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与丰臣秀吉
世界是围绕金钱运转的，每个时代的新钱都会造就新的土豪，甚至新的时代。
影响近代历史最大的当属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美洲白银，其流入欧洲不仅促成了西班牙的物价革命，也导致欧洲一连串的通胀：16世纪安达卢西亚物价上涨了5倍，英国和法国也有类似情况，而工资上涨却赶不上物价上涨。通胀在当时并非全是坏事，经济学家指出，“高物价低工资意味着高利润”，这鼓励了海外贸易，溢出的财富则培养了一批雄心勃勃的商人。收入底层遭遇通胀打击，而劳动力成本的下滑也促成许多制度层面的重新安排。这一次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连锁反应可谓多多，也被认为是对欧洲资本主义诞生的“推波助澜”。(38)
在东方，白银同样影响甚深，除了中国之外，也影响到日本。史前的日本以猎狩采集为生，随着稻米耕作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传入日本，其群落生态逐步进化，社会秩序也应运而生，散落成不少小国。7世纪，天皇取得了全国的政治统一，佛教也开始昌盛起来，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确实掌握实权的阶段。天皇的统一并没有持续很久，明代正是对应日本的战国时代。
当时中国白银的来源之一正是日本。日本银矿丰富，号称银岛，有人记载“日本夷商唯以银易货，非若西蕃之载货交易也”，这部分流入虽然比不上其他途径，但测算下来也相当可观。有日本学者指出德川幕府统治确立后，向中国出口白银接近200万公斤，约3 000万两。
白银流入中国，对应着中国钱币流入日本。中国钱币流入日本，在明之前就开始了。比如幕府将军足利尊氏计划修建天龙寺，资金存在缺口，于是日本制订了所谓“天龙寺船派遣计划”，恢复与元朝贸易。无论盈利与否，每只船回归之后都要出5 000贯，作为兴建天龙寺所需资金。
和美洲白银在欧洲引发剧变类似，金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物价变化，更在于通过物价变化达到财富再分配，进而影响社会结构。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之前，基本都用中国钱币，往往以进贡、贸易、打劫等方式获取中国钱币，而中国钱币的大量流入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
历史学家艾维四引用了一位当时在日本的西方牧师的观察，“法律、官府、风俗、文化、商业、财富以及辉煌重现于整个王国。由于商业发展、社会安定，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各式建筑处处可见。尽管平民和农户因缴纳年贡而贫穷，但亦有家资富饶者。地主财力雄厚，腰缠万贯。整个王国拥有大量的财富，新的矿藏被开采，一切物品王国应有尽有”。他认为日本白银通过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区最终流入内地，这也反过来刺激了日本本国市场的扩大，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快速发展的货币化经济，这有力地推动了由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所发起的政治统一运动，同时不少领主将相当一大部分财产投资于对外贸易之中，导致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本出口白银剧增。
经济往往是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的第一推动力，时代变化已经有些征兆，朱元璋和丰臣秀吉都是古来少有的出身低贱的一代霸主。丰臣秀吉作为战国三大战神之一，可谓当时应运而生的日本“土豪”。他出生于1536年，往上承接织田信长，往下开启德川家康。这位日本战国时代枭雄出身低微，父亲是一名下级武士（一说农户），后来追随织田信长，随后取代其地位，位至太政大臣，丰臣是皇室赐姓。这个平民出身的武士，不仅统一日本，更曾试图染指东亚——从朝鲜到中国。丰臣秀吉所建天守阁已经毁灭，现存天守阁原址是德川家康打败丰臣秀吉之子秀赖后所建，处处可见丰臣的事迹，德川家康几乎沦为影子式的存在，得到天下，仍输掉历史。
丰臣秀吉的崛起离不开经济力量，中国钱的大量流入与之有莫大关系。中国钱流入对应着日本对外贸易的繁荣，其结果则是商业资本家抬头，幕府铁腕统治开始瓦解，日本战国时代因此诞生。同时，社会结构开始变化，平民地位上升，甚至有学者表示丰臣秀吉是被中国钱“豢养”出来的。(39)有趣的是，日本从丰臣秀吉时代开始铸钱，日后日本在晚清比中国更早采用机器铸钱，甚至有日本银元流入中国，世人称之为“大日本”，因为其正面有此字样。
