业的重要业务。当时山西票号流行一个银色歌，把各地的主要用银单位“纹银”“豆规”“公估纹银”“化银”等整合进顺口溜。
天津化宝松江京，纹（番）银出在广朝城，
上海豆规诚别致，公估纹银西安行；
票色重贵足纹厚，云南票锭莫忘情，
川白锭出成都省，荆沙老银沙市倾；
二四估宝属武汉，桂梧化银记分明，(https://www.daowen.com)
常纹周在湘潭县，长沙用项银出名，
常德市纹银为主，金陵项化是足色，
粗俗不堪人目视，诚恐难记随口诵。(4)
中国货币的混乱局面，首先是中央地方割据的结果，使得货币从铸造到使用都具有地方性。其次，也在于各类私铸的繁盛。
金融研究员石俊志曾经总结说，“西汉王朝在秦朝货币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完善，形成了三项重要的原则：（1）朝廷垄断铜钱铸造权，严禁百姓铸造；（2）法律保护朝廷铸造铜钱的流通，各级官府及百姓，对朝廷铸造的优劣不同的铜钱，不得有所选择，必须同样接受；（3）禁止百姓销毁流通中的铜钱。这三项原则，对于当时的货币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但事实上，严禁民间铸币并不容易实现，宋朝更是彻底放弃了禁止私铸的政策。从很早开始，私人铸造就颇为繁茂，历朝历代都有，私铸甚至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民间自由铸币的传统之一，又被国家主义者诟病为缺乏货币主权意识的证据补充。万志英指出，早在15世纪，银锭与私铸铜钱联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朝廷铸行的官方货币，甚至明朝一度放弃铸币。
私人铸造流行，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法治悖论，禁令越多，往往表示情况越难以控制。历史上往往都禁止私铸钱币，但历代的私铸很少因此消停，反而有各种名目，当时也有不少相关的记载，“私铸则有所谓沙壳、风皮、鱼眼、老砂板、毛钱、灰板、鹅眼、水浮等名目，盖皆薄而小，杂以土砂铜铅锡而铸造者也。人皆夹此小钱于制钱中以充用，而钱之市价、钱之名称，亦因此私钱混杂之多少而大分别”。(6)
私铸不仅屡禁不止，甚至公开出现，公家和个人都有涉足。私铸往往被认为不乏公家人参与。经济学家马寅初就说过一个小案例，“铜元局逐日鼓铸铜元，原有一定之钟点，铸数自不太滥”。但不少铜元局参与铸钱的人可以公然将铸钱时间延长一两个小时，多铸的余利归个人所有，堂而皇之叫“局私”。另一方面，当时国际势力在华不受约束，国外银行只要满足本国规定的准备金要求，即可以在中国发行货币，其信用比起国内政府的货币信用不算差。
私铸门槛低，也说明古代铸币的技术水准门槛不高。当时不仅流行外洋，以往朝代的钱币也在使用当中，官方铸币与私人铸币并行流通。换个角度来看，或许成本因素可以帮助解释上述现状。在前工业时代，如果官方货币本身在技术上无法做到杜绝仿制，那么私人铸币其实难以杜绝。事实上，英国金币的成功有赖于蒸汽机发明之后的技术革新。而当时中国铸造水平仍旧低下，铸造成本很高，在乾隆时期据说平均成本占金属价值的15%以上，这一水平导致官方铸辅币很多时候几乎无利可图，历史上也不乏因此停止铸造的案例，同时也使得民间铸造继续盛行。
如此混乱的币值，可谓兑换者的天堂，不仅中国钱业的兑换业务大有可为，也为各种官员上下其手设置了不少空间，其中涉及各种利益，随后币制改革一直无法彻底推进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此。马士提供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是关于当时银两换算何等大费周折：“从库平银折合铜钱的兑换率是每两2 600文，从铜钱再往回折合库平银的兑换率却是1 105文，因此，一笔70.66两的税款，经过折合就要交纳166.29两。但是我们这里拿一个经常发生的事实来说吧，从江苏省税收里拨解甘肃省的协饷，税票原来是按库平银计算，但缴税时却按当地银两计算；当税款汇解上海时又折成漕平银，到上海后再折成上海银，等到汇解甘肃时（假定是汇划）却又要再折回漕平银，款子到了甘肃又按当地银两收进；甘肃所收银款还要折成库平银来和江苏结账，再折成本地银两存进钱庄，又折成库平银来和帝国国库结账，然后再折成当地银两或铜钱准备开支。”
