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的“废两改元”

天时地利的“废两改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军事战争之外的货币战争其实也一直存在，毕竟金融是国家经济的血脉。在民国动荡风潮中，白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传统货币单位是“两”。单单就称量实银的秤来说，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时期据说有上百种之多。各种虚银更是形形色色，所谓纹银是一个“假想标准银”，成分为935.374 ‰，在纹银基础之上各种折算，比如上海的九八规元，其九八就是纹银成色的98%，天津则又是行化，成色是992 ‰。⁽¹⁴⁾

混乱孕育机遇，清之后传统经济与现代转型结合，在碰撞中孕育出现代金融制度。近代之后，中国名义上实行银本位制度，其实一直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并用制，随着海外银元以及自制银元流通，中国形成银两银元局面，币值极度复杂。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认为，从晚清至民国的中国货币状况最为混乱，甚至是“历史上罕见的币制混乱”，可以说中国是没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同时这也是变化最大，改革最为彻底的时期。⁽¹⁵⁾

虽然袁世凯颁布《国币条例》，但条文在中国并不真管用，随后关于金本位也有过讨论，然而市面依旧是银元和银两并用，即使官方自身很多时候还是用两。袁世凯死后，更没有人有能力推行统一币制，不统一的币制造成诸多不便，但是战乱和利益使得白银仍旧以各种形式通行中国。学界对此早就期待改革，比如经济学家马寅初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多次呼吁“恶币”必须改变，“要中国强，非中国的实业发达不可；要中国的实业发达，非改良币制不可。换言之，中国的币制不改良，中国的实业新局面不会发达；中国的实业不发达，中国可也就没有发达的希望了”。

此后北洋政府也计划趁势推出“废两改元”，但是因为中央势力薄弱，各地军阀割据，加上金融业对此也热情不大，最终不了了之。金融业的反对，主要来自钱庄和外资银行，二者都是因为利益相关。钱庄依赖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因为以往借款、盐税、关税都是用银两，在银两与银元之间的转换，往往依赖银行给出的折合率，各地规格不同导致计算复杂，因此也成为门槛，外资银行和钱庄从中都有不少业务利益。银行家资耀华回忆，当时外汇牌价都是由外资的汇丰银行定价，以银两为本位作价，利用优势可以获得外汇牌价折算的利益。⁽¹⁶⁾

国民政府推进币制改革获得天时地利。首先，政治具备统一的基础，中央政府权力强化。国民政府1927年成立之后，名义上的统一尚未真正完成，就开始着手币制改革。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的《整理财政大纲案》中，强调币制改革的重要性，并且进行了路线规划，“币制握财政之枢纽，与国民经济最有关系。我国币制之坏，由来已久，根本之计，宜遵总理钱币革命计划，并确定分步进行方法。目前应计及者二端，即一是推行纸币集中主义，销却旧币，改发新币，以发行新钞之权，集中国家银行；各地方由国家银行，设立分行、分号及兑换所，以实行集中主义。二是推行金汇兑本位，币制之定本位用银之说，既非世界潮流所许，而金又非我国富力所能择。其最适用于今日情形者，第一步，废两改元，确定银本位；第二步，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而着手之初，当以创办信用卓著之国际汇兑银行为施行本位之饬”。

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1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现代国家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财政首当其冲。1929年，宋子文表示政府能够控制财政的省份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与江西这四个，而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江苏和浙江。随着国民政府权力稳固，对于金融统一的规划也着手进行，第一步就是控制银行。

当时信用最良好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首当其冲，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迫改组加入官股。中国银行被迫在股本2 500万元中强行加入官股500万股，交通银行总行则迁入上海，资本1 200万中加入官股200万。

就中国银行而言，北洋政府末期商股势力很大，官股发言权很小，而且不断出售，北伐前夕只剩5万元了。在张公权等人的治理下，中国银行本来是一个走向一流商业化的企业，实力在国内银行已属前列。尽管如此，随着中央政府实力增强，中国银行因为金融制度变革不得不“国进民退”：1928年中国银行总部从北京搬到上海，中国银行的官股除原有5万元外，增加495万元，以公债拨充，合为500万元，计占股份总数的1/5，由财政部加派官股董事3人、监事1人。

就中国国内情况而言，1927—1937年也是一段难得的安定时期，事实上也孕育了经济的“小阳春”。从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这一期间被认为是“黄金10年”。对于中国了解甚深且批评不少的美国将军魏德迈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会发言中，仍旧给予这10年甚高评价：“1927—1937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10年’。在这10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