日本应仁之乱的发生，对内开启战国时代，对外亦引发争贡之役(40)，导致明朝一再拒绝与日本的贡品贸易，即使海禁名存实亡之后也是如此。这不仅导致明代走私愈加横行以及倭寇之乱愈演愈烈，更使得葡萄牙人开始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分得一杯羹，日本也因此开始放弃承认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地位，尤其是战国三雄之后。(41)
丰臣秀吉有生之年，不仅完成日本室町幕府瓦解后的再度统一，更野心勃勃地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两次发动朝鲜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甚至期待借此为跳板染指中国。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的影响往往被忽略，其实它可能是推倒明朝花团锦簇之下的第一团败絮。学者们往往认为，明朝经济基础在弘治、正德后已经渐露破绽，万历年间开始动摇起来，《万历十五年》着力刻画了这一东西方的分野时刻。作为一个象征，最引人注意的是万历年间的三次战争，其中朝鲜战争最为特别，也是唯一在外国土地上作战的战役。根据记载，丰臣秀吉动员了大约300 000人，明朝则调集一支由100 000人组成的远征军以夺回朝鲜，据说其中有来自暹罗和琉球群岛的军队。丰臣秀吉对于中国的真实企图，仍旧令历史学家不解，尤其他与明代使臣的多次交涉，各方对于胜负也有不同评价，但是最后这场历经七年的战争因丰臣秀吉的死而无疾而终。
据说丰臣秀吉曾要求分割朝鲜，以及一个朝鲜王子赴日本留作人质，同时与明朝公主结婚，这显然无法得到满足。日本在明朝的企图看似偶然，其实源自日本发展与中国秩序的冲突，即日本不甘于自身的边缘地位，然而中央之国的概念对于中国是合法性的象征，不容放弃，在百年后清朝统治之下，中国的观念仍旧如此，即使对外贸易也希望延续朝贡模式。
不过这场战争犹如一场后来历史的小小预演。作为天朝眼中的附属，日本的崛起无疑已经挑战了明朝想象的天朝秩序，暗示了天朝与外界的系列碰撞，令人联想其与日后甲午战争或许存在隐约联系。《剑桥中国史》中评价朝鲜战役是一次“奇怪的战争”，双方的不善处理使得局面僵化，如果不是丰臣秀吉的死亡，真不知如何收场。
虽然最终明朝从军事上了结了朝鲜战争，但是经济上却受到重创，或者说，日本的进攻是大明盛世即将瓦解的象征与前奏。随后，明代朝政陷入困境，币制亦开始恶化，万历以前的中国制钱购买力还很高，从此之后开始滑落。所谓明之亡，实始于万历，也少不了日本以及朝鲜战争的作用。反观日本，随着接替丰臣秀吉的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江户幕府，日本再次统一，是为江户时代的开始，从此算得上欣欣向荣。就其货币而言，也从依赖追逐明朝的“渡来钱”逐渐发展出自身的货币制度。德川家康不仅开创了江户时代，也发展出独立的货币制度，即以金、银与铜币并行的“三货制度”。
明代末叶对应着日本江户时代的开启。江户时代是日本最后一个封建时期，从1603年到1867年，延续了265年，往往被视为形成日本集体意识以及国家认同的最重要时期。例如日本往往自诩为稻米之国，其实广泛使用稻米甚至和食主要是在江户时代形成。
17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危机也表现出了共时性。不仅欧洲，中国和日本的处境也类似，天灾与饥荒都曾发生。中国的故事已经叙述了很多，那就是明王朝的灭亡，而日本的应对则带来一个自给自足堪称平安的时代，原因何在？历史学家艾维四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幕府实行的贸易和金融政策，比如减少白银出口以应对国内需求，另一部分在于铜的产量大大提高，日本相较中国更快地从“17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
随后的18世纪两国命运更加不同，两国在白银问题上更是越走越远。艾维四指出，随着日本的白银矿产能力无法同步于经济需求，幕府被迫实施出口限制措施，贵金属产量下降刺激日本在一个多世纪里不遗余力地开展国际性的经济活动。相对而言，此后日本沉浸于自给自足之中，这一点给其未来150年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至于中国，仍旧依赖海外白银，也因此更加深陷于“新兴的世界经济”之中。
