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在明朝
白银浸淫之下的中国明末，经济高度商业化，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为何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天问，却对后人充满诱惑，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提问者有两位。
首先是著名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他曾经提出疑问：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韦伯疑问。随后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的科技发明之际，也萌生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国发明在古代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但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从韦伯疑问到李约瑟之谜，可能的答案是什么？芝加哥学派信奉复杂的问题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简单问题往往有复杂的答案。李约瑟对中国的兴趣或许源自其专业之外一时外溢的好奇心，但是他留给中国的则是数十年的困惑。这个巨大的理论黑洞，需要无数的解释来填充，而白银则是历史经纬中的隐形一环。
白银的流入，引发一系列经济变化：伴随着银本位的确立，欧洲出现了银行，而中国出现钱庄——明代话本小说多有银铺一说。威尼斯的银行起源于兑换业，最早有中央银行模样的银行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出现于威尼斯，万历十五年（1587年）威尼斯利雅图银行成立，负有盛名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白银在明代逐渐成为主流，从货币以及商业层面改写着明代社会，也渗透进入寻常百姓家，使得各个阶层都日益卷入更为世俗以及市场化的生活之中。
白银的流行首先带来金融业的革新。众所周知，中国兑换业务历史悠久，唐代就出现金银铺，以交易为主，兑换为辅，这和欧洲银行家起源于金匠并无本质区别。早期钱铺往往也被看作钱庄的前身，也作“钱肆”。钱铺最早往往被认为出现在《金瓶梅》中，比如书中人物冯金宝的一段话，“自从县中打断出来，我妈着了惊谎，不久得病死了，把我卖在郑五妈家。这两日子弟稀少，不免又来在临清马头上赶趁酒客。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要见你一见。不期今日会见一面。可不想杀我也”。
中国钱庄与世界上的银行，看起来平行共生，但从一开始起点就不同，注定将来命运也不同。几乎同时代的欧洲，布罗代尔对热那亚银行业大书特书，甚至认为与今天巴塞尔国际结算银行的作用相差无几，“在（约）3/4的世纪里（1557—1627年），热那亚的商人兼银行家通过操纵资金和信贷，得以主宰欧洲范围内的支付和清账。这段经历本身值得大书特书，它肯定是欧洲经济世界历史上有关中心形成的最奇特的例子，因为经济世界环绕的中心点这次几乎是非物质的”。至于同时代的美第奇家族，已经是重要的权力玩家，更是统治了佛罗伦萨长达三个世纪，其家族诞生了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王后以及多位执政大公。对于欧洲一流银行家，君主、教皇其实才是他们的最大主顾，至于位列清河县首富的西门庆，好不容易攀上蔡太师管家的门路，费尽周折进了东京太师府，对方几乎毫不回应，低三下四拜了几拜，才获得赐座的待遇。
由此可见，白银流入似乎只是流入中国惯有制度的历史黑洞之中，只有局部的改变，却无制度性的飞跃。在某种程度上，西门庆属于白银时代的企业家，却无法走出清河县的历史惯性，源于中国缺乏培育现代企业家的土壤。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制度环境尤其法治环境以及契约精神的支撑，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或许不同，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资本对市场拓展、制度塑造的作用，其中的重要一环恰好在于国家政府对它的支持，“环境、野心，甚至还有责任观念，把很多旧政权的君主带入了资本主义的活动中”。经济史学家认为，企业家有两类，运用政治权力的以及运用自身组织动员能力的，后一类企业家在新时代与前者逐渐融合，并且能够通过前一类企业家或者政府来通行有利于自身经商活动的法律。
对比之下，中国制度并不鼓励企业家或者企业家行为。人类商业历史久远，中国也是如此，《春秋穀梁传》中说过：“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可见，当时商民已经存在，而且排在农民与工民之前，但是随后的秩序则发展为士、农、工、商，学者余英时认为士、商、农、工是专业分类，“士和商则无疑是当时最活跃的两大阶层”，后世四民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则是因“重农轻商”而修改。可见，自古以来中国工商业就比较发达，商人地位其实谈不上多低（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只是表象），但中国历史传统却有着与商业逻辑不尽一致甚至背道而驰之处。钱穆曾经说：“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因此之故，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理想水准主要在“平”，其最终标准是“天下太平”，而西方历史主要在求“不平”。
