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还是白银战争？
从朝贡到条约的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变化，而历史的戏剧性变化总需要一个扣动扳机的推动力，这一因素在中国看来是鸦片，在西方看来或许是贸易，而其中的连接在于白银。鸦片日后总是被加上不少道德批判，甚至被看作针对“东亚病夫”的阴谋，其实背后更多是对于利益的追求。
作为话题，鸦片曾经令人十分迷惑。鸦片在人类历史中记录久远，鸦片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鸦片很早就引入中国，明代已有不少记录，甚至有学者认为最迟于唐代，鸦片和罂粟已经传入中国。(32)鸦片刚开始是作为药品出现，甚至有一种说法指出1870年鸦片供应比1970年香烟的供应普遍。鸦片也是文人的灵感来源，英国散文家德·昆西就如此吟咏：“温馨的、令一切为之倾倒的鸦片”“从黑暗中心，想象世界的深处绽放的神圣花朵”。伴随着过度使用，尤其是中国从福建、台湾兴起了吸食这一方式之后，鸦片成瘾开始剧增。之后不久，鸦片在19世纪的西方成为罪恶的象征，而中国作为一个沉睡的东方帝国，从意象到现实，深陷其中。
历史的惊奇转折也往往蕴含于偶然细节。鸦片在清代的流行甚至为患，与吸食方法的改变大有关系。英国人将鸦片溶于水饮用（每年消耗10吨—20吨），这种食用方式的镇静作用颇为轻微，被认为不足为虑，对比之下，中国人的方式是吸食鸦片，这种方式据说最早来自爪哇，经过台湾（或福建）传入大陆，成瘾更为剧烈。二者差别多大呢？历史学家说就好比咀嚼古柯叶和将其在烟斗中点燃吸食的差异那样，“英国毒贩故意忽视其中的差别，可道光皇帝并没有，于是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了”。(33)
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历史转型的一个重要事件，更是不少国人强国情感的来源。然而，历史并非由单一事件决定，对于鸦片战争或中英战争，我们的认知未必足够，不同的立场往往导致不同的论断，尤其是这无法不带情感审视的历史事件。
鸦片的魅惑和它自身的效应一样令人迷惑不解，对于中国是这样，对于世界同样如此。鸦片是药品还是毒品？鸦片成瘾源自东方还是西方？鸦片吸食是道德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这场战争是鸦片战争还是白银战争？……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导致另一个问题的产生。鸦片是战争的引线，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道德焦虑与民族隐患的双重隐喻：外来的鸦片带走了中国的白银，而中国留下了“东亚病夫”的世界印象，甚至吸食鸦片上瘾也成为中国输出的恶习。鸦片进而成为身份的象征，从晚清到民国，很多军事政权都与鸦片有着重要的关系。在鸦片名下，中国成为带有道德瑕疵的被迫害者。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看法不无洞察力。他于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如是表示：“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这一看法或许并非其个人见地，一位曾国藩的幕僚也认为，“英夷志在贸易，原无窥窃之意，故朝廷以大度容之，迨后求进城，即严拒之矣”。
鸦片战争起源于贸易，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茶与鸦片而连接在一起，中间的渠道是白银——人人都难以拒绝贵金属的诱惑，不仅中国人不喜欢白银流出，西方人也不喜欢。早在中国人抱怨“漏银”之前，西欧对白银的流出就持批评态度，鸦片作为一种走私贸易应运而生与此相关。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人嗜好茶叶，从上层到中下层都是如此，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人有了喝茶吃面包的习惯，而且偏好也从绿茶变为红茶。茶叶的利润有多大？1785年减税法将茶叶税下降到12.5% ，此前曾经是119%，高额税收和巨大利润导致了大量走私。关税的下降刺激中国茶叶的出口，其贸易量占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80%—90% ，该公司在18世纪90年代的茶叶贸易额高达2 300万英镑。虽然茶叶利润令人咋舌，但是东印度公司计划推销给中国的毛织品却没法进入中国，所以东印度公司对华出口额只为进口额的1/3，巨大的差额之下是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为了维持贸易，东印度公司感到筹措资金颇为困难。当商人们意识到，不管中国政府需要什么，中国人民总会需要些别的东西时，他们感到欣喜若狂，那就是……鸦片”。
正因如此，鸦片战争其实也是一场白银战争，甚至鸦片战争也被称为通商战争，可见经济因素在这场战争中的意义。最初贸易对于中国来说有利可图，世界需要中国的丝、茶等物，中国人却无意购买洋货，茶叶贸易呈现“几何级数”上扬，从1684年的5箱到1720年的40万英镑，1800年贸易额高达2 300万英镑。英国则是中国茶叶的主要买家，据说茶叶有1/7进入英国，而茶叶进口税占到英国税收的1/10 。