“17世纪危机”成为一个热门名词，明代灭亡在海外研究中被归为其中，包括小冰期带来的恶劣影响。明王朝和德川幕府其实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日本的第一次大规模饥荒发生在宽永时代（1624—1643年），有学者由此将二者极具反差性的政治命运归因于不同的应对方式，涉及经济、政治和货币制度等。
对比只是一种想象，历史无从复制，却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复盘。相对独立的白银以及铜产量对日本应对“17世纪危机”大有裨益，但是，中日真正的区别很可能在19世纪才会体现。
(1) 死亡是偿还，寓意生命借自上帝。
(2) 如彭慕兰《大分流》等。
(3) 里甲制度是明朝的基层组织形式，每110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10户担任里长，其余100户则称为甲首。10名里长以10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10名甲首应当差役，并负责“管摄一里之事”。
(4) 详见《剑桥中国明代史》（牟复礼，1992）。
(5) 参见《明史·食货志》（张廷玉，1974）。
(6) 参见《明史·食货志》（张廷玉，1974）。
(7) 参见《明史·食货志》（张廷玉，1974）。
(8) 参见《中国货币史》（彭信威，2007）。
(9) 参见图洛克的文章（Gordon Tullock，1957）。
(10) 参见《明史·食货志》（张廷玉，1974）。(https://www.daowen.com)
(11) 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4卷第1期（梁方仲，1936）。
(12) 参见《圣武记·军储篇》（魏源，1984）。
(13) 《剑桥中国明代史》。
(14) 参见《廿二史札记》（赵翼，2008）。
(15) 参见《五杂俎》（谢肇淛，2012）。
(16) 参见《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99）。
(17) 参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加藤繁，2006）。
(18) 参见James Eames（1974）。
(19) 参见William Atwell（1982）。
(20) 参见Ward Barrett（1990）。
(21) 参见《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万明，2005）。
(22) 参见《白银资本》（弗兰克，2008）。
(23) 参见《白银资本》（弗兰克，2008）。
(24) 详见《对中国和日本“十七世纪危机”的几点观察》（艾维四，1986）。
(25) 详见《雪隐鹭鸶》（格非，2014）。
(26) 参见《金瓶梅饮食谱》（邵万宽、章国超，2007）。
(27) 详见《休谟经济论文选》（休谟，1984）。
(28) 参见《奢侈与资本主义》（桑巴特，2005）。
(29) 参见《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和说明》（科斯、诺思等，1994）。
(30) 参见《奢侈与资本主义》（桑巴特，2005）。
(31) 参见《开放的帝国》（韩森，2007）。
(32) 详见《国富论》（亚当·斯密，2014）。
(33) 详见《洪业》（魏斐德，2008）。
(34) 详见《统一与分裂》（葛剑雄，2008）。
(35) 参见《论中国》（基辛格，2011）。
(36) 参见《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2010）。
(37) 参见《明夷待访录·财计二》（黄宗羲，2008）。
(38) 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汉密尔顿（Earl J. Hamilton）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学者。
(39)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2017）。
(40) 也称为宁波之乱，著名外交事件，发生于1523年（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室町时代的大永三年），起源于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各派遣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贸易，在浙江宁波因勘合真伪之辩而爆发暴力事件。
(41) 参见《世界经济千年史》（麦迪森，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