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的尾声与启示
法币的诞生，让中国金融史与白银的数百年纠缠跌宕看似暂告一段落，中国金融也由相对自由进入逐步统制阶段。但是历史并非总是线性直行，而是充满了反复与倒退，白银并没有一步退出历史舞台，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胀，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从银本位转向法币，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降低，结束了中国混乱而落后的货币格局；另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的权力范围在此期间扩展。币制改革使得多家银行的发行权被剥夺，其发行准备也被接收，钱庄也因运转不良而被监督管理，并进一步被控制。经济学家马寅初一方面评价法币“实开中国货币制度之新纪元”，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通胀前景的担忧，“此次新币制，既不许兑现，故其本身即非通胀，但已造成通胀之基础条件；今后政府是否以此基础条件为根据而实行通胀，则需视今后事实之表现也”。(33)谁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被一次又一次预言。
法币结束了此前银钱并用的混乱局面，也使得中国统一的努力从疆域衍生到货币，为政府将手伸向经济提供了最方便的方式。国民政府经过10年的建设使得财政体制有所完善，但是日本入侵改变了一切。一方面，法币出台，金融走向统制，曾经的金融市场走向了国家主导的金融体制；另一方面，战争的逻辑也一如既往地残酷，华东地区的沦陷使得关税、盐税、货物税三大税收主体遭遇了巨大冲击，国民政府刚刚恢复的财政旋即无法支撑。法币起初得到英美支持，在抗日战争初期相对稳定，但随后入不敷出的国民政府不得不走向赤字财政压力下的印钞。财政赤字比例最高曾达86.9%，这使得印刷法币成为维持战争的生命线。然而印钞的速度也无法追赶财政收入的下降，随着军费开支飙升，法币开始无可避免地滑向通胀深渊。法币失败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案例不无相似，仍旧是战争失败与财政危机的双重叠加，国民政府企图以货币的形式拖延时间，却最终失去了时间。
表5.3 1937—1945年财政收支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通胀史》（张公权，1986）。
法币改革成败如何？不同人有不同的评价。比如弗里德曼直接表示《白银收购法案》改变了中国历史，这一政策将中国推向纸币本位，导致后续恶性通胀以及颠覆变化，“即使没有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抗日战争和内战也会导致通胀政策。中国迟早会脱离银本位制，而改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很可能在没有《白银收购法案》的情况下，所有的这些副作用会推迟一个相当时期。当然谁也不能预测它的最后结果。但《白银收购法案》是促成蒋介石政权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却是显而易见的”。(34)
由于法币后来的恶性通胀，国内历史学家对它的评价不高。但对法币的评价，也存在另外的视角。
首先，能够让一个近乎前现代的大国从金属本位过渡到信用货币，这本身从金融改革的角度就是一次极大进步。事实上，就中国货币制度的自身逻辑而言，推行纸币只是时间问题，至少从1928年开始中国就大幅讨论是否应该放弃银本位，白银法案只是加快其步伐。其次，法币的通胀内外皆有，症结在于民国财政军事，而不在于货币制度。正因如此，问题要害从来不在纸币本位或者金属本位，而在于政府经济权力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约束，以及战争带来的通胀程度是否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事实上，法币的诞生，不仅统一了中国成百上千的钱币，被认为凝聚了中国国力，也成为对伪币以及日本的对抗。在抗日战争期间，法币实际上也起到重大作用。
其次，法币改革所遵循的道路，则是前文所述的中央集权式的金融统制。在其他领域的系列手段其实一直在蒋介石心中谋划，而金融从头到尾只不过是政治军事措施的辅助之一。这表面看起来是个人风格，其实是政治规则所决定的。
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得到不少上海银行界的支持，特别是所谓的江浙财阀。“江浙财阀”一词最早来自日本报纸，“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的支持”，日本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此即有不少研究，其中首脑人物有出身江浙的银行家以及实业家，如张静江、虞洽卿、李铭、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等人。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从江浙银行家那里得到不少助力，但是对于总是受制于人，蒋介石心有不甘，银行家也对于当局“拿银行当国库”予取予求的做法难以接受，如此之下，两个集团之间罅隙加大。
以银行家张公权为例，他对于蒋介石北伐出力不少，从经济到外交都颇为尽力，蒋介石最开始对他十分礼遇，甚至在1927年4月亲自出席张公权母亲的葬礼，但是到了1928年9月，张公权与蒋介石之间已经有了冲突。张公权因为担心蒋介石要求他担任财政部部长而没去南京，蒋介石在大怒之下要求通缉张公权。这一冲突在黄郛、虞洽卿的调解下最终消解，但问题的症结并没有解决。为了避免中国银行成为政府筹款机器或者自己参加政府筹款，张公权一度希望新成立中央银行分担中国银行等机构的重负。但是在日后，他的设想并没有随着中央银行的成立而实现，相反，张公权在政府高压之下，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塑造的中国银行。
个人恩怨之外其实更多是大形势主导，在战争阴霾逼近的时刻，除了控制军事，就是控制银行。蒋介石的心思，其实在1935年致孔祥熙的一封著名密电可以得知：“国家社会皆频（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结症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务望转达林主席、汪、孙、于、居、戴诸公，坚持主张，贯彻到底，以救垂危之党国，闻中行总经理张公权君有意辞职，弟意应即出劝其决心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而就政府其他任命或调任其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俾其专心致力于中央银行之发展，促成国家之统一，公私两全，是为至幸。”(35)
