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体制的建立与突破

历史学家们对明朝具有矛盾的情感，有些人视之为中世纪政体，有些人则认为明后期已经跨入近代世界。加州学派中不少学者曾论证，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的繁荣程度可以媲美当时的欧洲各国⁽²⁾，而江南工商业的发达、贸易的繁荣、分工的精细，也足以让人怀疑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若无清朝入侵，中国似乎有机会步入工业革命路径。

这一看法无疑过分简单。事实上，明朝宛如经历时空穿梭，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经历了从中世纪性质的洪武体制向近代商品化经济发展的历程。明朝一度可谓走出了中国历史的数千年，其中的教训以及成败堪称中国历史的集合。

明朝取代元朝，以恢复汉族正溯为号召，其制度设计既有传承自元朝者，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衔接宋代架构。历史学者李新峰认为，“明初君权极端膨胀，源于宋金元传统，中央政府权力由三大机构分割，形式与汉制相似，地方权力遭中央剥夺和彻底分割，形式与宋制相似，地方区划是元制与宋制的结合，勋贵兵权遭剥夺、武将统兵受限制，则得唐宋遗意”。

朱元璋回归征兵制，而分割练兵、统兵、调兵权力，放弃了宋代以庞大财政开支支持募兵制体系的实践。相应地，财税回归实物经济，力推重农轻商政策，不惜摧毁江南繁荣的工商业，实施海禁。社会控制方面，宋政府从基层管理层面不断退却，地方治理大致由地方精英承担，人民获得相当大的身份自由，明政府则反其道行之，建立起严密的里甲制度⁽³⁾、黄册制度，配户当差，人户分为军、民、匠、灶四大类，身份世袭，人人服役，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度空前扩张。如此建立的洪武体系笼罩明前期直至中叶，社会安宁之余，经济回归到小农经济的静态微澜状态。与宋代商品经济发达、铸币量高达2.6亿贯相比，明代合计铸币量不超过600万贯，不到宋代的3% 。考古学家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宋代瓷器，却无明代瓷器，被称为“明代空窗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国际贸易对比宋代的倒退。(https://www.daowen.com)

洪武体制却无法如朱元璋所愿万世安好。如同任何一个中原王朝一样，明代边事频繁，客观上要求常驻边防军，而不是如朱元璋设想的那样兵将分离、战时出征、平时散归，因而不得不逐渐发展出总兵统制边镇军与庞大京营常备军结合的体制。更重要的是，如同前代府兵制一样，府兵随时间流逝必然凋敝，随之府兵战斗力锐减，“土木堡之变”中明大军覆灭，可谓军力减退的大爆发。土木堡惨败之后，从建立精干团营到戚继光练兵，明代军制逐步复归募兵制，这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战斗力。

在经济方面，明初受倚重的屯田生产能力严重萎缩，而严重依赖基层治理能力的里甲编户授田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开支浩大之下，传统徭役制度已经不堪重负，实物税制度早已暴露出效率低下、不敷使用的缺陷，实物税折银与用银偿付徭役逐渐变得越来越普遍。⁽⁴⁾和平时期人口繁衍，江南农业形态也不断变迁，之前海禁被不断突破，商业与手工业也不断发展。到明朝中叶，洪武体制已经千疮百孔，随后在大量海外白银流入、张居正“一条鞭法”之类政经改革举措冲击之下名存实亡。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势态已经完全不同于明朝前期，其区别之大，使不少历史学者谈论明朝中叶的变革，称其与唐宋变革遥相呼应。

这一宏大的潮流转换也决定了明代货币体系的转变，从勉为其难的大明宝钞最终走向银本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