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中日的不同传统
就货币与国运而言，在17世纪暂别之后，中日命运在19世纪再度交叉。从中国明清铜钱受东亚欢迎到中国拥抱白银，再到日本自制银元甚至日本银元倒流中国，起点与终点何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答案或许应该回到江户时代，追溯中日不同传统。
中国和日本仅仅相隔110海里(60)，这个距离足以让彼此隔离，也让彼此学习。两国文化有巨大差异，民国人士如是描述，“中国和日本，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61)日本往往是世界眼中的东方，却又是亚洲眼中的异者，他们自身亦惑于其中。从地理上，日本位于欧亚大陆东侧，太平洋之西，全境在亚洲之内；日本环境封闭而又开放，除了1853年佩里将军率领的美国海军舰队打开了其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外，日本历来抵御了不少外来侵犯，包括蒙古的铁骑以及后来的英国和俄国。正因如此，在历史上日本往往能够一面接受外来文化，一面闭门独立消化。
江户时代日本通往外界的主要门户是长崎，当时日本与中国以及荷兰的贸易是主流。与荷兰的贸易因后来的西化引起很多关注，事实上与中国的贸易也有独到之处，甚至影响更为普遍，只是日益现代化的日本与中国拉开距离，昔日的中日贸易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日本人常说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是中国情调，而江户时代诸多习俗深受中国影响。不仅如此，明治初期的日本对于欧美著作的学习，也得益于汉学在知识阶层中的深度普及，“如果没有汉学普及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欧美文化的传入”。(62)
历史是一张吹弹欲破的纸，误读与遮蔽无处不在。事实上，不仅当时中日贸易十分普遍，而且中国对于日本的现代化也有相当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更多是以自身败北作为无意识的“榜样”效果。
当时的日本对中国密切关注，对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遭遇，日本一直抱有深刻的危机意识，这对日本现代化有“无意识的贡献”。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德川幕府“御三家”之一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曾经做过一个不无惊悚的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
在历史上，日本对于中国的借鉴，从唐到清，从正到负，皆是并存，正如有种说法，“巧引中国无色线，织出日本斑斓锦”。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撼了幕府，当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司令的4艘威力强大的炮舰（“黑船事件”）出现之时，幕府屈服了，开放了下田与箱馆的门户。随后，不平等条约引发的不满导致幕府政治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到来。
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而不是日本，让日本获得了一段时间，甚至也使得幕府对于海外来客的态度在“黑船事件”之前已经有了转变。中国则没有这样的时间窗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也改变了亚洲的历史。当时日本幕府还是从荷兰船长的情报中得到鸦片战争的消息。德川齐昭的预言落空不仅没有打消日本的危机感，反而引发更多讨论，被视为即将而来的“警告”。
我们知道的很多中文现代词汇来自日语，比如“权威”“权益”“主义”“革命”等，不过中日间现代交流并非单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国历史书籍引述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外似乎就渺无声息，但是在日本这本书却引发诸多讨论，比如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一方面将魏源称为“异地的同志”，另一方面则通过中国遭遇警示力量的东西转移，立意日本要步入“世界第一等之强国”，“方今世界，仅以和汉学识，业已无能为力，如不总括五大洲，宏大经济，则难以应付”，这与日后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著作《脱亚论》不无关系。
根据日本学者大庭脩的研究，《海国图志》首次传入日本是在1851年，首批仅三本，由于涉及西洋内容初期还被视为禁书。船上的书籍底账可以一窥当时的变化，首批被记载“此项内有御禁制文句”，后来需求则越来越大，“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随后两年之内，《海国图志》被翻印了超过20个版本。
大庭脩认为，上述观念的转换反映了“决策者与下位者对时局认识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所著的另一本书《圣武记》在1844年传入日本，亦颇受好评。增田涉在遗著《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中表示，《圣武记》对日本人的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一本描述鸦片战争期间乍浦人对抗英军的书（《乍浦集咏》）原在中国已经失传，在日本却产生抄刻本。由此也可多少看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对于中国的关注，除了源于自身利益，也带有同情色彩。但是这种情感并不能持久，随后中国人沉迷鸦片，日本的意识逐渐转向为看不起，甚至开始期待从中分得一杯羹。
深陷白银问题的同时，中国亦遭遇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并全力追赶，其结果就是中日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以甲午战争作为高潮。对比《海国图志》在中日命运的迥异，梁启超曾经如此评价，“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魏源常常被视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其实有些夸大，但是把魏源仅仅看作一介书生甚至幕僚又过于小瞧他了，从诸如《圣武记·军储篇》可以看出他对于货币的理解高于同侪。从魏源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时代的努力挣扎，而且他的思潮流转更可以作为中日变迁的一面镜子。(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16世纪末中日之间的战争尚且被解读为边缘文明对于中心文明的不满，到了19世纪末，日本和中国之间已经是有了文明的高下之别。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明治十八年，启蒙家福泽谕吉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最终，明治时期的日本精英定下“产业振兴、引入宪政、抵御外敌”三大目标，最终都得以达成，其中典型如棉纺织业的成功更是奠定了日本的工业基础。
