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银收购法案》中走出的法币
“大萧条”改变了世界的逻辑，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白银使得中国的步调与世界主流有所不同。最开始主要国家都是金本位，中国是银本位，这使中国享受了一段汇率贬值带来的繁荣时期。
1928—1932年，白银的国际价格下跌超过五成。随着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用银国，银价持续高于世界，白银开始加剧流入中国，这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进口物价上涨、偿付外债加大，同时也使得各类游资进入上海，租界的房价也开始一路上涨，外资与内资都在大肆买入，银行机构炒地皮忙得不亦乐乎。上海租界的房价达到一个历史高峰，高房价下各类分租相当流行，“72家房客”现象也屡屡出现。
中国当时是债务国，白银走低让政府财政备受损失，中国政府多次对此提出抗议。1933年5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去美国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希望美国稳定银价，随后6月宋子文在伦敦国际货币经济会议呼吁稳定银价，于7月22日签署了一项国际性的白银协定，限制各国出售白银。
1933年，正值中国进行“废两改元”之际，世界也在经历变化。在“大萧条”之后，曾经引领世界风气之先的金本位却反而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枷锁”，谁先脱离金本位，谁的经济就先复苏，而白银价格走低更是加大这一趋势。美国从1933年4月开始脱离金本位，美元开始大幅贬值。在美国脱离金本位之前，英国、日本等国于1931年脱离金本位。
美国脱离金本位之后，对于中国而言，一项影响更大的举措跟随而来，那就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4年6月19日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在该法案推出之前，白银价格连连下跌，从1928年每盎司58美分下跌到1932年年底的25美分，然而在法案推出后，白银价格在1935年一路走高，甚至上涨到每盎司超过80美分，当年4月27日哄抬到每盎司0.81美元。
虽然美国白银产业规模在1929年不足3 000人，但是其政治影响巨大，涉及西部七个州。在美国白银产业压力之下，罗斯福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为止，或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这一法案出台完全是政治因素，目的在于提高白银价格，其结果则是对美国国内白银产业进行补贴，因此，白银产量从1934年的3 300万盎司提升到1940年的7 000万盎司。
这一突如其来的政策，导致本来下跌的国际白银价格再度急剧上升，其结果则是造成了依赖白银的国家的困境，对于中国来说尤甚。白银价格的上升，一方面引发国内通货紧缩，而对于“大萧条”之后的经济体，通货紧缩是致命的，不少工厂关门，上海的汇划钱庄几个月内倒闭了1/5；另一方面随着国际银价的上涨、海外白银购买力的提高，原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陆续流出中国，即使中国海关在1934年对出口白银征收10%的出口税也难改趋势。《白银收购法案》签署后，按一般估算将白银从上海运到伦敦可以获得15%的利润，这导致走私猖獗。即使不计入走私，白银进出口也相当惊人。根据《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郑友揆等，1984）的数据，1934年中国白银净出口量为2.57亿元，这一数据比历史最高出口年份高出五倍，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白银收购法案》通过后四个月内运出，这几乎是当下资本外流的白银版本。
此刻的中国，“废两改元”刚实施不久。银价骤然大涨之下，中国再次出现了与晚清末年类似的白银外流危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曾经一度享受国民政府定都红利、正处于黄金时期的上海也陷入萎靡，在白银流出之下，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房价由往昔只涨不跌开始一路暴跌，“往昔上海市况繁荣，地价与房租随之昂贵，其价之高，不特为全国各地冠，亦渐占世界之地位。今市况萧条，工商业者对于巨额房租之负担，夫岂能胜？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21)
从上海到全国，陆续出现工厂关门、钱庄倒闭以及银行挤兑事件，1935年3月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财政困难，社会经济日渐衰败，可虑之至”。(22)
《白银收购法案》的经济结果并非不可预计，中国银行公会曾在法案讨论之初表示反对，但是政治总是以政治的逻辑强势推进，罗斯福如是回答，“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并非我们的事。他们如果愿意，尽可制止白银外流，而我们不能只因为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就改变我们的政策”。(23)历史总在重复，美国白银政策如同今天的美联储政策一样，无论外界如何抱怨，美国政策只能立足其国内需求，而对于自身政策的溢出效应所造成的海外混乱则无暇顾及。
当时有人评价，当自由经济未衰败、国际金本位未崩溃时，中国政府对银价采用放任态度无可厚非，但是随着形势变化，则应该有所作为，有人亦感叹中国对于货币疏于管理：“银市之前途不操之中国，而为纽约之投机家与华盛顿之议员所挟持，四万万中国人之命运，一听美国少数人之决定，驯至全国财产暨所得逐渐缩小，人民生活程度低下，至于不堪设想之境界。大多数均以衣食无着，营养不良，濒于死亡，或流为盗匪。整个民族行将毁灭，政府尚安所辞其责乎？”(24)