贸易背后则是货币的流转，白银随着贸易的开展开始浸淫中国。据统计，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 600万两。贸易战自古有之，现在看起来唇枪舌剑很激烈，过去更加赤裸暴力。英国的反击来了，鸦片开始流入中国。随着孟加拉鸦片有组织地进入中国，中国和英国的贸易往来链条从此演变为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除了东印度公司之外，英国及印度商人获得东印度公司许可之后也开始在亚洲进行贸易，他们作为“港脚贸易商”（country merchant）在鸦片贸易甚至对华贸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伏笔。1800年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是4 500多箱，1838年则达到40 000箱，而中国从1800年开始禁止鸦片的进口——按照学者考证，所谓一箱鸦片，其长1米，宽、高各为0.5米，内有棒球大小的鸦片球40个，大概是100个瘾君子一年的消费量。禁令之下，鸦片仍旧流行，贸易平衡也开始变化，19世纪20年代，每年有2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到了30年代，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00万两。(34)
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就曾发布第一道禁吸鸦片的上谕，《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中表示，“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但早期禁烟并没有日后那么严肃，更多将鸦片看作广东、福建等地方性问题甚至是风俗性问题，各类条文也没有严格执行，甚至颁布禁令之后一段时间内，鸦片还是在海关的课税条目之上。嘉庆年间多次颁布上谕禁止鸦片进口，在两广总督吉庆上奏重申禁烟时，嘉庆的评价更关心在对外贸易之中钟表、玻璃等物品使得“中国之银因此虚耗者不少”，要求留心体察，“不使内地银两被夷人巧赚”。(35)转机从道光年间开始，禁烟开始成为轰轰烈烈的口号与行动。蒋廷黻评价道光对于禁烟的决心，因为道光时代的鸦片输入增长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万箱，价值约一千八百万元”。
鸦片流入和白银流出，引发各种危机感的讨论，不过当时流行的主张是“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在日后看来不失为一个正常的贸易对策，但是所有领袖都希望更快的解决方案，道光皇帝的求快解决之法日后看来未必不是历史的悲剧。
当时的官员其实私下也知道禁烟不易，但为了迎合道光皇帝多在表面主张严禁。这一逻辑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正如中国历史上主战派无论是否正确，总是在当时获得民间支持、死后获得历史青睐一样。正因如此，当主张禁烟的林则徐出场之际，道光皇帝非常满意，委任从来没有办过“夷务”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有了变化。道光十一年（1831年），皇四子爱新觉罗·奕詝生于北京圆明园，他也就是日后的咸丰皇帝；同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止，英国人奉谕指派一个大班（所谓大班，最早来自粤语，是处理商务的经理的统称）。以往中国海关通过与大班交涉而管理英国商人，而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止后，不仅港脚贸易商在中英贸易中更为独立且掌握话语权，而且英国指派的大班角色有了变化，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而是具有政府授权的官员，“总监督所奉的指示是一方面要尽一切努力去遵守中国的各项规章和尊重中国的一切成见，同时又不许求助于英王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却要他采取步骤把他自己由一纯商务监督——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班身份——变成一个代表英王的使节身份，这又势必要破坏中国的一切规章和触犯中国的一切成见”(36)。(https://www.daowen.com)
情势变化并没有为清政府所觉察，对于中国来说，商务总督只是又一个大班或者蛮夷的头目（所谓“夷目”）。矛盾之下，冲突开始，尤其是强硬的双方交涉头目各自登台，这边是林则徐，那边是查理·义律。
1839年年初，广州宣布禁吸鸦片，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他次日命令外国人交出鸦片，随后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7日，当时的商务总督义律命令英商搬出所有鸦片，英国臣民离开广州，禁止英商贸易。
抛开双方针锋相对的说辞，日后一个美国历史学家描述这段历史是一场稀奇古怪的战争。当义律一方面怂恿英国毒贩向林则徐交出1 700吨鸦片，另一方面则保证英国政府会赔偿其损失，于是故事结尾最初似乎看起来很完满：“林则徐收缴了鸦片，义律保全了面子，也维持了茶叶贸易，而毒贩们则为毒品得到了最高的补偿（加上利息和运费）。每个人都是赢家。”(37)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赢家并不包括英国首相墨尔本，他需要弥补毒贩们的损失——就为了200万英镑，在游说以及压力之下，堂堂首相竟然“别无选择”，先付清这笔钱，再派出远征军前往中国，追缴损失。
