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在20世纪的兴衰
昔日钱庄在20世纪初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今天能够想象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钱庄的范围。
个中原因，仍旧在于中国财政的弊端。由于中央财政的薄弱传统与无为政治，外部面临外债连连，内部面临各种军事开支，传统的中央税收又基本被固定额度，“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全国潜在的财政资源部分，基本上无伸缩余地。它没有机会从发展的对外贸易中增加收入，因为关税率未经条约列强的一致同意，不得变动，而且它控制盐税和各种次要税收的能力也有限”。
这种新旧交替之中，钱庄一度兴旺发达。首要原因自然在于中国币制混乱，各种度量衡之间的转换，没有钱庄没法想象。当时在各种货币兑换中存在市场空间，钱庄控制“洋厘”（银元折合成规元的比例）、“银拆”（钱庄互相拆借银两的利息）等传统业务，这也是钱庄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初钱庄和外资银行划分天下，随着新式华资银行的介入，三者转向三足鼎立。直到20世纪30年代“废两改元”，银行才逐渐得以取代钱庄，这是后话。
从钱庄的本身业务定位来看，钱庄偏向商业，与当时工商业有很多联系，而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有所发展，钱庄与银行、外资银行也有合作，比如代理存款、领取钞票，而银行也接受庄票，甚至一开始大钱庄的地位高于新式银行。
大致而言，钱庄兴旺是因为资金兴旺，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兴旺。钱庄可谓几起几落，在晚清末年，钱庄曾经大批倒闭，主要是受1883年投机风潮的影响，随后则重新恢复，1908年重新达到115家，而在1910年的“橡胶股票风潮”再度冲击之下又逐渐减少，随后经济稳定，钱庄再度复兴。
到了20年代，钱庄一度到达复兴顶峰。根据王业键的研究，1925年钱庄和华资银行的总资产（包括资本、准备金、存款和纸币发行额）分别为2.02亿元和2.07亿元，几乎旗鼓相当。就利润而言，可以看到20世纪的前25年，钱庄表现不错，甚至在1912年利润率达到59%，到了1926年，钱庄不仅在数量上回升为80多家，资本总额和平均资本额都比历史增长近4倍，利润率仍保持在25%。
随着国民政府在南京稳定，20世纪30年代可谓钱庄衰落的开始，到1936年只剩48家。个中原因，一方面在于“废两改元”以及法币制度改变了钱庄的业务基础，另一方面这与国民政府扶持新式银行也不无关系，政府融资越来越依赖于新式银行而不是钱庄。以1927—1935年为例，钱庄总共承担政府借款2 697.5万元，而银行借款数额竟达10亿元以上。钱庄在中日战争末期曾经一度回光返照，上海孤岛状态与投机茂盛导致钱庄畸形繁荣，最高时达到200多家，随着中日战争结束，钱庄又归于沉寂。(https://www.daowen.com)
对比钱庄在20世纪前25年的兴旺，这里就不得不补充一下票号的故事。钱庄业务很多，票号则集中于汇兑。明末之后，山西票号崛起是金融史一大焦点，具体时间被认为是19世纪初的道光年间。晚清这一模式仍旧存在，《老残游记》中闲闲一笔写汇兑，可见其便利之处，“老残到了次日，想起一千两银子放在寓中，总不放心。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汇票庄，叫个日昇昌字号，汇了八百两寄回江南涂州老家里去，自己却留了一百多两银子”。票庄就是票号，也叫汇兑庄，日昇昌更是当时规模令人注目的一家，曾有口号“一纸汇票，汇通天下”。山西商人曾经富甲天下，原因之一就是票号，主要有三类：总号在祁县的称为祁县帮、在平遥的称为平遥帮、在太谷的称为太谷帮。民国孔家就是在太谷。据《清稗类钞》记载，大的票号规模在六七百万两银子，小的也有五六十万两银子。
表5.1 上海的钱庄资料（1858—1936）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张仲礼，1987）。
由于清末货币变化、银钱比价波动以及投机交易等因素，票号几经周折，挤兑不时爆发，经营往往也因此大受影响，再加上官办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崛起进入，让票号原本有的官方存款业务大为缩水，最终“关闭十有二三”，而其发行之票“大半无从追讨”。(4)这种危机情绪又进一步导致民众的恐慌情绪，“民恐钱票化为废纸，必争就钱庄取钱，旬日之间，远近麇至，钱庄大者犹可挹注，其小者猝不能应”。(5)
动荡的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不仅金融机构多，金融功能亦增多。学者杜恂诚认为中国近代经历过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制度模式，二者的基本功能特征很不相同。他认为1927年以前，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自由市场型，虽然推进速度慢，但其市场定位精细，首创性强；对比之下垄断型金融制度的推进速度快、力度大，但其变革仅具形式意义。在自由市场制度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平行的；而在垄断制度下，经济依赖金融，金融则操诸政府之手，金融市场不再具有自发的创造性。
从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从自由到垄断不断加深的过程。从政府角度来看，垄断有利于集中力量，应对战争；就金融角度而言，统一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垄断的问题就在于无法解决政府“闲不住手”的问题，因此从自由到垄断，表面是结束混乱，其实也埋下了货币滥发、通胀等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