与此同时，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占领东北，势力也渗透到华北等地，策划“华北自治”。乱世中的资耀华曾经游历华北，深感日本势力之大，而他所在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次想在东北设立分行，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抗日战争结束，一直都没有机会。
在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影响下，资本外逃，经济恐慌，再加上通货紧缩，日本又伺机而动，中国正在遭遇一次剧烈的经济危机以及战争的威胁。在制度的惯性之下，“国进民退”再一次难以避免了。借此巩固中央权力，币制改革因而获得极大动力，而刚刚诞生的中国新式银行业，就这样告别了其黄金时代。
当时国有的中央银行虽然成立多时，但是实力明显弱于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历史悠久，当时市面对其信赖更甚于成立于1924年的中央银行。从资产总额看，1934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资产总额达18.79亿元，其中中央银行为4.78亿元（占25.44%），中国银行为9.76亿元（占51.94%），交通银行为4.25亿元（占22.62%），从发行总额来看，中国银行同样占据一半以上，而中央银行不如交通银行。
张公权感叹，1935年中国银行存款总额占1/4，发行占1/3，“其为政府注目，遭中央银行嫉妒，自不待言”。蒋介石的计划是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谋求加大官股，强行入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信用良好的商业银行，另一方面掌握货币发行权与人事权，甚至一手缔造中国银行神话的张公权也不得不在1935年黯然离场，由政府要员宋子文接任董事长。
1935年3月中旬，蒋介石与孔祥熙、宋子文在武汉商讨，已经决定增发公债1亿元，拨出2 000万元充作官股给中国银行，1 000万元给交通银行，并且已经决议让宋子文掌控中国银行的业务。(25)随后不久，蒋介石再从四川致电孔祥熙，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上升到拯救经济与国家的高度，也点出了其控制金融与货币的计划，“国家社会皆频（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结症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26)
按照蒋介石的步骤，1935年3月底，财政部计划在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 500万元之外，再增官股2 500万。此举一出就遭遇中国银行董事会异议，最后双方妥协，在原有官股500万元的基础上新增官股改为1 500万元。(27)如此股份官商各半，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由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此后宋汉章也常年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至于服务中国银行多年的张公权则在3月底被迫去职。(https://www.daowen.com)
对比之下，和20年前“京钞风潮”差不多，交通银行对于改组反响平淡，其官股加入1 200万元，占资本总额的55%，领导层的观念依旧。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之后，中央银行则简单得多，一切就按照其计划进行。1935年4月，国民政府以间接救济工商业为由，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充实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资金，其中3 000万元充实中央银行的基金。
一切准备就绪后，币制改革也呼之欲出。1935年夏，国民党首脑聚会庐山。在中国服务多年的美籍财政顾问扬格强调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决定货币改革方针，其正式实施是在“极端保密”中进行。(28)中国金融的命运，就在1935年这样被决定。原本“废两改元”之后曾经计划金本位，但是随着“大萧条”，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中国也顺应潮流，一步到位实行纸币策略。
在《白银收购法案》出台一年半后，财政部次长徐堪在1935年拟定法币政策条文，11月3日颁布的《财政部改革币制令》解释了币制改革的原因，“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凋敝，百业不振，而又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情况，纷然并起”。
除了确定法币之外，此前具有发钞权的十余家银行的权力也被回收，发行权被收入官方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大银行，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也因此被强行注入官股。“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危机之中，法币诞生了，内外乱局之下，金融也成为时代博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不可否认，正是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存亡给予中央政府在金融领域集权统制的可能。对外国而言，支持中国成为当时英、美等国的共同利益，而外国政府尤其是英、美政府的支持对于法币出台意义重大。法币在英国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的参与之下出台，法币改革公布之后得到英国政府大力支持，严令在华企业、公司、银行一律遵守。
