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磅亏到币制改革

在纸币时代，我们时刻警惕通胀，而在商品货币时代，货币紧缩则是常态。无纸币的朝代往往遭遇钱荒，比如曾有记载，“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⁶⁹⁾

对于中国而言，白银如此重要，可谓经济的血脉。一方面，白银长期依赖海外进口；另一方面，国内货币其实更多在民间而不是中央，可谓没有货币政策。外来供给起伏，导致晚清之际诸多变化。正因如此，银钱比价是理解晚清社会变化的重要脉络，战乱、“中兴”甚至清末改革都与白银关系莫大。

回看道光咸丰年间，中国社会因为银钱比价剧烈变化而遭遇不稳定之苦，无论钱荒还是银荒都在冲击帝国政治的稳定性，可谓荒也苦，盈亦有难。当时有人记载，“出口之例禁者如铜钱、米谷、豆石之等，约内所载，悉宽其禁，以致昔日银荒，今日钱荒，两受其敝”。⁽⁷⁰⁾

因此，晚清也萌生过币制改革的想法，其思路是如何发端的呢？晚清币制改革，有内因也有外因，但都离不开对外交涉。从外因来看，在于国外商业政治势力出于自身方便与利益，期待中国有统一的币值。譬如，1902年9月缔结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马凯条约》）中就特别提到国币，还涉及整顿税制、统一度量以及商标保护等具有进步色彩的内容。长期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以及中方顾问的罗伯特·赫德曾评价《马凯条约》是一个好的条约，“如果列强全部接受、中国充分执行该约，其结果将会是改良”。⁽⁷¹⁾

内因之一确实是使用不便，譬如历次赔款之中，磅亏（所谓磅亏，其实就是汇率损失）成为惯例，而国外银元的存在，也影响了中国的铸币税。最极端的例子是，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 100万银元，因为国内银元、银两成色问题，最终使用西班牙银元来支付，折算下来大概是1 470万两白银。

伴随着当时金贵银贱的趋势，在主要大国是金本位的基础之下，英镑成为实际的国际结算货币，伴随着金贵银贱的确立，以银结算的中国往往面临英镑汇率上涨所造成的损失。梁启超对于磅亏深恶痛绝，觉得因为没有使用金本位，“吾国以用银国与用金国相交际，当吾受取债权款项时则银价涨，当吾交付债务款时则银价落，其间所谓磅亏者，腹吾膏血至于无艺”。⁽⁷²⁾

磅亏，不仅揭示金银在19世纪的不同命运，事实上也折射了中国与世界的金融差距。17世纪和18世纪时新大陆的银子涌入欧洲，虽然当时欧洲各国宣称是金银复本位，但实际上金子受欢迎得多。到了19世纪中叶，基本趋势是银价走低而金价走高，中国事实上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黄金出口国及白银进口国，与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驰。1889—1929年，这40年内，金出超27年，而银出超14年，入超25年，金净出超96 760 217两，而银洋入超627 177 427两。⁽⁷³⁾(https://www.daowen.com)

银子在欧洲的命运，脱离不开“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当时普遍存在的自由铸币状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金银固定兑换比率之下，当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譬如银的市场价格比实际价值高，那么意味着银被高估，同时也表示金被低估，那么人们就会融化金币，同时将银币花出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的金币越来越少，反之亦然。⁽⁷⁴⁾

大清帝国之外的世界，并不会因大清的停滞而裹足不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金融也随之演进。随着新世界银矿的发现，金银复本位弊端日渐显明，白银越发贬值，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从而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对欧洲各国而言，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币值不稳定引发的经济波动也让它们吃过不少苦头。在这些国家，银的比重逐渐降低，逐渐走上“非货币化”道路。

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价值，差不多100年后英国在1816年颁布了《铸币条例》发行金币，规定银币仍旧是辅币。随着19世纪欧洲全面迈入工业革命，大多数国家开始步入金本位制度。

金本位并不意味着黄金交割。当时的国际交易中，黄金虽然被作为价值核心，但最流行的并不是冷冰冰的黄金，而是汇率稳定的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黄金已成为通用标准，以致人们回忆一战前数十年的和平时代之时总有黄金时代的幻觉。当时国际货币制度基本是以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资产，而英镑作为清算手段的体系。英镑成为各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连接，其使用更为频繁，这与当时英国经济地位以及英镑币值坚挺有关，也离不开英格兰银行的良好运作与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卓越运转，因此这一体系被称为英镑汇兑本位制。

稳定的金本位成就了英国，而动荡的银本位则使得中国饱受煎熬。无论中国如同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后西欧，还是如同加州学派的学者彭慕兰认为的那样，从19世纪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变得显而易见，“原先很阔的”中国在20世纪初的落后毋庸置疑，而且是从金融到经济的全面落后，磅亏只是一个和世界货币格局脱轨的小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