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不住的白银

禁不住的白银

后人往往把银本位确立归功于明代，但明代官方对银的态度分外矛盾，经历了从最初抗拒到最后接受。他们刚开始沿袭元代做法，试图用纸币代替铜钱和白银，在大明宝钞的设计中，基本态度就是民间金银只能卖给政府。

禁止白银是为了推广纸币，不让白银与纸币竞争，反过来说，纸币的没落与退出，则源于白银的胜利与地位的确立。根据经济学家塔洛克的研究，明朝纸币的退出存在临界点，也就是14世纪90年代早期。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铜钱流通被暂时禁止，但到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了其面值的3%，即使明朝官员自身也怨声载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历史发展往往不以帝王意志为唯一，货币更是如此。明初的白银禁令其实一直没有被严格遵守，尤其是所有滥发纸币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贬值问题。到了明英宗1436年登基之后，不得不“弛用银之禁”，《明史》记载“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¹⁰⁾此后对此也有反复，甚至“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最终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从此，白银正式获得应有地位，完全货币化，成为十足的货币。事实上后来俸禄也逐渐白银化，明朝最终迈入银本位大门。

历史的政治皮肉肌理之下，税赋始终是历史变动的主要动脉，而货币则是其中的绵密经纬。明代白银禁而未止，首先在于白银证明了自身适用性。帝国需要赋税维持，而“一条鞭法”之类的改革使得田赋征收更有效率。“一条鞭法”经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到全国。关于“一条鞭法”对于白银的影响，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比如经济学家梁方仲教授早在1936年就曾指出其不仅在田赋史上是一大枢纽，更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从此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3 000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¹¹⁾清代思想家魏源则认为，宋明之前，白银不是货币，税收由钱粮改白银导致了白银的全面流行，“宋明之前，银不为币……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¹²⁾

银本位表面与“一条鞭法”直接相关，事实上也与白银流入存在隐秘联系。“一条鞭法”的推行意味着以往的徭役和其他杂役等折算成银两缴纳，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政策最早从东南沿海省份开始推行，原因在于那是白银浸润之地，“那里银子充裕，同时由于大规模的贸易和商业，在商业事务中长期以来都愿用银两”。⁽¹³⁾随着这一政策推广到全国，银本位逐渐得以确立。

帝国政权的经济命脉在于金钱，溃败总是先从财政开始，又以财政结束。无论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还是日后郑和下西洋，如此政治上的大手笔意味着需要经济上的支撑，这些变化使得白银在官方系统中有机可乘。以迁都为例，明初百官俸禄原本是江南官田，不久后改为禄米，中叶之后更是部分改为钱钞。⁽¹⁴⁾永乐迁都，导致京师官员俸米支取不便，不仅要凭俸帖支取俸米，而且往往折价。宣德年间（1426—1435年）江南一带推行金花银折纳田赋，所谓金花银本来是足色有金花的银两，后来成为全国折粮银代称。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更是推广金花银法，银开始成为税赋的主角，又过了100多年后才经由张居正改革而完成田赋的白银化。

15世纪初明代政府终于放弃大明宝钞，承认白银的地位，税收也用白银支付。白银终于成为主角，日本、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万历年间明代也大开银矿。学者强调，明代这一期间的“炼银热”趋势与世界同步，日本、德国当时也是如此。

当时的明人笔记里记载了对于钞票和白银截然不同的高下评价，“宋、元用钞，尤极不便：雨浥鼠啮即成乌有；怀中橐底，皆致磨灭；人惟日日作守钞奴耳。夫银钱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毁，虫鼠不侵，流转万端，复归本质。盖百货交易，低昂淆乱，必得一至无用者，衡于其间，而后流通不息。此圣人操世之大术也”。⁽¹⁵⁾

除了禁白银，明代也锁国，甚至禁耕沿海土地，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号令“寸板不许下海”。白银禁不住，禁海也未必守得住。15世纪明代宦官郑和七次下西洋在历史上耳熟能详，民间更是风行走私，对外交流贸易的民间潜流一直存在。中国和欧洲、美洲的贸易关系也在16世纪缔结，从此延续百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郑和下西洋不仅中国人熟知，海外对于这一纪录也大书特书。中国和欧洲在15世纪同时将眼光投向海洋，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动因。当时中国船只与航海技术几乎领先世界，郑和的探索比起欧洲的探索早了接近一个世纪，不过其一切努力几乎在历史的巨大变迁中渺然无踪。外交家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也强调郑和原本具有领先优势，对比多元化或者破碎的欧洲，中国的航海技术更为领先，但郑和下西洋更注重与印度、南亚等当地权贵来往，赠予礼物，力图招徕他们进入中国朝贡体系，带回的只是一些当地风物奇珍。

郑和之败，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后人考证，郑和船队无论规模还是吨位，都十倍于哥伦布的舰队，但是一个是炫耀国威，一个是探索未知，加上郑和之后没有持续的机制来保证出海，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同。汉学家费正清就强调郑和与哥伦布在推动力以及动机上的巨大区别，中国船队不仅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也没有动力建立贸易据点，“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¹⁶⁾