对于蒋介石而言，战争意味着需要金钱支撑，巧取还是豪夺，只是伺机而定，在需要的时候即使利用黑帮手段也在所不惜，绑架与暗杀在当年并不少见。有人如此评价南京政府与上海资本家的态度，“硬性强迫很少使用，但随时都有可能，每当需要使用的时候，如1932年和1936年两次改订公债条例，杜月笙和张啸林都站在蒋这一边给其以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政府控制了商业和银行，掌握了银行业务，篡夺了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权。篡夺私营工商业领导权一事，没有像1927年4月事变那样有过广泛的报道”。(36)
在过去，很多都认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是一条战线，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末，两者已经渐行渐远，等到40年代的民国末期，两者已形同陌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中恐吓逮捕银行家李铭、周作民等，不过是两者正式决裂的高潮而已，这也是国民政府排除一切异己却将所有潜在同谋推向对立面的又一个案例。当中国资本遭遇专制权力，结果往往凄凉，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在日记中对于江浙财阀这一说法表示厌恶，而张公权则表示江浙财阀其实与日本财阀不可比，“实则此数人者，并非如日本之三井、安田等家族之拥有实力，号称财阀可比。仅凭借各人之地位，兼得民众之信仰而已。且全国人民因久乱思治，故诸人者不难因势利导也”。(37)
国民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关系微妙，时而是兄弟，时而是路人，时而是对手，在短暂的甜蜜合作之后，主从已定。国民党政权很难服务于任何阶级或者任何集团，这或许源自其政权保留了前现代性的基因，同时又因为时代变化而无法彻底退回专制，学者易劳逸断言国民党只给它的组成者服务，其政权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也和社会脱节，“社会中的集团和个人，譬如一些资本家、地主、学生或爱国团体，偶尔也能够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压力。但是，并不存在常规的沟通渠道，可以对政府产生作用”。
国民党对于中国的统治本质是残缺而脱节的，这种缺乏中间基础的政治制度，往往意味着内在不断集权的中央与外在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据。各种政治团体的行动，无论江浙财阀还是学生、小商人的举动甚至反抗，对于统治者都有所影响，又都无本质影响。其实从本质上说，任何官僚体制都是为了维持统治，如果一味扩张，不给任何体制外集团和社会以生存空间，最终也会自我膨胀、自我循环、自我毁灭：领袖吞噬了政党，而政党吞噬了社会。以此而论，国民政府既没有开明到包容所有利益集团，也没有独裁到消灭一切利益集团，在自顾不暇之中，这个努力完成自身现代化的政权对于各类利益集团的态度充满了前后矛盾与彼此利用，包括对金融界也不例外。
金融是经济血脉，而经济政策往往是政治意志的衍生。国家攫取一切的过程也意味着毁灭一切，将一切经济命脉不顾一切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必然走向不顾一切的牺牲——即使这种攫取是在民族生存内忧外患的名义之下。就金融而言，这意味着中国金融统制的开始，其成效依赖于“四行两局一库”的推进。所谓“四行”是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两局”是指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是指合作金库。
为了达到此目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设立中央银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宋子文任总裁，总行设于上海；另一方面则是控制市场力量，官方随后逐渐掌握了金融大局，而且进一步借用币制改革、金融危机，蚕食民间银行以及钱庄的份额和股份。以“四行”中的中国银行以及交通银行为例，两家机构原本信誉良好而且独立性强，但国民政府通过迁址上海、改组业务、收回特权、加注官股、人事变动等方式，实际控制了两家机构。两家商业银行由此变成了国家银行，张公权等人无奈出局，从此中国银行直接听命于蒋介石、宋子文等人。
于是，以往以市场为主导的北洋时代宣告落幕。曾经被认为是蒋介石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重要靠山的江浙财阀，本来是中国最有希望的银行家，如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却逐渐成为政府附庸。张公权等人不仅哀叹自身命运，也看出国家经济政治前途的不测，只能无奈感叹，“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手裁的美丽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所惋惜者，自民国成立后，希望以中行之力，辅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准备银行，一面能永保通货健全，一面能领导公私金融机关分业合作，创造一力能发展经济之金融系统，庶几内有资金充沛之金融市场，外具诱导外资之坚强信用，足以追踪经济发达后进之日德两国。此志未遂，斯为憾事”。(38)
金融市场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治乱循环。若政府太弱，国家难以建设，市场难以扩大；若政府过强，缺乏制度约束，最终也会扼杀市场。这种强弱并不等同于政府治理能力，而是表示权力边界的界定，强势政府在杀鸡取卵的诱惑之下即使能够出手扼杀市场，随后也难以解决其本身问题，一如始终为经济问题苦恼的国民政府在控制商业银行之后，不仅没有摆脱其财政窟窿，反而滑向更暗淡的深渊。从白银变局可以一窥中国历代政经的得失，在政治与资本之间，中间力量总是弱势甚至缺失，资本要么得不到政治保护而湮灭，要么就是汲汲寻求政治保护而自我窒息。商业的失败与成功往往与政治休戚相关，金融尤其如此，然而如果中间力量得不到发展，商业则过于压抑，最终政治也会溃败。
民国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这是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美籍学者福山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可惜的是，在乱世之中，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环伺之下，不仅造成了民国晚期财政赤字缠身、货币贬值的悲剧，也最终走向了政治悲剧。
