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日金本位的迥异命运
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的一道伤痕，但是对于中国的最大打击则是来自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命运的不同走向戏剧化终点。其结果之一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国与之擦肩而过。
这场战争至今各有表述，其中很多历史细节耐人寻味。有论者指出，这对于中国是一场局部战争，对于日本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全局战争，是举国体制的日本对抗各行其是的中国，其结果也使得中国遭遇有史以来的巨大重创，尤其是这样的打击来自邻邦。西方如此评价甲午战争最后的力量对比，“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58)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高达2亿两，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7 000多万两。对于日本而言，其财政收入不过8 000万日元，日本前外务卿井上馨不无惊喜地表示，“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8 000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亿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59)甲午赔款给予了日本极大的经营空间，其国家预算规模一下子变为战前两倍，高达15 250万日元，而地方政府支出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扩大了两倍。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极大滋养了崛起中的日本，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充当实行金本位的准备金，同时帮助以三井为代表的财阀集团崛起，为日本的资本主义铺平道路。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对于后发国家的重要性，多次研究讨论币制。明治初年维新政府财政状况不佳，官方货币“太政官札”遭遇多次贬值，建立金本位制的企图宣告失败。金本位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准备金不足，而随着中国“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后增加3 000万两“赎辽费”），这笔费用折合下来为3.648 6亿日元，使得日本最终在1897年得以确立金本位。
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国没有？首先，正是因为中国倚重白银，部分阻碍了中国转向金本位。比起国人热衷于单方面讨论货币主权，其实更应该讨论货币制度以及国家制度对比。亚洲国家有货币主权并成功转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货币主权，不仅体现在白银自产，也体现在货币铸造。
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有一些不同。根据《日本经济史：1600—2000》一书中的记录，日本在幕府时代是三货制度，即黄金、白银、铜钱通用。日本的地理差异也导致了黄金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惯例是西日本银山多，因此在江户时代关西人通用银子，而东日本金山多，关东人通用金子。白银在日本最早作为称量货币广泛使用，但是在幕府时代陆续发行定额银币。现在人人所知的东京银座是繁华商业区，其实银座得名最早源自江户时代，这里一度是银币铸造厂所在地，对应的地名还有金座。当时日本甚至以金币的单位“朱”作为货币单位来发行银币（日本金币是用两、分、朱来计算，一两大概15克，一两等于4分，一分等于4朱），这种定额货币因其便利性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称量货币，金银币一体化也导致都用相同的两、分、朱计算。在幕府倒台不久的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金银称量银币所占份额仅为2.7%。日后日本转向金本位，这一初始状况避免类似中国白银换算问题，可以顺利过渡到元钱厘的体系。对比之下，西方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已经使用铸币，日本铸币比之晚了2 000年，而中国直到晚清接近覆灭才开始发行铸币，比日本又再晚了数百年。(https://www.daowen.com)
其次，日本金本位的重要转机，都是在19世纪晚期才完成，其中不得不提一位杰出人物的力排众议与大力改革，这就是萨摩藩武士出身的首相松方正义，他从1881年起主导日本财政超过20年。在19世纪末，国际银价大跌，间接带动日本出口繁茂与企业兴起，但是松方正义观察到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在1893年实行金本位，开始不顾分歧强行将货币体制引向基于金本位的现代货币制度。随之，日本进行系列改革，一是在1882年通过制定《日本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是唯一有权发行纸币的机构，二是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在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当时是世界潮流与标准体系，日本实行金本位一方面可以抑制当时日本民间的投资热潮，另一方面使得日元获得国际认可，也使得国际资本在日本投资更为便捷。更重要的是，金本位不仅使得日本可以实现甲午战后经营，更可以使得日本加入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二者联合起来进行日俄战争的前提。
最后，从政治角度审视中日货币，又有不一样的景致。众所周知，完善的货币金融制度对于后发国家的工业起飞意义重大，但对比货币制度差异，其实中国与日本的时间差也就是20年：1870年日本铸造“龙洋”，1887年广东也开始铸“龙洋”。1871年日元诞生，日本试图建立金本位，未成功。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同年中国开始机器制钱。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
20年的时间在历史中不过转眼一瞬，但在剧变时代则至关重要，落后20年已经足以错失金本位的时间窗口，这也意味着错失历史机遇。金本位乃至信用货币在全球成为主流，其实也就是19世纪晚期的事情。对于这股历史潮流，中国也曾想加入，但国内争议以及利益分配纠缠之下，始终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在系统性落后的情况之下，货币或者金融改革难以单边突进，也无法倒转历史车轮。
甲午战争是帝国梦魇的深化，触发随后一系列政治破败，正如清末恽毓鼎所评价的那样，“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在经济上，变动中的中国继续依赖白银，国际市场的白银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更加剧烈而直接。白银变化剧烈引发经济政治的诸多痉挛，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重新梳理清晰。
反过来看，日本赶上了当时的时代快车，为日本随后的产业革命以及经济腾飞奠定了货币基础。中国赔款的大部分费用作为日本军费，让日本军部力量更不可抑制，举国膨胀在追赶与超越的狂奔之中，为日后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伏笔。20世纪50年代日本首相石桥湛山曾经如是写道，“我们对发动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至今都感到遗憾。同样，在日俄战争前夕，也没有就反对战争展开充分的议论，这太让人遗憾了”。石桥湛山被认为是“小日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大日本主义”狂热席卷一切的时候，自由主义思潮总是有些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