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钞风潮”中的中国银行
如同英国曾经走过的道路，钞是中国迈向现代货币体系脱不开的一步。不过这一步却迈得十分艰难。“京钞风潮”是其中的第一个考验。
所谓钞，主要是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京钞则主要是在北京流通的钞票，尤其是指袁世凯时期“停兑令”之后的钞票。当时的钞票和世界多数纸币的起源一样，其实就是银行兑换券，意味着银行收了客户银元而发给客户钞票，而如果客户拿出钞票到银行兑换，银行需要换回银元给客户，如此大众才愿意持有钞票，而银行才有信用。北宋纸币试验之后，历史经历千年嬗变，纸币终于再次回到中国，但这一次，运行机制与竞争环境都已经大为不同，结局与对比也让人思考。
北洋政府危机爆发于袁世凯称帝之前，而作为此后一直无法集中权力的弱势政府，军阀割据导致“各省每以自顾不暇，将向归中央收入之款项，任意截留，自为风气”，对内对外都力不从心。这也意味着财政收入微薄，“几乎无一用款不仰给于借贷”。(6)北洋政府的政令无法传递，也局限了其势力范围，政府财政一直处于破产边缘。当时关税和盐税由外国控制，关税主要用于偿还内债外债，而盐税被地方截流，北京财政状况被称为“中古式的”。1925年预算是3.1亿元，次年顾维钧担任财政总长之时曾表示每月收入只有100万元，而且一般是借款。(7)财政匮乏导致中央权威继续弱化，进而财政更加困难，可谓恶性循环。
如此态势之下，身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也因此被政客盘算。民国初年，两家银行的信用还算良好，不仅有发钞权，发行的钞票也受到欢迎。当时鲁迅如此记载，“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8)
如果认为白银因为不便就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看官未必太低估政府的险恶了。这种银行发行的钞票并非国家货币，其生命力维系于机构信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无论从定位还是实际功能来说，都堪称当时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前身是大清银行，有代理国库、募集和偿还公债、发行钞票、铸造和发行国币等权利，而交通银行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清政府邮传部奏设成立，当时即有纸币发行权，还有经理轮、路、电、邮收支、经付公债等权力。这也导致其承担不少为北洋政府垫资的任务，埋下了日后的隐忧。
最开始北洋政府寄希望于公债，并在1914年成立了“内国公债局”，两年三次募集公债。然而随着市场对于袁世凯证券的信心低迷，筹款数额越来越少，于是财政只能依赖银行垫资。根据统计，1916年中国银行向北京政府贷款5 200余万元，交通银行垫款达3 800余万元。如此巨大的垫资并不是无本之木，只能靠滥发钞票填补，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之下，市场难免偏好现金，白银铜元重新获得青睐，如此恶性循环之下，包括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内的京钞价值越发缩水，银行也面临挤兑风险。
1916年可谓波折之年，政治趋向乱局，先是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脆弱的北洋政府面临更大窘境。在没有监督以及严格财政纪律之下，政府的账最终往往都是银行承担。情势逼迫之下，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陷入滥发纸币深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信用面临考验。袁世凯的谋士梁士诒长期控制交通银行，面对无计可施的财政漏洞，他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走漏反而导致市场挤兑爆发，从京津开始蔓延，一切愈演愈烈。
他们策划的拒绝兑付原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发得太多钞票已经无法兑付，“内外债方面，业已经无法可想；如因军政各费，继续增发钞票，必将引起提存挤兑风潮，银行可能即将倒闭，局面将不可控制”。(9)根据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估算，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钞票7 000余万元，其中交行发行额为3 682万元，库存现金只有2 000万元，除了放出商贷约2 000万元外，贷给政府约有4 000万。这个发行数量与后来的法币金圆券自然不可比较。当时的钞票并不是法币，白银还是作为主要货币与准备金在使用，而处于金属货币之下，通胀其实很难走高，这也是北洋政府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原因。可惜在当时的格局之下，超发额度加上各种流言，足以让市场中人心不稳。
账面怎么都无法做平，无可奈何之下，北洋政府未等新财政总长孙宝琦上任，就在1916年5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和存款付现。“停兑令”中如此表示，“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亟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
“停兑令”一出，其实就是摆明了政府要赖账，银行已经无计可施，市场因此一片混乱，纸币的价格越发走低。鲁迅对此念念不忘，详细记录了前后经过，“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支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这一事件显然严重影响了刚刚树立的中国银行业的信用，从鲁迅的记录可见，外资银行的独立性其实保证了其钞票的可靠。数日后京津两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完全停止兑付，日渐加剧贬值预期，导致大家纷纷抛售纸币，抢购商品，于是市场混乱，人心惶惶。