说到底，企业家是社会的关键人群，正是在“不平”之中诞生。中西企业家面对着不同的制度环境，一种是抑制工商业，一种是致力于保护产权。旧时代的中国，虽然并不缺乏个体致富甚至富可敌国的可能性，但难以滋生群体性推动的制度变迁。正因如此，无论是韦伯所谓讲求勤勉以及禁欲的“清教伦理”，还是桑巴特所谓企业家精神和市民精神结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类似这些精神在中国或许有零星的火种，却始终难成气候，始终走不出“红顶商人”的政商循环，只能产生靠制度渔利的企业家，而无法诞生推进制度变革的企业家。(https://www.daowen.com)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历史的风向开始转向，非物质的制度创新作用开始膨胀。彭信威认为，欧洲银行由兑换发展出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导致其规模日渐变大，毕竟金融业是建立在信用之上，而信用的累积则会激励正向的货币创造功能。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威尼斯兑换店也有赖账的时候，查理一世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对伦敦铸币厂下手，甚至约翰·劳在法国的纸币游戏，始终都是“消极”的掠夺，但顿挫之后，西方现代银行体系终得以成形。而对比之下，中国由兑换发展为放款业务，存款业务却没有进展，公家私家都没有存钱在外的习惯，甚至明代严世蕃之类的巨贪抄家，对待白银也只是窖藏，统治者则一直“积极”地掠夺。
至于汇兑，其实中国领先一步，甚至自北宋之后已经平常化，不过后人却评价为“没人注意”，而明末崛起的票号钱庄可谓一大景观，后面再详细叙述。明代的汇兑是政府来操作，民间叫会票，也就是宋代所谓的钱引，这种传统汇兑方式不但没有随着商业社会而演进，还少不了官商勾结惯例。欧洲则从类似的实践出发，发展出更多信用业务，进而运营于国际贸易，最终在17世纪发展出支票账户、存款准备金、本票付款等金融创新，引发商业社会大变革。
中国钱庄领先于起点，却最终落后，甚至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是什么因素导致中西私人银行业的迥异结果呢？更进一步来说，白银带动西门庆之类的新商人崛起，可是他们的崛起往往不是加入旧阶层就是以为官为归属，这样的企业家对于社会以及经济的市场拓展贡献，似乎更多只是起到了分蛋糕而没有做大蛋糕的作用。
对于中国经济的特性，钱穆给出一种人文而不失温情的解释，“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钱穆认为工商业发展节制是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解释见仁见智，但是无论钱穆本人的观点还是其所指出的道德化思想，确实揭示了中国经济政策观。在这样的思想中，一方面经济往往安于低水平均衡，另一方面商人多数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他们也没有能量与权力参与和政府的制度博弈，其结果则是产权制度以及资本主义无从生长。从表现形态看，如果国家对资本与企业家加以妨碍，那么精明如西门庆，也只能在清河县翻云覆雨而已。
更进一步审视，中国自古就有借贷，其中政府与民间借贷在古代分别有“赊”和“贷”，唐代就有所谓飞钱的汇兑业务，此后银铺、钱庄繁荣，可见白银的流行与商业的发达。但这未必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或先声，其中某些对明代的商业化有时候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不少学者即质疑商业化不等于资本主义，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和地中海地区存在的早期商业体系不同，前者特别依赖精确的自然科学，而中国即使到了更晚的清代也缺乏类似实验室。这种说法对应于管理层面，也类似黄仁宇所谓“数目字管理”的思路。
这只是原因的一面，事实上，除了文化、民族性等解释之外，经济制度仍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东西方对于贸易、航海等的不同态度使得各自经济步入不同轨道，而其中产权保护制度仍旧是要点。这必须要依赖法制的保障，正如诺思所言，“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29)
对比欧洲，美洲金银涌入被视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先声。这些贵金属首先造就了一批新贵，事实上据说寻找贵金属所费几乎等于贵金属价值，这更多是一个财富再分配而不是财富再创造的过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财富的归属发生变化，新的阶层在欧洲诞生。如桑巴特所言，“在中世纪，如果你有权有势，其必然的推论是，你很富有。如今，如果你有财富，其必然的推论是你一定有权有势。以前，权势带来财富；如今，财富带来权势”。(30)这些新贵和以往贵族的不同在于，其财富诞生与权力无关，于是更多中产阶层由此催生，中产阶层也在海外贸易之类的新经济活动中找到机遇，因而塑造出新的企业家类型，其力量的积累最终成为改变历史的一大推动力，资本主义也孕育于其中。
世界变化之际，中国商人们的点滴努力虽借助白银生出别样灿烂，却仍旧如同涓涓细流，囿于清河县一隅，无法冲破历史钟罩的层层束缚从而汇聚成资本的汪洋洪流。没有法治与信用，就没有企业家成长的空间与历史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