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的教训与白银的崛起
从中国纸币的历史来看，可谓一部抖小聪明的错乱史，钱穆一言以蔽之，“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有趣的是，即使海外学者也承认，13世纪中国就提出了古代货币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货币理论水平高出同时代欧洲人，那么，纸币的崩溃为何反复发生，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教训？
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边界。法币的流通意味着国家信用的放大，而在强势政府之下，政府行为决定了货币政策走向与效率，正如一句老话所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问题在于，谁来监管监管者？从历史来看，政府接管私人纸币的发行之后，初期往往能够发挥纸币的优点，缓解通货紧缩而对经济有所裨益。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好开局从来没有被坚持到最后，滥发的诱惑在没有约束之下往往随之滋长。
普遍的观点都承认，货币的重要性导致其不能假手他人，那么政府是否必须对货币负责？而各类惨痛教训也在于，如果赋予政府对货币过大的权力，如何监管与限制？弗里德曼认为，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戏剧性地表现了货币的力量，可能的出路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能够被监督，“使政府能对货币履行职责，然而同时还限制给予政府的权力，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
交子以及其后继者的兴起与没落，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东西方看待货币的分歧。从古希腊开始，内在价值就是西方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法律并不足以赋予货币（更不要说纸币）价值，也就是“充当货币的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甚至在大部分时间人们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付出铸币税，人人都可以去铸币厂以金银换成货币。
进一步而言，这也得益于西方诸侯林立、分裂竞争的局面，没有一个大一统政府垄断货币之发行。与之相反，东方帝国在历史上就主张货币为政治服务。无论货币理论还是货币政策都强调统治者对货币的创造作用，也就是“赋予货币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或者交易价值”。(44)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货币政策施政重点往往在于如何使之更好地为国家或统治者服务，经济上的考量往往不是首要因素。统治者好像对于自身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一直很自信，所以有学者如是评价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货币的理念，“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本国人的物质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来保证物价水平稳定和物品供给充足”。
在前现代社会，经济运作规律和今日完全不同，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所提到的要求政府对货币负责、限制政府权力等制度安排对于古代中国来说过于奢侈。由于金、银等贵金属数量稀少，天然对于统治者的滥发货币的冲动形成有力制约，经济则往往遭受通货紧缩之苦，即所谓的钱荒。反过来说，相对于本位货币，在西方辅币是最大的铸币税来源，因为辅币往往价值低廉、容易获得、便于增发。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辅币的铜钱一直是民间主要流通手段，即使在银本位确立之后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皇帝过去往往也为铜的短缺苦恼，常常用制造低劣辅币、以严刑峻法限制铜出口等方式应对。
以最为后人追忆的唐朝为例，其经济发展能力其实已经受到货币发展的约束。唐沿袭隋制，钱帛为主，有时候也用黄金。唐代的钱帛制度曾经引起很多讨论，以丝绸布匹进行交易在今天看来似乎天方夜谭，不少人谈起来都将帛的作用过分放大，其实没那么夸张，还是以钱为主，民间帛用得多点，官员俸禄大多是按照米之类的实物计算，小部分用的是钱。值得指出的是，通胀高涨往往才有钱帛制度流行。其实钱贬值时实物经济自然繁荣，非唐独有，其实是沿袭南北朝，而实物货币的缺点也很明显，即无法标准化，如《晋书·张轨传》言，“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唐代常常受到通货紧缩影响，晚期曾经毁灭佛像来铸钱，才使得情况有所好转。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能以一定数量的辅币甚至纸币作为一种补充，对于统治者和人民来说都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货币学者彭信威评价，“如果不是纸币发行太多，人民一定可以享受一种稳定的物价”。(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滥发贬值的行为在一定幅度之内，尚且可视为权宜之计，但是财富毕竟不可以凭空造出，历史经验反复说明，如果通胀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引发货币系统、财政系统甚至国家的崩溃。至于民间为什么会放弃纸币，回归以物易物，经济学家认为以物易物极为低效，但纸币贬值却可以使得以物易物的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历史上也出现过各种货币替代品，“战后的德国人把香烟作为货币，或者回到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使用烟草作为货币”。(45)最终来看，黄金或白银是首要的商品货币。