这些钞票挤兑风潮从北方开始，当时称为京钞，所以也叫“京钞风潮”。鲁迅最后只好打折出售自己手里的钞票，“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这种近乎抢劫的行为令百姓惶恐，更令金融市场动荡不宁。1916年5月，就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毫不例外地接到了“停兑令”。
然而，上海当时有一个日后即将崛起的银行巨星：张公权。(10)他曾经留学东京，从25岁开始加入中国银行，其人生与中国金融史乃至大历史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袁世凯、孙中山到蒋介石等人，他们在现代中国诸多历史举措中有意无意促成了张公权人生的重大转机。
时间重新回到1916年。张公权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接到命令之后，看到流言变为现实，第一反应是“惊恐万分”，深感这无异于陪葬中国银行信用。对于整个金融业而言，如果执行此令，中国的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再也难以摆脱外资银行“桎梏”。两人合计之下，决定维护银行独立，核算现金与资产的情况，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拒不执行，期待借此获得民众谅解与支持，“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足以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合计之下，两人复电北洋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拒不执行，并非代表没有成本与一味顽抗。张公权与宋汉章首先的担忧在于，因为抗命他们会被北京政府解除职务，而一旦被解除职务可能就会面临无人顶上的困境，于是他们借助了租界法律，让商股股东起诉张宋二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起诉期间无法擅离职守，也无法被解职。
张公权回忆，这是为了抗挤兑成功，借助股东力量抵制袁氏政府，在当时大商人张謇帮助下，成立新的股东联合会主持业务，张公权被推举为会长，叶揆初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在报刊刊登公告表示上海分行营业照旧，并且对外宣布，“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证之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幸沪上有股东会之设立，竭全力以维持沪行，沪行因赖以保全”。
保住管理架构之后，上海分行还必须从经济上证明自己的实力可以应对即将而来的挤兑浪潮。挤兑是所有银行家的噩梦，更可怕的是这噩梦常常变为现实，即使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老牌中央银行也难以避免。张公权对此挤兑持续观察几天，多年后回忆起挤兑狂潮仍旧心有余悸。
5月12日早晨8点，张公权从家里去银行，在离银行还有三条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他勉强挤到行门口，发现挤兑的人数不止2 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这些升斗小民人数虽然多，但是索取数目并不大，张公权注意到他们手中所持的不过一元或5元的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的存单一张。
5月13日继续挤兑，人数与12日差不多。为了安定人心，本来星期六半天办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长办公时间，结果挤兑人数一下子减少了400人；此后周日本来休息，也照常营业半日，结果挤兑人数不到百人。张公权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气，记下“风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没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挤兑情况之下，上海分行现金也开始减少，究竟能否支撑下去其实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联系外资银行给予帮助。
在几天的挤兑之下，上海分行虽全力应对但也几乎面临困境，毕竟挤兑就是一个信心比较的过程，在市场践踏之中，谁也不知道挤兑什么时候过去，甚至危机开始退散的时刻是压力最大的时刻，“沪行库存有200多万元现银准备，挤兑数日共兑出160余万元，同时商存款项被提取数亦达百万元”。(11)于是，外资银行的帮助就显得分外重要。5月15日，宋汉章经理往访汇丰银行和正金银行两家外资银行寻求帮助，诸多外资银行赞成协助上海分行“至必要限度”，由各外资银行共同承担对上海分行的200万元透支借款。
当时外资银行信用良好，所以钞票得到更多认可，库存现洋颇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帮助，而外资银行也需要市场稳定。当时势力最大的汇丰银行隐性承担了维护市场稳定的责任，汇丰银行贷款额度占据1/5，为40万元。此外，当天还决定由华俄道胜银行“出早仓”（资金一般是下午出库，早仓表示提前提出）以帮助上海分行。其实上海分行并没有动用这笔钱，但是市面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挤兑风潮旋即散去。
当然，据参与者回忆，虽然宋汉章在外资银行中颇有声望，但是交谈之中并非单凭信用，提供了上海分行行址及苏州河沿岸之堆栈、地产道契等为担保。对比之下，虽然也有呼吁帮助交通银行的声音，但是因为交通银行声誉一向不如中国银行，所以外资银行对两家中资银行的态度也是两样。
