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改革大热潮

如前所述，到了清代，政府开支几乎主要用银，即使兵饷中银也占了8成，而且奖励民间用银，不过民间小数目交易还是以铜钱为主。另一方面，银在国内日渐重要，却使清末形势变得很被动。从同治年间开始，各国大多实行金本位，金贵银贱的趋势出现，对于中国这样的贸易国家来说，货币不断贬值而对内入超逐年增加，黄金外流，连连磅亏，币制混乱。雪上加霜的是，财政混乱引发了一连串危机，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赔款要折算成金币，稳定汇率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晚清在其最后几年面临大局变化之时也被迫做出币制改革的努力。

按照此前叙述，不难看出晚清政府并没有货币政策、货币主权等意识，民间币制也是一团乱麻，按照民国经济学家赵兰坪的说法，“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

不破不立，和众多“中兴”努力一样，制度改革也是晚清精英的谈话重点，币制改革亦很热闹，成为一时风气，并分为不同派别。那个年代最聪明的头脑对此热心不已，梁启超之类的才俊也纷纷参与讨论，梁启超甚至多次呼吁“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关”“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他在日本的时候就非常关注币制改革，甚至将改革上升到救亡的高度，这也为其日后在北洋政府担任财经要职埋下伏笔，“自吾居东时，好扼腕论天下事，辙以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谓财政枢机于兹焉丽，国民生计命脉于兹焉托也”。梁启超在近代的影响不可小觑，在很多重大讨论中他都出现，其对于举国关注的经济金融问题也不甘人后，后来曾担任民国天津币制局总裁乃至财经高管，看来造币厂西方有牛顿，东方有梁启超，也算是双璧。

于是，“圜法”成为热门词。所谓“圜”，也就是货币，《汉书·食货志》中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围绕币制的建立与改革，对应着世界的变化与冲击，中国开始思考应该以何种货币制度与世界对接。

关于币制改革的主张，可以分为几类，首先，多数人赞同金本位，这符合世界趋势，也可缓解白银危机。据彭信威考证，从咸丰年间开始就有人提议金本位。其中重要的代表是顺天府尹胡燏棻，1895年的变法自强案中就有开铸金银铜钱、设立户部银行发行钞票等建议。晚清士绅刘世珩1903年在《圜法刍议》中也主张金币本位，银铜为辅币，并且设立国家银行发钞。(https://www.daowen.com)

驻俄公使胡维德曾上疏表达这派人的基本想法：“中国若光绪二十九年自有国币，则与各国事同一例，汇兑无虑外耗。国中金银铜三品，铜币若干当银币之一，银币若干当金币之一，比例既定，推之大小而悉准，行之远近而无殊，用之官民，无折扣，诸政划一，易于勾稽，蠢吏奸商莫由抑勒，则民生国计内治尤裨。如此，内外微信，华洋贸易只须计物价涨落之常，不必计银价涨落之害，则盈绘易知，贸易必盛，置本厚集，何事不宜……其为利固未可一二计也。”

其次则是主张金汇兑本位制，意图在于用银价来确立金价，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荷兰经济学家卫斯林等人主张。根据金国宝所著《中国币制问题》中的记载，赫德的方案要求新币标准参考库平，银价与金价永远固定，“凡新币八两，常等英金一磅”，此外铸币权也要求统一，不但要求“中央政府自行设一造币总厂”，而且模仿英国模式，人民可以在场内自由铸造，对于各省之造币厂则主张“一律停闭”，“宿几成色重量，可以划一”，“其实是一种金汇与银币的复本位制”，这都是力图先确立金币的重量及金银法定比价，以后再逐步过渡到金汇兑本位制。

值得一提的是，和赫德的方案类似，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委员精琦从1903年起陆续在《中国新圜法条议》《中国新圜法觉书》《中国新圜法说帖》中提出了其方案，基本要点在于以相当于一两白银的黄金为单位货币，“人民得自由请求铸造这种金币”，同时铸造银币，金银币间比价维持为1∶32 ，由清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最引起争议的是，他甚至建议“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也就是应该由外国人担任司泉官。⁽⁷⁵⁾

此外，错错杂杂的讨论下，还有林林总总的方案，比如主张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或各种变体，或者银本位以及金汇兑本位制并行。曾经出使英国的大臣汪大燮曾提出用金币的几种办法，比如提高银元价值再规定金银比价，或者发行金币并吸收市面白银，人们要求兑现时以白银支付。这些方案的目标，大多数都将最终目标定为金本位，或者被称为虚金本位制的金汇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