其次，“废两改元”也得到时局的支持。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全球最重要的事件“大萧条”可谓改变了世界形貌，而其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影响可谓重大而隐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多国家转向金本位，白银价格走低，1929年“大萧条”之后，各国纷纷脱离金本位，这也使得黄金以及白银价格都出现大跌。伦敦银价从1920年的每盎司61.95便士跌到1928年的25便士，再到1931年2月的2.5便士。⁽¹⁷⁾“大萧条”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是一场浩劫，对中国也有重要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中国是当时世界唯一银本位的重要大国，其时银价大跌，中国深受影响，是正是负？其实都有。从偿还债务和汇兑的角度，此变化对中国不利，改变银本位的提议也因此开始。但从出口角度看，其实对于中国具有正面意义，比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中国的银本位实际可以视为浮动汇率制，使得中国在“大萧条”之后的出口下降要小于进口下降，甚至在1930年和1931年实现了国际收支盈余，当时中国政府经济顾问扬格认为“大萧条”在中国是在1932年才开始的。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国际收支盈余意味着金银净输入，这一判断也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以上海为代表，1932年银元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上海银元甚至过剩，高达5 466万元。⁽¹⁸⁾

到1933年，财政部估计流通银元已高达14亿元，加上用作准备金之银元有2亿元，共达16亿元之多。对比之下，流通之银锭据估计仅有1.53亿上海两（约2亿元）。1928年，全国仅有6亿银元。

白银价格下跌为“废两改元”创造了大好形势。和当时多数人一样，资耀华不仅经历了使用银元的时代，也目睹了白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资耀华很早就关注金银问题，感叹“而平日无人顾及之银价问题，乃一跃而为全国最时髦之问题”。资耀华在1930年曾主编出版相关著作，他认为金贵银贱关系国计民生，非通盘筹划根本救济不可，而欲通盘筹划，则非整个研究、注意白银在经济上之地位，也就是白银在经济上具有两种资格，一方面为商品，一方面为通货。商品者“乃商业交易之目的物”，通货者“乃有流通力之交换媒介物”，“银既兼备商品与通货二者之资格。故吾人欲研究关于银之种种问题，则非由斯二者为观察之起点不可”。⁽¹⁹⁾

关于银价走低，根据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的回忆，“民国十七至二十年间，平均银元价格为每百银元值上海规元银两七十三两，民国二十一年降为六十九两九钱五分。银元之购买力降低，即物价上涨，市民称苦，各界盼望从速废两改元。……此刻废两改元，只有升值，而无贬值”。⁽²⁰⁾不过张公权也指出，当时外商银行及一部分钱庄也有怀疑——一方面是引发纸币滥发，另一方面是银元供不应求。以中国银行为首的银行公开表态纸币发行可以实行公开检查，而且银元储存充足，交通银行与中央银行也是类似，如此使得“废两改元”得以顺利进行。

最后，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也起了作用。原本“废两改元”只是新式银行热衷，外资银行与旧式钱庄反对，到了20世纪30年代，态势有了变化。“大萧条”带来了经济恐慌，中国反而发展不错，进入所谓“黄金10年”，因此，中国成为令人瞩目的经济亮点，如果外资银行期待在中国获得更多发展，那么统一币制也顺理成章。正因如此，据资耀华回忆，外资银行的态度有了转变，对“废两改元”的态度由反对变为赞同。

经济的变化为金融政策变化的基础，讨论多时的“废两改元”终于提上实施日程。1928年，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就强调中国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必须加以整理，后陆续通过关于“废两改元”的提案，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训令，从此中国币制正式以银元为基础。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 1克，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新银币一面为孙中山半身头像，另一面为帆船图案，即“孙大头”。

这一进步的意义总是被低估，比照日后法币从白银到纸币的跨越，“废两改元”好像改变不大。其实如果没有“废两改元”，法币改革也无从谈起，这是中国币制的一小步，却是中国货币历史的一大步。在时隔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铸造金银币2 000多年之后，中国终于告别“两”，以“元”为单位，开始了自己的铸币时代。“废两改元”意味着落后的银两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这对于全国市场的统一大有裨益。随后，曾经繁荣的中国钱庄随着银两的退出而进一步衰落，后来逐步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