中国混乱的货币制度中，不仅出现银钱混用，地方性也很强，不说各地的铸币，就是统一的铜钱比价也不同。《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早年以学生身份游历中国，他就记录了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铜钱比价：在东部各省，一吊钱为100个铜钱，10吊钱相当于一块墨西哥鹰洋。但当时中国有18个省，一吊钱对应的铜钱数各地不同，比如太原是83个，直隶省则只有33个。日本人出于谍报需要，观察更为仔细，在19世纪80年代各地钱价如下：北京（大钱称当十钱），五个一百文，五十个一吊，一美元凡九吊五百文；天津（小钱称京钱），五十个一百文，五百个一吊，一美元凡二吊四百文；通州（小钱称京钱），五十个一百文，五百个一吊，一两凡三吊四百文；上海（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一美元凡一吊二百五十文；烟台（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一两凡一吊七百三十文；蒙古（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山海关（小钱称东钱），十六个一百文，一百六十个一吊；盛京（今沈阳），三十三个二百文，一百六十个一吊，一两凡九吊六百文。(7)
这看起来是天方夜谭，却是真实的故事。如此烦琐的过程，也给不少人中饱私囊提供了方便之门。官僚机构往往会谋取自身福利最大化，国外观察家在晚清一边无可奈何地目睹了在兑换中的各类“神奇事迹”，一边特别强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确凿的实际叙述，“经手人在这一连串9次兑换里，每次至少可从折解数额获得0.5%的好处，至于款子在地点转移时，从兑换率上所得的好处，以及向纳税人所进行的‘勒索’，都还没有计算在内。并且，我们所叙述的是过去的情形多，现在的情形少，因此，我们就更不该忘记，过去解款照例是真正把银子从江苏运到甘肃去的，就是现在，也还常常这样做，但是这种直接运款，并没有把上述的反复兑换的情形省略，采取直截了当的交割办法”。
由此可见，清朝的腐败几乎是一种制度性腐败，而币制混乱能够持续多年甚至也是腐败的一种副产品，这样的转换手续也为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大开方便之门。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制度，无论其好坏，其实也有传统，货币制度的混乱也是如此。
随着明代中叶之后税收的实物征收变为银两征收，无论碎银还是后来清朝的银元，都需要重铸成为分量更大的银锭。而碎银熔铸过程的损耗往往就成为官员要求民众额外缴纳的部分，这一部分往往不归国库，而归地方，所谓“火耗”“羡余”之类，有时候甚至高达预定税额的一半，往往层层摊派，有增无减。比如《金瓶梅》一书中，场景应该是在北方，有一次西门庆和吴大舅就谈到了屯田，税收时都以银作为单位，“而今这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亩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到年终才倾齐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总数也就是五百两银子税收，其中所谓“羡余之利”轻松可以达到两成（“现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寻”）。到了清代雍正一朝，特别取消火耗而改成养廉银，这算是古代的“高薪养廉”制度，养廉银甚至十倍百倍于官员薪水，但是本质上也于事无补，没有统一的货币度量其实给了官员上下倒手的机会。
系统溃败的代价显而易见。它徒然大量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使得钱庄“旅途中为转运和护送所需的费用，而且由于长途跋涉，所费时间，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月计的”。不仅天子无法彻底改变这一情况，官僚集团本身也越来越强大，甚至已经到了反腐即亡国的地步，导致后来推行币制统一遭遇很多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