古代纸币的闹剧，到明代基本结束了，清政府除了在太平天国时期短暂发行纸币之外，一直对此非常谨慎，可见元明纸币通胀的阴霾之深。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纸币试验失败，并非只是国民性的问题，其仍旧服从经济学的普适规律。即使在今天，滥发货币导致的通胀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换个角度而言，是否私人发行纸币是一个方向呢，其信用就一定会好于国家吗？一方面，从中国的交子的早期经验来看，私人发行货币也不可靠，但由于其市场自动出清以及规模限制，确实也不太可能出现类似国家滥用信用的极端情况；另一方面，从现代经济的波动性来看，一个稳定的中央银行作为信用坍塌之下的“最后贷款人”确实是必要的，这是人类在无数次金融危机后学到的血淋淋教训。
这并不是想象，而是历史的逐步演进。18世纪时英格兰银行还是一家私人银行，也在探索并纠结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中央银行责任。在西方，所谓纸币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的银行券，当时有超过200家银行发行银行券，1797年暂缓兑付只是特例。当时的经济学家休谟就洞察到国家介入纸币信用时利弊并存的状况，他认为国家纸币信用一般而言好过私人，但是必须保证不滥用这样的优势，“如果不设立国家银行，私人银行家就会乘机大肆活动，就像从前伦敦的金匠那样，或像现在都柏林的银行家那样。所以不妨认为：应让国有的公司享有那种纸币信用的好处。这样反倒好些。因为在每个富裕的国家里，它总会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要是人为地致力于扩大这样一种信用，恐怕绝不会对任何贸易国家有利，而是使这些国家蒙受不利，因为超出同劳动和商品的正常比例来增加货币，只能使商人和制造业主要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这些东西”。
国家信用的介入意味着对于私人信用的挤出，如果运行得当，对于整体来说是件好事，能降低交易费用。但是权力也意味着责任，休谟承认国家银行会大量切断私人银行家和货币经纪人的买卖，如此国家就得承担相应责任，“国家手中掌握这么大量的货币，在紧急危难之际，可以随时动用，乃是一种极大的便利。至于所动用的部分，可以在国家恢复和平安定以后，慢慢归还”。
因此，更深一层讨论的要点在于，如何避免权力滥用或者说过度滥用纸币。无论是否在商品本位之下，纸币都是一种信用安排，这个时候即使有一个强而独立的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机构，可能都难以完全避免政府之手的介入。正如弗里德曼所论证的，“一旦引入信用因素，即使信用在最初系由私人所提供，要想避免政府对它们的控制是困难的。其理由基本上是防止伪造物或在经济上的类似行为这一困难。信用货币是支付标准货币的一个契约。通常的情况是：在制订这样的契约和实现这样的契约之间趋向于有一个长的间隔。这便增加了执行契约的困难，因此也增加了签订欺骗性契约的诱惑性。此外，一旦引入信用因素，诱惑政府本身去发行信用货币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商品本位实际上趋向于变成包含国家广泛的干预的混合本位”。
人性的悲剧在于，贪婪往往胜过理性，纸币的便利往往掉头转向灾难。每当遭遇战事之时，国家往往求助于印钞或者降低币值，这对于战胜战败的双方都有巨大代价。以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战争为例，虽然金获得了胜利，但是其国内的纸币数量数十年间增加了十多倍。
古代战争考验资源动员能力，中国古代帝王多求助于滥发纸币而不是更现代的金融设计，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各自制度惯性使然。这或许提示我们，在13世纪，中国和西欧的金融分别不仅在于纸币，更在于应对战争引发的突发融资需要的时候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中西金融的分叉，可以在1262年东方的临安与西方的威尼斯不同的战争融资举措中得到最鲜明的说明。在东方，南宋政府直接背书信用，以法币形式发行纸币，最终往往走向滥发；而在西方，几乎同时期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在面对战争融资需求的时候，都发行了公共债券，甚至对债券的交易也随之展开。这一对比显示，当国家控制财政的时候，它既是强大的，其实也是脆弱的，因为这意味着它不需要市场力量，也意味着它最终将因为无约束而丧失民间支持。
不过，如果认为历史只敲一次或者两次门，那么未必低估人性的顽固，印钞的诱惑与抗争贯穿纸币的历史。对中国而言，随着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统一货币系统，纸币重新回归，现代法制的包装并无法掩饰天生的经济逻辑弊端，也带来了后面恶性通胀的历史循环。随后1948年匆匆出台的金圆券，同样是没落政权试图以纸张掠夺民间资产之举，最终1949年的危急存亡也部分源于通胀带来的人心尽失。历史走了几百年，当政者颟顸固执，轮回何其相似，仿佛看不到丝毫进步。
宋金元的纸币尝试，最终纷纷以通胀告终，不仅使得铜钱作为良币日益退出市场，也使得白银日益作为货币替代品使用。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当无法相信纸币之际，官方即使明文禁止用银，白银仍旧步入寻常百姓家，作为货币的主流，日益兴旺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