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生意经与天朝心态
白银多是从海上来，那么闭关锁国制度之下，如何有白银？这要从大清帝国固有的朝贡体制与东亚贸易圈说起。闭关锁国是人们对于清朝的印象，但封闭其实从明朝就已经开始，明太祖禁海的祖训虽然没有完全遵守，但是仍旧影响甚深，外交的朝贡制度可以说也从那时候起得到固化。
《明会典》中关于“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事宜被历史学家多次引用，“东南夷：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苏门答剌（印度尼西亚）、琐里、苏禄（菲律宾）、古里（印度）、满剌加（马来西亚）、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吕宋（菲律宾）、木骨都束（索马里）等；北狄：鞑靼、瓦剌（蒙古）等；东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西戎：哈密、畏兀儿（维吾尔）、撒马尔罕（中亚）、天方、默德那（阿拉伯）、乌思藏（吐蕃）等”。(19)清朝则加上了老挝、缅甸、葡萄牙和荷兰等国。
这些名字的排序与变化，往往代表中国与之关系的远近亲疏。事实上，华夏与四方之民的观念在西周春秋即有，《礼记》中记载：“与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随着夷、蛮、戎、狄等概念在后世演进，现代对于朝贡体制的评价也一直偏于负面，比如历史学家樊树志认为朝贡制度与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贸易格格不入。为人熟知的中国观察家费正清就曾指出，“朝贡制度既像一个处理贸易、外交关系的机构在起作用，又像一种断言儒教秩序之普遍性的宗教仪式在起作用。这个制度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与中华帝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同时表明了它的既稳定又脆弱”。
的确，朝贡体系不仅仅是经济的一部分，更是帝国政治和天朝秩序的一部分。清朝政体继承于明朝，朝贡体系也继承了明朝衣钵，其实满人中的几支也曾经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
然而朝贡体系之外，全球化的浪潮喷涌而来，只不过亚洲尤其中国似乎不为所动。正如费正清指出，中国的成熟与新世界的空白大为不同，“16世纪的葡萄牙人，以及17世纪的荷兰与英国的冒险家和商人，开展了对华贸易，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地区；正如他们的同时代人揭开了蒙在新世界上面的帷布那样：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东亚绝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大陆，它早已有它自身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商务中心。早期西方的贸易事业，不过是在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商业渠道中，增添了一些小小的数额而已”。(20)
在历史大视野中，横向比较往往更能揭示本质。汉学家费正清曾以中国和新英格兰作为对比，1637年英国在广州打开贸易，而1620年“五月花”号才到达新英格兰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但是随后数百年间二者的发展则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直到19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还未能扩展到广州之外，而新英格兰却早已分开成为一种新国家，并且那个国家本身也正准备协助扩大广州贸易了”。这一结果不能让西方的商业野心得到满足，当朝贡逻辑遭遇贸易逻辑，其结果如何？不同于朝贡国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显然希望获得更多。
于是，1793年发生了英国使节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以庆贺乾隆八十寿辰为由的“历史性出使”。蒋廷黻指出，当时欧洲把乾隆皇帝看作开明君主，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困难是因为地方官吏，马戛尔尼使节的准备也很费一番心思，“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
隆重的对待之下，乾隆皇帝也很高兴，但即使再隆重，自然也只把马戛尔尼一行当作朝贡之一，关于跪拜的仪式引发了争议。与此前荷兰、葡萄牙、俄国等西方使节对于中国觐见仪式的满足不同，英国人并不将其视为国际礼仪。
于是，无尽的劝说与拒绝往复了好几周。马戛尔尼也从最初不答应到有条件地答应，“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
面对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乾隆做了一个著名的回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使）日用有资，并沾余润。”(21)(https://www.daowen.com)
这一生动的历史细节，日后往往被解读为天朝的傲慢以及封闭，但是从经济意义甚至政治上解读，乾隆的回应未尝没有合理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于朝贡制度也有了新的解读。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亚洲很早就存在自身的贸易圈，朝贡制度正是其基础，中国的处理不乏精明，相当灵活地将不同国家、宗教、社会、种族人群囊括其中，“朝贡关系并不是绝对地建立在控制关系之上，而是有很重要的贸易基础；朝贡体制是多维的，包含了多重因素和多方位的需求”。(22)
正因如此，中国坐拥内部的市场以及外部的朝贡贸易圈，外来商品对于中国来说并非必需品，贸易并非立国必备，朝贡系统的一个特征正是以商业交易为基础，“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关系平行交织在一起的”。
一个事实在于，单纯就经济而言，中国似乎不需要世界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从政治来看，中国通过选择性的通商也可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朝贡制度似乎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滨下武志指出，作为统治结构内的朝贡关系的基本性质可概括如下：“维持朝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地方统治者到北京觐见皇帝（天子）并接受册封，确认朝贡的使命即俯首称臣。这种关系的性质是宗主国和藩属的关系，朝贡国家、地区、部族要定期向中国进行朝贡以示忠诚。作为交换，朝贡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承认，而且还获得了回馈的礼物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机会。”
与之对应，朝贡制度包含三个内容：“双边正式的朝贡互换——朝贡使团的贡物和帝国回馈的礼物；北京会同馆的特许贸易——以官方允许的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规模为限；边境贸易——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和中国商人在中国的榷关和特许港口进行交换。”
正因如此，如果将清朝对于西方的应对简单视为一无所知或者盲目自大，或许少了一份理解的同情。朝贡制度可以视为天朝姿态的一个注脚，也可以视为海外军事实力不足情况之下的一种怀柔政策。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对广大邻近地区的控制，这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世界，“朝鲜、日本、南洋群岛、越南、蒙古与中国休戚相依，如附庸一般簇拥在它周围”。
与此同时，对于朝贡一方而言，其对中国的视角其实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朝贡制度的延续中，以往的天朝上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原衣冠已经变成了胡服，而继续身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人颇感得意之余，也把旅行记从“朝天”改成了“燕行”，名字之别背后，是与昔日仰望的告别。嘉庆九年（1804年）朝鲜使者徐长辅就说，“天地尽腥秽，气数方晦塞。玉玺元无主，女真敢为贼”。(23)这种对清朝治下中国的微妙心态，其实可以视为日后日本将甲午战争宣传为文明之争的源头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贡制度之中，白银也成为一个焦点。白银不仅在内部通行，也是国际贸易的媒介，随着白银流入渐渐形成所谓亚洲银货圈，这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影响甚大。它不仅加速中国的白银化，而且将中国裹挟入世界货币系统之中，引发一系列的深刻变化。本来随着16世纪之后西班牙银元流入，白银地位已经加强，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金银矿的相继开发，在西欧向金本位逐渐过渡的同时，亚洲的银本位圈作为通货体制也纳入到国际金银比价体系内部之中”。(24)
在中国的明清朝贡体系之中，中国处于中心地位，除了政治因素，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有关。通过与朝贡贸易圈以及世界的联系，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微妙的地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具有重要地位(25)，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是瓷器、丝、茶等产品的垄断者；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白银的终极“秘窖”。
这种重要性其实源自全球经济的分工配合，中国裹挟其中，更多是出于被动。正因如此，直到19世纪为止，中国保持的长期顺差意味着海外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然而当世界白银流向出现变化的时候，中国的朝贡体系也就难以维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