11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响应中国政府颁布之命令，发布英国国王敕令，“凡个人或与其他英国人民，共同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得处以三个月以内之监禁，或连带苦工，或处以五十镑以下之罚金或处以监禁及罚金……英商银行，因此皆有权不付出任何白银”。(29)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英资银行本来在外资银行中势力最大，如今则先后将库存现金及白银提交中国银行，在沪外国银行2 600万元的缴纳额中，英资银行缴纳其中的多数。
至于美国，由于其已经在对华贸易中占据首位，美国驻华公使随后也暗中敦促美国银行将白银转交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洋。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不无纠结。中国币制改革方案为英国首席财政顾问与中国财经要人孔祥熙、宋子文所达成，而白银风暴的源头在美国，美国在法币推出后难免会认为这是英国的胜利，于是在伦敦市场通过停止购买白银施加压力。
1936年3月，在银行家陈光甫的斡旋下，国民政府终于与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达成一致，而后者与罗斯福一直私交不错。美国政府最终认可中国货币改革与美国远东利益的一致性，中美在1936年5月达成一项白银协定，该协议要求美国政府向中国购买白银5 000万盎司。因此，法币同英镑和美元都有所联系，国际盟友于是有了更多利益纠缠。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
关于法币的问题，其实也涉及货币主权与国际操控的话题，从日后不少材料可以看出，三国都希望中国货币与其货币挂钩，中国力图在美国、日本、英国之间斡旋，一方面期待寻找支持来源，另一方面希望获取独立话语权。其中的过程堪称经济话语权以及金融议价能力的博弈。美国一开始不那么愿意帮助，而中国反对任何单一外国的主导，同时也努力利用当时的形势，不得罪任何一方面。最终的结果对中国相对有利，英国和美国也各得其所。(30)
国民政府借助英国财政顾问，其实主要为了争取国际支持。李滋·罗斯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方案其实源自当时的国民政府草案，扬格在其中也出力不少。这一说法得到银行家陈光甫与耿爱德等人的证实，陈光甫是民国银行界头面人物，与孔祥熙等人过从甚密，他和银行同行以为“庸之没办法”（孔祥熙字庸之），结果孔祥熙“一面守口如瓶，一面博采舆论”(31)，其听从扬格的建议在不透支情况下敲定改革方案。
对于法币，海外也有人不满，其中最为失落者自然是日本。陈光甫直言日本对新币制无好感，甚至有意破坏。日本一直期待西方承认自身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在华（尤其是在东北）投资的增长也颇为迅速，1930年达到14.12亿美元。法币改革刚刚宣布，日本军部表示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甚至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华北收兑的5 000多万银洋不许南运。日后的抗日战争也开辟了另一个战争，即“元”的战争，法币与日元在中国的厮杀刚刚开始。等到1937年，孔祥熙与摩根索在华盛顿敲定第二批购银协议的前一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从“废两改元”到法币推出，这是一个曲折多变的新时代。作为专业人士，资耀华认为“废两改元”与法币改革存在差异，但也评价法币改革“相当成功”。“废两改元”虽然统一了货币单位，实现了独占银币铸造权，但钞票发行还是分散在私营银行，市面也流行各类辅币。随着法币发行，国民政府则完全禁止银元以及硬辅币的使用，货币发行完全被垄断，真正实现了货币的法币化。
通过金融史可以得知，铸币税的最大收益来自辅币，而纸币更是接近无成本印钞。统一纸币实际上给予了国民政府无尽的支持，既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奠定货币基础，也埋下了随后的通胀隐患。当时内忧外患，非常时刻的货币统一开启了中国金融历史新篇章，尤其随着后来日本入侵，法币的通胀为人诟病，其实也是因为其承担了军费开支的功能，功过只能任后人评说。
法币出台是一次金融洗牌的开始，统一货币也使得中国金融进入垄断统制阶段，甚至早在法币推行之前中国就开始为金融集中铺平道路。借助强行参股，国民政府基本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这三大银行资本额超过全国银行的四成，存款占接近六成，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变化。更进一步，对资耀华所在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类的商业银行而言，法币出台就失去了发行货币的收益。资耀华指出，当时的银行流行一种互通有无的“暗记券”发行，以往商业银行即使没有发行权，还是可以通过有发行权的银行发行暗记券——也就是暗中做了标志的钞票，因此相当多商业银行实际上可以获得发行货币的收益。法币出台之后，全体银行业获利减少，银根趋紧，经营则进入低潮。(32)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元”——法币。法币可谓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巨大跃升，不仅是从银到纸的变化，更是从金属货币变为信用货币，本质是传统经济到信用经济的转变先声。而白银与中国的诸多纠葛，从银两到银元，从混乱两制到银钱并用，看起来似乎也终于到了落幕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