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银丧失货币主权？
无论此前白银还是后来的外洋，对于中国来说，原因在于中国银的产量总是跟不上使用需求，“中国之货币问题是有铜而无金银，至清代用银元为本位，始无问题”。(53)
从明代白银到随后的外洋，其流行时间之久堪称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观。对于这一状况，一直有人认为这是货币主权外移，甚至认为这与明清国运不振不无关系。19世纪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的一则观察常常被引用，作为中国人缺乏货币主权的注脚，“在如此商业化的中国社会中，她的人民竟然缺乏自己国家所铸造的贵金属硬币……这甚至在亚洲国家中也是唯一的例外”。
何为货币主权？网上词条解释为“国家货币主权是国家对本国货币行使的最高权力，是不容许外国干涉的排他性权力”。这一概念听来振振有词，今天仍旧被不少人士用来讨论人民币问题，那么套用在明清是否合适呢？没有主权货币而谈货币主权，是否有些过于为前人担心？有人列举晚清权臣张之洞的言论作为货币主权注脚，“钱币为国家大政，一国有一国之权，即一国有一国之钱，从不准彼国之钱”。
事实上，张之洞对于外洋的抵制有因，关于其对外洋乃至后来币制改革的态度，与其说他是民族主义者，不如说是务实主义者。他也正因看到银元有利可图才开创中国银元的先河：1889年清政府批准由广东银元局试铸银币，中国最早的机制银元就此诞生，这正是源自张之洞倡议铸造的广东“龙洋”。
外洋刺激了中国机制银元的诞生，二者并行不悖，也为民众在动荡年代提供更多选择。我反复强调货币是竞争的游戏，其实当时也有人这么认为。1890年宁波巡抚在工艺学院主办了一次文章大赛。文章主题是：“东南省份皆有洋钱流通，国人以为有害贸易。吾国应自铸金银货币否？自铸钱币能否流通无碍？此举于吾国利大于弊，抑或弊大于利？”巡抚亲自阅卷，将桂冠授予广东的一位杨姓举人。这篇获奖文章如此阐述，“洋钱流入，实难阻挡；百姓之用，亦难禁止。洋钱虽竭吾国财货，百姓好之，奈何。予以为，惟一法可止吾国白银外流，此乃自铸银币也”(54)，这似乎也代表当事人的共识。不过立德夫人对此不以为然：“现在每个省的总督似乎只顾着自己铸币，压根儿不管别的省；建立一个统一铸币的中央政府的观念从来就与中国人无缘。”
问题在于，外洋即使带动中国自制银元，但是中国自制银元始终未能驱逐外洋，品质也不见得好过外洋。张五常虽不是钱币学家，但从常识中可知其中门道，“中国昔日的货币主要是以银作为本位，算是本位制。怎么样赚钱呢？铸造及发行银币的利润不高：其币值只是银本身的市值加铸造费用。不会高于这成本价，因为有无数的外来的银币进口，市场接受”。
对于因为白银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批判，当代思潮之一是追溯到明代，认为明代不应该用银。有学者如是批判重商主义：“明代对于商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商人之重视，乃是由于国家希望通过引进白银来解决财政问题，它鼓励了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但是，这却是以国家丧失货币主权，从而丧失社会整合能力为代价的。”(55)这种对于外洋乃至白银的批判，甚至上升到国家兴衰的高度。
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货币主权概念，虽然一度发展出纸币与广受各国偏好的铜钱，到了明代用白银，却又没有制作印有国家图腾或元首像的银元，最终货币供给遂完全为国外所控制，“就现代的角度看，与部分总体政策不稳定且物价膨胀剧烈的国家，放弃自己的国币而改采美元化或欧元化政策有些相似，但问题是中国是个大国，采行这样的政策等于是去钉住不稳定的国家地区，造成自身的动荡”。(56)(https://www.daowen.com)
从货币主权到货币政策依附性评价，多数以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历史。货币主权、货币政策附属性等属于货币制度，这本来就是一国社会经济的映射，了解这种“混乱”，事实上也就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复杂。按照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的说法，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没有制度可言，但放宽尺度来说，“历史上的各种措施，无论怎么样混乱与不合理，都可以说是一种制度”。
姑且不论历史事实的认定不同（比如明代对于海上贸易的态度以及消极财政政策的原因），所谓依附性的货币政策在古今含义大为不同。货币主权真的如此重要？白银或者银元，是否涉及货币主权外移甚至更大隐患？理性地看，货币是竞争的游戏，各国之间难免彼此影响，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现实世界很难存在，所谓独立，更多意味着中央银行对于政府机构的独立。纸币时代印钞几乎没有成本，而贵金属时代，金银本来就是作为一种商品，其流行是贸易的结果。贵金属的流入流出最终会有均衡点（如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不可否认，经济发展本来就是一个经济货币化的过程，白银的出现无疑促进了中国明清经济的活力，以致引发一系列经济后果，表面上看白银是引子，根源还是在于落后的政治体制。
另一个概念，所谓货币政策的依附性，在贵金属时代本质上是白银产量赶不上经济需求的结果。如前所述，货币主权在贵金属本位时代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毕竟不少主权货币甚至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源自后来的理论建构。首先，白银或黄金纵然在不同国家的比价不同，但是其本身也是商品，不能凭空生出，白银多寡或许涉及财富的分配，但其本质是一个贸易问题。当然，中国经济因为银钱比价造成的动荡也是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但别国也遭遇同样的困难。其次，主权意义上的国家货币也是近代历史的产物，不是通过争夺可以获得的，这是我们在谈论货币主权时必须铭记的一点。最后，即使在纸币时代，如果是小国选择放弃货币政策选择权而选择他国（比如美国）货币，其影响并非那么容易判断优劣。其代价也许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失去主动权，但是也杜绝了该国滥用主权信用的弊端，毕竟美国中央银行的信用好于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因此，货币主权的意义，更多是伴随着民族国家以及信用货币兴起之后才具有现实意义——即使主权货币这一今天看来众所周知的清晰概念，也是在20世纪才开始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
放在历史场景之中，所谓中国货币主权的淡薄或缺失，一方面是贵金属时代的通病，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货币制度落后的特征。中国往昔如此紊乱的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今天货币非国家化者们乐见的自由竞争天堂，对于商业却不啻为一个烦琐转换的地狱，甚至到了民国也未见改善，一位国民政府的长期外国顾问阿瑟·恩·扬格如此评价中国的币制，“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57)扬格于20世纪20年代随财政设计委员会来华，此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直到1947年。
正因如此，外洋流行的背后，实则是本土银两的竞争力不够。外洋为民众提供更好的选择，有何不妥呢？对比欧洲历史上的铸币权的分散化，其造就了货币竞争以及金融创新，也限制了国内君主以不足值铸币收割民间财富的能力。动辄以国家金融安全作为口实阻碍民众福利，倒是从古到今都不例外，这点更值得反思。
白银与外洋流行的根本原因，除了主权货币意识淡薄或者政府金融上的无心无力，也有中国铸钱技术落后的因素（铸币成本高企本来就是私人铸币能够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主权货币乃至主权国家意识都缺位的情况之下，谈论主权货币未免奢侈，将中国明清发展的停滞以及落后归结于此更是妄想。白银是一根关键线索，白银也导致明清社会诸多变化，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僵化的体制对于变化世界的迟钝应对。主权货币并非没有尝试，从明清案例可以看出，缺乏信用的中央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只能葬送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