接下来的历史演进或许大家都已经熟悉，但细节未必清晰。从马士的大事记载来看具体发生了什么？
“1839年7月7日，林维喜在香港斗殴中被打死。8月25日，英国人被驱出澳门。8月31日，林钦差号召村民武装起来。9月12日，西班牙双桅船‘米巴音奴’号在澳门被焚。11月3日，穿鼻洋的海军行动。战争开始。11月26日，宣布永远禁止英商贸易。”
“1841年1月7日，穿鼻洋海战并占领大角头。遂即停战。1月20日，义律与琦善签立协定。割让香港。1月30日，中国政府不承认该协定。2月23日，重启敌对行动。2月25日，布告对于获取英国人的首级悬出赏格。2月26日，经过战斗占领虎门。3月20日，停止敌对行动，重新开放贸易。4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取消1月20日的协定。5月21日，广州战事重起。5月27日，协定签字。赎取广州城。6月7日，香港宣布为一自由口岸。6月14日，香港初次出卖土地。8月10日，唯一的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到来。8月26日，攻取厦门并予占领。10月1日，攻取定海并予占领。10月10—13日，攻取镇海和宁波并予占领。”
“1842年2月16日，宣布香港为一自由口岸。定海也宣布为自由口岸。2月27日，英国政府机关移往香港。5月18日，攻取乍浦；满洲驻防军队损失严重。6月16日，攻占吴淞炮台。6月19日，占领上海。7月20日，攻占镇江，满洲驻防军队被歼灭。8月9日，全权公使到达南京。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
“1843年6月26日，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割让香港。7月22日，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签订《虎门条约》。11月17日，上海开放对外通商。”(38)
禁烟最为激进的林则徐和道光皇帝，都是历史的输家，最后两人都郁郁而终。虽然两人在生前身后都获得不少国内认同，但不可否认，两人受限于认知，良好的意愿并不意味着站在历史前列。从英国角度来看，除了鸦片的利润，同时也保持了贸易通畅，二者都与白银有关。蒋廷黻认为，就世界大势而言，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无论被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还是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
回看马戛尔尼早年的和平外交努力，不禁令人感叹，清朝拒绝谈判或许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开始。更为接近事实的看法或许正如蒋廷黻所言，“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做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鸦片战争的开始，今天看来是必然，当时却有偶然之处，其实也与英国人贸易不利、执意追回被焚毁的鸦片相关，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也是两种观念的碰撞，或许从两边切入，才能更全面地了解。
现实，尤其是战争，可以驱散一切浪漫幻想。欧洲近代化过程中，曾经对于中国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比如法国作家伏尔泰曾经赞美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但是随着交流的增多，这种狂热也逐渐散去，中国基本是以负面形象出现。亚当·斯密留意到中国与马可·波罗时代相比的社会停滞与民众生活困苦，“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
对比文人哲士的想象，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的报告事后被认为更具洞察力。他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准备与欧洲列强打仗，“因为它到处充斥着贫穷，文人对于物质进步兴趣索然，士兵还在使用弓箭”。马戛尔尼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对于西方社会影响甚深，他的论语“我们对他们敬而远之”、清朝是“又老又疯的一流战士”、其领导者“注定要在海岸上被撕成碎片”等(39)，在历史轮回之中也一语成谶。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伤痕，日后英国人对此一直淡化处理，双方的了解当时就充满了无知与误读。正如大清皇帝在打了两年多战争，花费无数人命、白银之后，才想起来问前线大臣，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40)直到今天，我们对于鸦片战争知道得还是太少，和所有的战争一样，鸦片战争充满不同角度的叙事以及扭曲和遗忘，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因此被强行拽入一个陌生而急剧变化的全球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