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超、热钱、世界失衡

全球化其实是历史抑制不住的冲动，只是有时候洪流滔滔，有时候暗流滋滋，而在贸易与战争背后，仍旧是白银的流动之声。

即使在传统叙述中闭关锁国的明清时期，也仍旧与全球贸易密切联系。当时亚洲贸易圈虽然独立，但是并不封闭，通过很多渠道与世界相连。历史上中国就曾通过马尼拉、中国澳门、日本等通道获得白银，西方也通过这些通道进入亚洲贸易网，在其中，亚洲尤其是中国流出茶和生丝，而白银则不断流入中国。滨下武志认为这导致白银投机性地涌入中国，比如美国的白银一直在不断地流入中国市场，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种“热钱”。

热钱带来了诸多行业的兴旺发达，诞生了不少千万富商，即使和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盐商、行商也受益不少，例如十三行领袖伍秉鉴，据说他们的财产在1834年就达到了2 600万银元。当时很多人羡慕中国白银入超的状态，俄国人如是描述中国与印度的状况，“这两个国家与葡萄牙人、法国人、英国人成交巨额贸易。外国人购买他们的各种制成品和多种原料，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不买欧洲的任何产品，除了钟表、五金和几种武器”。

早在18世纪，斯密就已经注意到广州和伦敦的白银比价不同，暗示贸易导致银价的变化，“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一切物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都成正比例……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司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司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所以，对于各该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在广州以半盎司白银出售，比在伦敦只一盎司白银出售，实际上也许更有价值，更为重要。不过，如果伦敦商人能在广州以半盎司白银购买的某一商品，后来能在伦敦以一盎司白银的价格出卖，他这趟买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好像伦敦和广州的银价完全相同一样。至于广州半盎司白银，比伦敦一盎司白银，能够支配更多劳动或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对这个商人来说，是不重要的。在伦敦，一盎司白银使他能够支配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量，总是两倍于半盎司白银，而这正是他所希求的”。

和明朝一样，白银流入清朝如同双刃剑，带来了帝国的繁荣，但是也埋下了不安定的因子。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白银化，其实也意味着货币的命脉并不在于官方甚至民间，而是被动与世界连接起来。一方面，日后白银的流出或者减少会影响帝国命脉；另一方面，乾隆时代繁荣的基础事实上是“附属性”财富而不是“基本”财富，因而不稳定。⁽³⁰⁾而白银流入的减少也意味着物价上扬。米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物价，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就表示，“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今则必需五六钱”。⁽³¹⁾这意味着从康熙到乾隆，粮价上涨了一倍。

帝国物价的变化，甚至外宾也感受到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根据传教士账目，断言中国有些必需品的价格已经同英国差不多了，“在一个世纪中从欧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已经造成了一切消费品的价格的上涨，并且已经改变了某些政府官吏的固定薪俸与各该地的日常生活费用之间的比例关系。最初的传教士在他们的账簿中曾说明当时中国生活极端便宜，但是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现在都不比伦敦低”。(https://www.daowen.com)

白银重要，但有了白银并不等于拥有一切。大清帝国自持入超，只见白银，却不见全球化贸易的风已经吹到了跟前。依托在规模上几乎等于当时欧洲市场的广袤内地市场，中国明清经济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而饱受争议的朝贡制度并非百无一用。朝贡制度在经济上的本质是对于贸易的垄断，而明代的倭寇不少是走私贩子。帝国对于贸易的考虑更多出于政治而非经济度量，朝贡制度甚至被视为对外军事能力不足的一种补充制度——这一理念其实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仍旧存在，正如一位东亚政治家所言，国际贸易从来不仅仅是贸易，这是一个关于“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盟友”的选择。

其实，贸易从来不仅仅关于统治与政治，也关于交流与自由。以大时代的眼光来看，中国错过18世纪与19世纪，表面上得到白银，其实损失巨大，损失的不仅仅是物品交易的贸易，更是通过贸易带来的信息交流以及制度冲击，最终只能在下半场被动地加入全球化的浩大搅拌。

大英帝国的崛起与大清王朝的没落几乎同时发生，如果说英国海军为英国的全球贸易奠定了军事基础，那么中国的故事走向另一个方向。戏剧性的是，军事败北之后不久，中国的贸易优势也开始瓦解，不仅鸦片大量涌入中国，茶叶以及丝绸等商品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中失去垄断地位，“19世纪50年代后，日本茶和印度茶开始出现于国际市场，到了20世纪初，日本已经取代中国而基本垄断美国的绿茶市场，而19世纪面向英国出口的印度红茶已经凌驾于中国茶之上，茶叶不再是受到地理条件限制的特产品”。

在考察亚洲和西欧茶叶与白银贸易的历史过程之后，滨下武志的结论是，鸦片战争处于这两者关系的延长线上，源自鸦片贸易合法化和扩大茶叶采购市场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