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银洋在中国
所谓外国银洋，大家也常常说“外洋”，当时中国称其为“洋钱”“洋钿”，而广东等地一般称为“蕃银”，文人们也有“番饼”“番佛一尊”等说法，足见礼遇。
外洋在中国的流行，其实从明代就已经开始，主要途径有澳门以及菲律宾等。钱穆曾说，明代开始用银元，到清末有较多数量的墨西哥银元以及大清银元，银币才有了标准重量，也就是七钱二分。货币学家千家驹曾经将清朝用银分为三阶段：首先是入关到乾隆年间的100多年，普遍使用银锭；其次是嘉庆以后的八九十年为第二阶段，外国银元成为中国的流通货币；最后是清末的宣统年间，自铸银元，银元与银两并用，这种“两元并用”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33年“废两改元”。
最初的中外贸易，基本都是外来者购买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物品，中国国人几乎不买外国商品，而主要交易就以外商提供白银完成，白银主要就是银元，即外洋。伴随着贸易繁荣，流入中国的外洋也日渐增多。到了乾隆年间，除了贸易因素之外，中国的高利率也开始吸引外洋，据说当时广东年息一分八到两分，且是复利，如此水平自然导致不少银钱流入，比如1799年和珅被抄家之时，家中已经有洋钱五万八千元。
外国银洋最开始因为成色稳定而被当作银块使用，后来则凭个数流行。1910年户部调查显示，当时中国流通的外国银洋有1.1亿枚，其中1/3是鹰洋。鹰洋于1823年由墨西哥铸造，因成色较好甚至比起最早使用的西班牙本洋有后来居上之势。《银元时代生活史》一文中说(48)，“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鹰洋不仅流行于城市，也流行于乡村。美国旅行家盖洛曾经记录他在宜昌的一次经历。为了制作一面美国国旗，他购买了三尺红布、三尺白布、一块蓝布和一卷棉线，布花了532文铜钱，棉线则为100文，“我递给店主一块鹰洋，按宜昌的市价，值现钱820文。出于玩笑，我顺手拿起他已经串好的1 000钱，取了200文。他笑了笑，点头表示认可。这样，我购买这些东西，似乎只用了620文铜钱。在中国要弄清钱的真正价值实属不易”。(49)
正因如此，外洋在当时的流行其实更多是一种经济动机，即在混乱币制中作为一种更为标准化的白银货币，而不具备政治意义。外洋也没有法币意义，当时钱庄或票号往往会在上面做各种印记，导致其面目全非，美国传教士何天爵曾记载：“一位很有名气的美国女士在广东游历时，希望凭信用卡在当地的钱庄取500元的墨西哥鹰洋，以作购物之用。钱庄老板按照要求，从一个麻袋中倒出顾客所需银元的数目，让对方核实一下。摆在面前的墨西哥银元无异于一堆废铜烂铁：其中没有一块能够称得上完整，其价值也只能按照实际重量计算。”(50)
外洋的流行，彭信威认为体现了两个世界货币文化的发展差异：一个是希腊体系，在中世纪一度低落，文艺复兴之后一路走高；一个则是中国体系，中国五铢钱也有其先进之处，后来流行的贰角大小、银币尺寸也与之接近，也与马克与先令尺寸接近。他认为货币文化从宋之后反而后退，由便于携带的银块退化到不实用的元宝也是一例，元宝形态其实并不实用，而汉代已经有更为合理的银饼样式，《三国志·魏志》即有“赐银千饼，绢千匹”的说法，而南北朝时就将银铸造成铤形（即长方形的板），“故后代称白银一铤为一笏，当时也有将金银铸成饼形的，亦有铸成铤形的”。(https://www.daowen.com)
从专业上说，中国的造币方法一直是“范铸”方法，即模铸法，往往先以泥制模。这属于原始的手工业方法，产量受限，而且费用不低，这一方法被认为2 000多年以来没有进步。我曾经去上海博物馆的钱币馆参观，中国历代的铸钱确实在外观上改进不大。相反的是，源于希腊钱币文化的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市场需要的变化，在18世纪就利用机器铸钱，这一方法后来才传到中国。
正因如此，外洋流行可谓引导中国货币文化的“一次大革命”，带动中国自制银元的萌生，比如“龙洋”“袁大头”等。尽管如此，直到民国，外洋始终流通。根据货币专家的考证，早期中国自制银元与外洋成色接近，大概都在27克左右，纯度约在9成。(51)民间对于银元的喜爱，到底还是因为其分量十足、制作精美，陈存仁的记载亦印证鹰洋在清朝时普遍流行，甚至与“龙洋”“袁大头”等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陈存仁还解析了俗语“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
根据陈存仁记载，银元早期在上海叫作银饼，他曾亲眼见过。这些银饼多是咸丰六年（1856年）在上海经营“沙船”生意的富商私家所铸造的。这算是国产银元，比起“龙洋”之类官方授权的银元更早。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手工打成，目的是每月发工资时，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当时这些银饼中最流行的是上海富商王永盛所造，有货币史学家说其是银模制作，后来由于仿铸很盛且成色低劣，最后就停铸了。后人所见的多是仿照品，不知陈存仁所见是否为真品。
从银饼的昙花一现，也可看出外洋胜出的根本原因。货币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换媒介，外洋胜出到底还是前面所谈清代币制混乱带来的结果。混乱低劣的货币制作情况之下，外洋以其制作精美以及标准化而大受欢迎，其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银饼铸造的咸丰六年，上海本地市场还是流行西班牙银元，也就是所谓的本洋。
外洋的流行，除了带来便利，也促进中国向白银化又进一步，这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官方曾经有意禁止洋钱流通，道光九年（1829年）上谕，“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然而外洋的便利性使其一直流行，实际上，大清帝国官方本身也不得不依赖外洋，在税收以及对外赔款中，外洋经常出现。
讽刺的是，民间数百年间积累的外洋，直到银本位结束之时也仍旧存在，这些外洋在金圆券风潮中不少进入政府囊中。一位外国记者如此记录金圆券时期的政策，“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挟，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银、墨西哥鹰洋和所有外币全都交给中央银行”。(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