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票的没落与马可·波罗的局限
宋代的钱荒不仅存在于南宋，也出现在其对手方。边界各方都绞尽脑汁地阻止铜钱外流，同时用发钞来补充铜钱的不足。作为南宋的对手，金发钞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
金受宋影响，很早就设立交钞局发行交钞。交钞以7年为流通期限，随着战乱，交钞也走向滥发，即使金尝试实行限价也无济于事，到了金灭亡的1222年，“官定银价上涨了四十几万倍，而市价则超过千万倍，交钞一百缗只能换到一碗面，一万贯才买一饼”。(36)这一贬值速度和限价措施之剧烈，令经济学家也只能将其与后世的金圆券相比拟。值得一提的是，金比起南宋更缺乏铜，因此更加鼓励用钞，民间也储藏了过量铜钱，这一过程其实促进了银的使用增加。及至金末年，很多文献已经记载以银做米的计价，甚至出现民间贸易用银过多，导致民间掘墓劫取白银。(37)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银作为货币从金就开始(38)，而不是多数人认为的明代。无论如何，银在宋元开始崭露头角，正是因为钱的短缺以及钞的没落。
灭亡金的蒙古贵族也采用金（其实也是南宋）的做法，发行以丝绸纱或白银标明币值的纸币。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对比之下，作为英镑前身的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则晚至17世纪才粉墨登场。
元朝获得南宋统治地区之后，就开始禁用铜钱，用元代中统钞回购会子。在南宋末年，第一位以欧洲语言写下的讨论中国人的专著中，纸币已经被提到，“契丹人的货币是纸钱，长宽有如手掌，上面以印子打了线条”。作者就是圣方济修会的修士威廉·鲁布鲁克，他曾到蒙古记载当地人的状况。(39)
大概是吸取南宋和金的教训，元代发行最初有定额准备，中统钞等也维持了多年的货币稳定，其钞票制度曾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有详细记载。虽然马可·波罗的书充满传奇，被认为“掺杂了待证实的事实、信手拈来的资料、夸大的说法、虚伪的言辞、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及不少全然的虚构”“凭着想象在写作”(40)，但他的书中很多生动的细节可以与正史印证，尤其是关于纸币的部分。甚至从时间点来看，欧洲正是在马可·波罗的书之后才出现纸币雏形，这是否是对中国的一种借鉴？
对于纸币，马可·波罗从其制造到使用都有详尽的描述，甚至估算对比了纸币的价值，“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如纸之皮制成黑色，纸既造成，裁为下式”，“此薄树皮用水浸之，然后捣之成泥，制以为纸，与棉纸无异，惟其色纯黑。君主造纸既成，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这种纸币根据面额等价于不同的银钱甚至金币。
除了对比价值，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载了强行要求使用纸币的过程：“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纸币依赖君主的权威，也为君主带来了便利，君主成为最大的印钞者，在不同领域推广捍卫纸币的法定价值。“此种纸币之上，钤盖君主印信，由是每年制造此种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除此之外，元代纸币不仅在军需之上使用，也受到商业欢迎，而且频繁使用之后，旧钞票可以换新钞票。“此种货币虽可持久，然亦有敝坏者，持有者可以倒换新币，仅纳费用百分之三。诸臣民有需金银、宝石、皮革用以制造首饰、器皿、衣服或其他贵重物品者，可赴造币局购买，唯意所欲，即以此种纸币给价”，“尚应知者，凡商人之携金银、宝石、皮革来自印度或他国而莅此城者，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有贤明能识宝货价值之男爵十二人专任此事。君主使之用此纸币偿其货价，商人皆乐受之，盖偿价甚优，可立时得价，且得用此纸币在所至之地易取所欲之物，加之此种纸币最轻便可以携带也”，“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银”。(https://www.daowen.com)
为强制推行使用，元代钞票制造以及推广着力颇多。“此种纸币制造之法极为严重，俨同纯金纯银，盖每张纸币之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官吏署名盖章。此种程式完毕以后，诸宫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始取得一种正式价值，伪造者处极刑。”
最大受益者显然是君主，“由是君主每年购取贵重物品颇多，而其帑藏不竭，盖其用此不费一钱之纸币给付也。复次每年数命使者宣告城中，凡藏有金银、宝石、珍珠、皮革者，须送至造币局，将获善价，其臣民亦乐售之。盖他人给价不能有如是之优，售之者众，竟至不可思议。大汗用此法据有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大汗获有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之方法，业已备述于前。君等闻之，必解其理。兹请言此城执行大权之诸大官吏”。
经济繁荣，发行纸币，经济继续繁荣，滥发纸币，纸币开始贬值，继续滥发纸币，经济没落，王朝灭亡，纸币退出。这几乎是货币发行的中国式循环。马可·波罗笔下的繁华景象也不可避免成为明日黄花。随着海外扩张以及国内靡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感叹元代赏赐金银之数为历代最多（其中白银数量超过黄金）。(41)元朝钞票好景不长，最开始币值稳定，甚至在各地设立平准行用库，贮备金、银、丝等准备金作为钞本，纸币可以兑换。随着元代中后期时局混乱，钞票准备金集中回收至京城，民间其实无法兑换，钞票走向无本发行，也未能避免滥发局面。纸币滥发导致物价成倍上涨，出现钞票10锭（当时一锭等于50贯，一贯等于一两白银）不能换一斗米，而且民间重回以物易物时代，最终通胀也使得国家税收无法保障。“物价腾涌，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42)
钞票是元代的主题，虽然赏赐不少是金银，但俸禄则是钞票与米，税收折银也极少，不过蒙古以及其征服的花剌子模等中亚地区一直有用银的传统，随着钞票的贬值，银开始在中国繁茂，不仅多数钞票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票，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
元代纸币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的不同阶段，从准备金充足走向滥发，但是纸币基本一直作为其法定货币，而且纸币的不可兑换性在当时还是引领了世界潮流，甚至有种说法指出，元朝纸币影响了欧洲纸币的诞生。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被誉为寻租理论创始人，他同时也对中国货币着迷。在其研究中，他一边连篇累牍地引述马可·波罗对元代纸币的叙述，一边也遗憾地指出马可·波罗的局限——认定印纸币是政府一种有效获得收入的方式，而没有认识到不断增发货币带来的后果，比如纸币贬值。(43)
实际上，钞票的混乱局面不仅使得人们回归实物经济，同时也加强了对于白银这样的金属货币的信心。为了鼓励人们使用中统钞、至大钞等钞票，元代从忽必烈大汗时期就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铜钱。这样的做法也曾被后代模仿，却注定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市场的交易规则会战胜皇帝的意志——元朝政府最终在14世纪宣布停止发行至大钞和铜钱，并且取消了对黄金白银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