江户时代的日本，本身是其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过去往往被解读为闭关锁国，但当时的日本并非铁幕一块，在封闭中也在谋求发展各类贸易。江户时代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如同中世纪在欧洲的地位一样，往往毁誉参半，是争议的焦点，不过比较新的评价不把“锁国”的江户时代看作黑暗而无发展的时期，恰恰相反，是在政权稳定下充满活力的发展年代。(63)整个江户的粮食产量（“实际石数”）增加了2.4倍，民众不仅人均衣物增加，而且质地改善，以往百姓衣服以麻布为主，逐渐过渡到17世纪末以棉布为主，再到丝织品并得以推广。可以说，江户时代农业生产的提高、贸易的增长、印刷业的发展，都为即将到来的工业化社会埋下伏笔。(64)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江户时代的过渡，何来明治维新呢？
更进一步，比起西方外来冲击带来的日本开港，一些解释也认为日本在开港之前就处于“被打破的锁国年代”。比如日本历史学家服部之总就主张幕府末期日本已经处在“严密工场手工业阶段”，甚至认为这是对解释幕府末期内政外交“唯一的、统一而合理的把握方法”，这一方面是无法扬弃的封建社会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克服类似中国半殖民地危机的“契机”。(65)
17世纪到19世纪的日本，在与大一统中国比较之后，其实也应该放在世界之中比较。事实上，19世纪日本宪法更多模仿普鲁士，加上日后的历史，因此在国际比较视野中，中国往往将日本与德国作比较，但对日本自身而言，作为亚洲最早工业化的国家，其或多或少自诩为亚洲的英国。
的确，对比日本幕府时代的政治结构，其实与欧洲存在某种共性，历史学家塞缪尔·E.芬纳认为，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最为接近欧洲。(66)表面上，江户幕府占有全国1/4的土地，近百个藩国的领袖都服从于幕府，但是各个藩国在政治以及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对马藩（日本地方封建政权）在17世纪为了重建对朝鲜的贸易，甚至不惜伪造国书对丰臣秀吉出兵朝鲜表示歉意。就货币而言，为了解决货币不足，各藩也陆续发布藩券，最早记录是1661年的福井藩，不同地区的货币发行引发货币竞争和创造信用，甚至为日后的货币信贷化改革提供了先行条件。
当时日本社会分为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其中士说的是武士，农民在当时没有移居的权利，被视为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财产，但是由于农业在封建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位列第二。当时的农业生产大多是小家族式的，在缴纳足够的年贡之下农民也享有部分自治权。天皇作为名义统治者，将军或关白作为全国实际统治者，各个大名小名是其封臣，实际上也成为自家土地的领主。
如此看来，日本政治机构的确与欧洲封建领主制非常类似，当然，在表面相似之下，仍有本质不同，那就是日本统治中的非契约性。值得注意的是，幕府衰落时期的反叛情况只是少数，多数情况下，在日式封建关系中，只有垂直的关系而没有平行的关系，地方领主在中央统治者面前并没有权利可言，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欧可以解决国王与领主争端的领主法庭之类的事物，任何越级行为都要付出极大成本。因此，这种日式统治之中，有类似“警察国家”的法制，却没有机会孕育法治；忠诚往往维系于个人，整个体系其实非常脆弱。这导致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制度设计处处充满不信任，结果自然并不会诞生真正的领先文明，当然这也为日本明治维新打下某种变革基础，这些旧有因素很可能也使得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付出代价。
中日贸易曾经很繁荣，其模式多是中国货物换取日本白银。从明代开始日本白银就不断流入中国，在丰臣秀吉1592年出兵朝鲜之前，两国贸易已经出现中断，而幕府在17世纪末之后因为担心贵金属外流，也逐渐进行贸易限制。到了清初，清政府因抵御郑成功而在17世纪推行“迁海令”，强迫东南沿海市镇和乡村撤空，其目标在于“消灭郑氏赖以建立一个从长崎绵延至东南亚、经济上繁荣且至少对清朝来说军事上危险的海上帝国的非法贸易”。当时，郑氏家族从与日本的贸易中获得大量白银，其中不少流入大陆。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迫使台湾最终屈服，但却是以牺牲贸易为代价。
与中日国运类似，丝与白银的故事在鸦片战争后又步入不同篇章，进退之间潮流已改。中国丝、茶等物一度在日本乃至世界市场大受欢迎，但是这些物品多数并不具有独一无二性与核心竞争力，在日本学习和赶超之下，优势局面很容易发生逆转。以最为典型的生丝为例，日本一方面可以在本土找到中国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也通过别的贸易途径获得替代品，比如从荷兰人、郑氏家族那里获取。通过在贸易中学习，日本生丝开始在国际市场取代中国丝的地位。1880年中国丝出口量是日本的5倍，而到了1935年日本丝出口量则是中国的6倍。(67)根据林满红的解释，二者分野在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50—1880年更加明显。在当时白银回流的景气之下，中国人因安于既有技术而不思进取，日本为了挤进市场则拼命提升技术，对比之下最后的结果则是日本丝要比中国丝“高档”。(68)
甲午战争似乎是中日国运的重大分岔，但是命运其实在更早前已经写就。或许正是江户时代的暗流涌动，造成了中日命运在“17世纪危机”中暌违相遇，随后却在19世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果“17世纪危机”更多是自然朝代变化的常态危机，19世纪发生的危机则是现代性的决定时刻。中日在19世纪的分野不仅仅在于货币体系的不同，更在于现代化步伐的差异。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开始，中日难免一战，甲午战争甚至被福泽谕吉称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的对比始终耐人寻味，当曾经的天朝上国变为邻国眼中的野蛮邻邦之际，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彼此刺激反哺，中国也迎来另一个“自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