到了5月19日，风潮总算彻底平息，张公权如此记录战果，“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适当，并获当地官厅之合作，对于发行之钞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兑付现金。影响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对于中国银行在当地发行之钞票，十足使用”。
从经济上来看，上海分行已经胜利，此刻可谓“家有千金，行止不惊”，在银行加班加员应对挤兑的努力之下，挤兑风潮散去。不过，经济只是一方面，此刻又传来各方面的声援。5月16日各国驻京公使团向领事馆复电，赞同协助上海分行，但张公权当时表示挤兑风波已经平息，上海分行无须外援。
尽管此刻经济上已经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义却十分清晰，对于日后的追责赢得了空间。而且，上海分行的应对也感染了不少人，原本持中立暧昧态度的机构个人也明确支持上海分行，例如上海总商会即在《申报》表示，“查中国银行准备现金甚为充足，不特发行之钞票照常兑现，即将来存款到期亦一律照付。该沪行内容之可靠、诚信而有证，惟钞票为辅助现金，全赖市面流通，斯金融不致窒塞。该沪行既备足现金、兑付以保信用，而各业商号自应一律照收”。如此趋势之下，等到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根据李思浩回忆，执政的段祺瑞对于上海分行停兑的态度改变为“非常和缓”，承认停兑是勉强应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内，“与外国商人关系较深，停兑不易办到”。
袁世凯去世之后，大局已定，停兑风潮也意味着上海分行的完全胜利。至于“停兑令”的始作俑者梁士诒，在袁世凯去世之后被继任总统黎元洪下令通缉，继而逃亡海外，日后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咸鱼翻身，再度卷土重来，重新入主交通银行，借助西园借款盘活交通银行——这就是闹哄哄的民国政治。
这次京钞挤兑事件之后，1921年又重演过一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从1916年到1923年整理京钞，在战乱中历经几个阶段才算基本完成。中国银行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银行。1926年，中国银行吸纳的存款总额达到32 848万元，发行钞票13 742万元，分别占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和发行总额的35.1%和60%。
这一次胜利虽然是在张公权等人运筹帷幄之下展开，但是其中的成功也依赖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大背景。
首先，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这反而意味着它不会挤兑得非常霸道，北洋政府时期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时期。正因如此，“停兑令”的执行并不是十分严格，南方对北洋政府的做法也表示异议，“北京政府宣布此举，系欲使中交纸币跌价，造成独立各省经济上的恐慌，北京则可席卷现金，以发军饷”。如此氛围也给予张公权等人抗命的空间。这其实是权力分散之下“东南自保”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即使秋后算账，在各界的抗争斡旋之中，最终也不了了之。
其次，这看起来是张公权的胜利，其实更是江浙财阀乃至工商界的胜利，也是市场力量的胜利。张公权最为倚重的其实是股东和工商界人士的力量。他依托于张謇、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借助股东力量公告天下，“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住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中国银行沪行决定由股东会竭力维持，将来各业企业如有损失，均由股东联合会负责向政府交涉”。(12)
换言之，此役的胜利依赖于中国银行商股身份的强大。这也是北洋时期的一大特点，因为北洋政府财力积弱，所以官股也少，稀释之下银行内商股的比重增大，而且话语权不少，参股人员也不再类似晚清更多是官商身份，而是以商业为主。对中国银行而言，1915年大部分为官股，但是之后商股比重开始增加，1917年从17.01%升为59.29%，1921年为72.64%，1923年猛增到97.47%。根据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的回忆，中国银行几位首脑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想把中国银行办好，也认识到要维持它的相对独立性就要尽量扩大商股权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北洋政府财政部因为需款应用，经常将该部持有的中国银行股票抵借款项，我们就怂恿他们陆续让售给商业银行，到北伐前夕，官股为数极少，只剩5万元了”。
最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人员的地位也不可不提。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行都在北京，但是两行在上海都设有分行，而且地位重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上海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更在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半数准备金都属于两家的上海分行。根据张公权回忆，“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计七千余万元，现金准备约两千三百余万元。内中：中国银行存有现银三百五十万两，银币四百八十八万；交通银行存有现银六百万两，银币五百四十万元。此项现金准备之半数，属于上海中国、交通两分行”。