回到白银的主线，中央银行应该是通胀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护卫，可惜民国中央银行实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更大程度上只是受政府之手左右的账房出纳而已，经济史学家杜恂诚称其为“天生的畸形儿”。从1928年成立开始，民国中央银行就有诸多劣势，不仅最开始的地位没有超出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货币调节手段也备受掣肘，独立性之说更是无从谈起。单单就总裁职务而言，也多由财政部部长兼任，宋子文兼任5年，随后孔祥熙兼任12年，此后再是俞鸿钧兼任数月，直到1946年6月，才第一次出现专职的中央银行行长贝祖贻——贝祖贻来自中国银行，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父亲。
货币具有外部性，法币早年的成功以及金圆券的失败，都表明良币能够存在，而劣币注定退出流通，甚至使得民众转向实物。金圆券使用后期，物价是天价，但是民众其实已经抛弃了金圆券，使用金、银、美元，或者退回到以物易物。
金融很重要，但是只有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的情况之下才显其功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历史中，始终没有在组织动员上深入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而这些巨大空白又成为对城市的割裂与包围，最终当城市在军事和经济上失去优势，国民政府的溃败也不可避免地到来，这其实是其脆弱体系一开始就注定的命运。
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其间有历代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
(1) 详见《银元时代生活史》（陈存仁），该书生动翔实，绘声绘色，更难得的是日常开支历历在录，用钱用银几何，一直是经济史爱好者必读。陈存仁的角度，是从市井生活角度解读银元时代生活，其记录飞扬生动之余，不可确信之处也颇多，典型如章太炎与蒋介石的杭州经历。
(2) 参见《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杜恂诚，2002）。
(3) 详见《狮子银行》（凯纳斯顿、罗伯茨，2015）。
(4)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
(5) 《钞利条论·第五》（许楣）。
(6) 《为挽救财政困难呈大总统文》（周自齐）。
(7)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扬格，1981）。(https://www.daowen.com)
(8) 参见《灯下漫笔》（鲁迅，1925）。
(9)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2001）。
(10) 张嘉璈，字公权，1889年出生于江苏嘉定。
(11)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一九一二—一九四九》（1991）。
(12) 《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成立记》，《民国日报》（1916）。
(13) 参见中国银行历史、回忆录等资料。
(14) 详见《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杜恂诚，2002）、《中国货币史》（彭信威，2007）等。
(15) 参见《中国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燕红忠，2012）。
(16) 详见《世纪足音》（资耀华，2005）。
(17) 参见《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中华书局，2011）。
(18) 参见《全国银行年鉴》（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1934）。
(19) 参见《金贵银贱之根本的研究》（资耀华，1930）。
(20) 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2014）。
(21) 参见1935年2月《申报》。
(22) 参见《危中之机：1935年中国、交通银行改组》（潘晓霞，2012）。
(23) 参见《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孔华润，1997）。
(24) 详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1994）。
(25) 参见《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吴景平，1998）。
(26) 参见《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91）。
(27) 详见《中国金融通史》（洪葭管，2008）与中国银行行史等，也可参考《政商博弈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金融》（吴景平，2016）。
(28) 参见《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扬格，1981）。
(29) 参见《白银问题与中国货币政策》（周伯棣，1936）。
(30) 参见《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科什纳，2013）。
(31) 参见《陈光甫日记》（陈光甫，2002）。
(32) 详见《世纪足音》（资耀华，2005）。
(33) 参见《中国货币问题丛论》（吴小甫，1936）。
(34) 参见《货币的祸害》（弗里德曼，2006）。
(35) 参见《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91）。
(36) 参见《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小科布尔，1987）。
(37) 详见《陈光甫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等。
(38) 详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