从后代来看，太祖的禁令近乎空文，无论是针对白银还是出海。这二者其实存在逻辑关系：白银地位在明朝得以巩固，进而成为明清的价值标准，离不开海外白银的巨量流入，而对外贸易也助长了这一趋势。经济学家全汉昇对古代白银有很多研究，其研究也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他将白银放在中国历史中对比，唐末至北宋中叶是钱币使用最高潮，而到了明朝中叶，白银逐步得到认可，尤其是从政府收入可以看出银钱比例变迁，其结论是自宋至明，政府收入中钱数越来越少，银数则越来越多，印证“用银而废钱”的趋势（见表3.1）。

中国贫银，产银不多，明代白银货币从何而来？一个公认的决定性原因就是16世纪以来的白银流入，正如魏源所言，“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外洋之用银币，亦先于中国。何者？宋明以前，银不为币”。

中国自产白银集中在云南，宋代《天工开物》就有记载，“凡银中国说出……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正因如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明代天顺（1457—1464年）之后的白银主要是云南白银，隆万（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19年）之后，多来自海外，吕宋（菲律宾岛屿）为主。⁽¹⁷⁾除了明代产银之外，实际上明前数代尤其宋代产银量也不小，远多于明代。学者宋菱菱估计，南宋时期每年流入国库的金银量高达300万两，学者综合各方估计，认为宋代末期白银总量约为1亿—1.5亿两。不过这些白银并没有都留在中国，元代用钞，严禁用银，而西域各国传统用银，其价格远高于中国，因此中国白银在元代大量经由丝绸之路外流至西域各国。据日本学者爱宕松男估计，元代中国流失白银高达9 000万两。若如此，宋末白银留存到明代的数量恐怕只有3 000万两。即便如此，这一数量也高于明代自身产银量，后者估计为1 500万—2 500万两。两者合计，明代本土白银约为5 000万两。

相比之下，来自日本、南美与欧洲的白银在明代白银大潮之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全球化的触角，始终因贸易而勾结。首先是葡萄牙人几经努力之后，终于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而澳门的存在一直是明清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之一，将中国与全球化齿轮加速下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其中的“润滑剂”自然就是白银，而且是持续流入中国的白银。这种贸易模式甚至被某些学者总结为另一种“纳贡”：“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但是，中国依赖白银的程度，其实远远重于西方依赖中国的丝茶，尤其在白银成为日渐货币化的中国的重要经济血液之际，无论当时的欧洲人还是中国人，对于这一重大历史真相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从晚明开始的一连串悲剧，这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更加重要的是与菲律宾的贸易，这里不得不谈西班牙人。当然，这并非源于他们对于贸易的贡献。“东方世界的发现者”葡萄牙人与中国交往之后，澳门在数百年里成为各国贸易基地，此后“世界的发现者”西班牙人也来到了东方，据说种牛痘就是他们在19世纪初引入中国的。对菲律宾的贸易兴旺背后是中国商人势力的崛起，这些商人大多是福建人，来自厦门、泉州和福州。根据记载，西班牙人对此不安，又不得不在贸易方面倚重中国人，曾经在1603年、1639年屠杀中国商人，受害者数以万计，而人数限制、人头税、驱逐都不能阻止中国商人的继续增加。

西班牙人占领南美大陆之后，获得巨量白银矿藏，从16世纪开始，来自南美的白银从不同渠道流向全球，其中菲律宾成为白银流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不仅汇集了来自西属拉丁美洲的白银，也包括从欧洲转道南洋的白银。

全汉昇估算明代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为7 500万比索，约为6 000万两。而在1571—1821年，有人推算“拉美运抵马尼拉的白银共达4亿比索之多，这些白银主要用来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然后运往拉美出售，所以大部分白银流往中国”。⁽¹⁸⁾另外根据中国学者钱江的测算，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的实际贸易额达到3亿比索，甚至当时西班牙人在1639年如此抱怨，“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这些白银的运出都没有登记，也未向西班牙国王缴税”。⁽¹⁹⁾不少学者认为，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亿比索，折算为7 200吨。

除了菲律宾，不少白银到了欧洲再继续流向亚洲。沃德·巴特雷认为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23 000吨，美洲产量占74%，70%输入了欧洲，而其中40%流到亚洲。⁽²⁰⁾学者万明估算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约有12 620吨流入了中国。⁽²¹⁾弗兰克的估算比较夸张，他认为1500—1800年欧洲从美洲收到9.8万吨白银，其中3.9万吨运往中国，5.9万吨留在欧洲。⁽²²⁾总体而言，除了日本白银之外，共识是1/3—1/2的美洲白银流入了中国，各种估算大体都在这一区间之内。根据各方研究，合计大约有2亿两白银流入中国，极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白银化。

换言之，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交子，但是随后纸币滥发而退回商品货币，混乱状况中甚至不乏铜钱乃至米之类的实物交换，最终金属货币获得市场承认。此1 000年内，前500年是纸币的试错与崩溃，后500年是白银的确认及胜出，白银在中国经济中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甚至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白银的流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乐于反对“西方中心论”者从白银流入中国来验证中国曾经的地位，宣传“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²³⁾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白银不请自来，也在帝国晚年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末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