对比之下，交通银行的历史本身与中国银行不同。北洋政府对于交通银行成为国家银行颇有助力，而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在交通银行地位不凡，从交通银行帮办到最终担任交通银行总理。交通银行初创之时虽然获得轮、路、邮、电四项存款往来，但是在历年垫资与经营不善之下甚至亏损280万两以上，“行务停滞，几有不能支持之势”。梁士诒谋求袁世凯支持，扩大交通银行权力，为交通银行谋取到国家银行权力之后，交通银行一直在他控制之下，交通银行的经营状况却不如中国银行。当时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北京特别通讯”，据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总行在停止兑现、付现的院令发表前，曾致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交通银行分行均无意见，而中国银行各分行都不赞同，甚至有言“交通银行自杀，系属自取，中国银行陪杀，于心难安。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
从全国来看，因为地域风格有异，各地对“停兑令”的执行力度和步伐也不一样。多数地区遵照实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坚决抵制也有其特殊性。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地位特殊，辛亥革命爆发后银行停业清理，然而大清银行中除了官方股份，也有商股。在商业股东出面斡旋之下，南京临时政府同意中国银行于1912年在上海（原大清银行的旧址）开业，次年才设总行于北京，固定股本总额为银元6 000万元，官商各半，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地位在中国银行内外都不低。至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其主管是交通系官员，到任时间不长，更是与商人及银行业务不熟，外资银行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所以不得不对“停兑令”遵照执行。而经过这一次，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结局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更是不同，时隔一年之后才重新营业，其总行也差点遭遇撤销。
经过这一次风波，张公权一战成名，可谓在金融界扬名立万，而且在政界与新闻界也获得不少拥护，后来梁启超邀请他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花费数年整顿京津地区的京钞问题，这为他日后作为江浙财阀代表支持蒋介石奠定了基础。
对抗挤兑成功不仅仅是张公权一人的功劳。据了解内情者评价，张公权交际活络，与江浙银行家、政界以及新闻界多有联系，从政经历使得他对外处理事务得力。对内而言，宋汉章在行内有实权，对外资银行有信用，而当时上海分行襄理胡氏在钱庄有地位，正是他疏通中国银行到上海钱庄市场交易，使得钱庄给予中国银行的地位是同业而不是普通客户。由于三人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促成了中国银行在这次风潮中屹立不倒。
至于宋汉章，虽然一直以来被谈到的频率低于张公权，其实他对于中国银行的贡献也很大，其服务时间更久，资历更高。他经历了清朝、北洋、国民政府等不同时代的中国银行。张公权说起宋汉章，评价是“静默寡言，但是朝夕相处得益亦多，美德有自奉简朴、操作勤劳、办事认真、爱惜公物、公私分明”。宋汉章日后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1946年任四联总处理事。在孔祥熙辞职的情况下，年近80岁的宋汉章还在1948年4月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目的也是为了保持中国银行独立。1949年他辞职去巴西，1968年在香港去世，享年96岁。宋汉章的一生，除了这次对抗北洋政府，还曾经对军阀陈其美、蒋介石的借款要求强硬回应，有人甚至将他称为中国银行的精神领袖。至于胡氏，曾有上海钱庄经历，张公权说他对于钱庄历史业务尤其熟悉，与之谈论市面情况增加知识不少。
在“抗兑令”中，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在致电国务院、财政部和中国银行总行的电报中提到，“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日后发展也多少印证这些银行家的当年期待，虽然政局变动，中国银行仍旧得到长足发展，中国银行存款总数1917年年底为1.4亿元，1928年年底为3.8亿元；钞票发行额1917年年底为7 000万元，1928年年底为1.7亿元。1928年年底，全国银行发行总数为2.9亿元，中国银行发行总数约占一半；全国各银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为9.8亿元，中国银行存款总数约占4成。中国银行的地位不仅在全国卓越，在上海等地甚至高于官方的中央银行，“1934年年底，全行存款总数达5亿余元，各项放款为4亿余元，均较中央银行多一倍许，发行总数为2亿余元，较中央银行多两倍半”。(13)
“京钞风潮”与“抗兑令”背后，不仅折射出中国银行业与银行家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也暗示了一个教训：政府无信用情况下，民众往往更偏好白银之类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存在其实天然对于纸币的通胀是一个束缚，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发行纸币必然引起通胀，引发金融动荡。可惜这一教训并不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的效应被放大再放大，民国政府在通胀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