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帝国银荒因何而起？
近代史对于中国人是一场梦魇，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人心中第一道伤痕，民族主义的情绪是这些伤痕的后遗症，而牵动这出戏剧的无形主线之一还是白银。“银贵钱贱”可谓晚清社会一个关键词，在嘉庆道光年间更是见诸不少历史记载。
古人对于贵金属堪称过分重视，在今天看来，仍旧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其中不乏经济之外的心理动机，但就古典经济观点而言，贵金属的流向逆转的确很容易造就通货紧缩之苦。即使在今天，贸易战常常也是围绕汇率而展开；在硬通货时代，贵金属的流向更是引发诸多讨论。鸿胪寺正卿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著名奏报可谓典型心态，他强调“以外洋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
当时历史关于银贵、漏银的记载颇多：“寻奏、淮南淮北情形悬殊。未便轻为试行。至银钱兼收。就近拨解南河。运钱水脚。较之解银。所费奚啻十倍。且恐行之日久。应纳之课。尽行交钱。”“惟是银贵病民。所关匪细。必应力求通变。前降谕旨甚明。乃各该督抚之已……。于银贵钱贱。殊未足以资补救。其尤甚者。河工人员。但知用银甚便。总以搭钱为难。即谓岁修工程。及豫购秸料土方等项。责令以钱搭放。”(41)
退后一步复盘，或许有更大全景。历史的真相如何？或许只能通过逐步的“去魅”而逼近。这场战争是东方和西方两个帝国的相遇，不仅关乎鸦片，更关乎白银。
大清初年白银与钱的比价核定为1 000，在嘉庆之前一直很稳定，有时候局部出现“银贱钱贵”，不少人见有利可图，私下铸钱。随着白银的流出，“银贵钱贱”成为问题。白银的短缺，从银与钱的比价可以得知，清代官方规定一两白银换1 000文，但是这一比价在鸦片战争前一路上扬，最高达到一千五六百文。《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赔偿合计接近2 800万元，主要是焚烧鸦片、战争损失以及商人债务，“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银元偿补原价”，“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银元，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银元”。
这笔赔偿，对于当时的帝国财政是一个重大打击。封建王朝的征税能力一向薄弱，收入和支出相抵之后结余并不多，以1843年为例，岁入为4 226万两，岁出在4 190万两，结余35万两。上述赔偿款中，广东行商等民间出资1 510万元，超过一半，余下才是官库所出（按照当时的价格，1墨洋约等于白银0.73两）。(42)
已经出现银荒的清朝遭受了更严厉的紧缩危机。银钱比价再次上扬，甚至最后每两白银2 000文成为流行比价，“今银价每两二千，较昔平时钱价益倍之，较贵时几及三倍”，“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乃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南方银一两皆以二千为准，北方闻更甚于此”。这一趋势在此后几年更为剧烈，学者彭泽益根据当时资料测算，银与制钱的兑换额分别为：1847年2 167.44文，1848年2 299.34文，1849年2 354.98文，1850年2 230.32文。
钱银比价的变化导致在官方比价之下赋税收入缩水，此外，以生产实物为主的农民在交换之中受到打击，民不聊生的结果自然是以死相争，这对于陷入危机之中的政权来说结果可谓致命。按照林则徐的记载，当时一个中等人家的日均消费大概是一钱白银，而白银价格的上升对于一般人的生活构成困扰。
归根到底，帝国银荒缘何而起？一直以来，国内主流说法是白银外流，尤其是因为鸦片战争引发的白银外流。根据彭泽益的考据，仅仅1843—1846年，中国逆差为3 900万—4 700万银元。对比之下，19世纪最初30年内，马士估算流入广州的白银总数为9 000万到1亿镑，年均折合308万银元。
除此说法之外，其实也存在另一面解释。鸦片战争前后，美洲白银减产对于大清帝国也有重大影响，甚至可能超过鸦片战争。(43)林满红认为拉丁美洲白银的骤减几乎颠覆了清王朝，之后的白银回流帮助了清朝“中兴”，但是也使得清朝对于外部白银的依赖加大，相比独立产银的亚洲邻邦更为脆弱。
中国白银产能长期不足，因此海外白银至关重要，魏源曾道出中国依赖海外白银的状况，“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国银矿已经开采者十之三四。其未开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气。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之而去。则中国宝气之秘在山川者数千年。亦必今日而当开。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
最开始日本是中国用银的主要来源，18世纪晚期之后，拉丁美洲白银则成为主流。这意味着这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无形之中将“最重要的七寸”暴露在喧嚣的全球化混乱之中。台湾学者林满红进一步认为，中国白银减少存在两个原因。首先是全球性白银产量减少，其转折点发生在1775年，随着日本的白银基本自用，中国开始完全依赖于美洲白银。受到拿破仑战争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影响，拉丁美洲白银对外供应量在19世纪最初30年内下降了一半，直到1850年才恢复到1800年的水准。其次，在世界性的白银短缺中，中国商品出口遭遇调整，19世纪前期世界市场对中国丝、茶需求减少，茶贸易仅维持以往水平，而英国鸦片输入中国加大，导致出现白银外流现象，持续了40年之久，中国经济也因此大受打击。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中国就不会发生白银短缺的问题。
如果知道白银外流的原因不仅仅是鸦片，那么我们是否能更进一步去探讨，白银外流是否真的导致清代的陨灭，如同大明帝国的逻辑一样？(https://www.daowen.com)
白银化的晚清经济，一旦遭遇白银收紧，经济就难以避免遭遇波动之苦。在租税统一以银作为缴纳的情况之下，银荒导致民间尤其下层的压力颇大，从税赋压力到生活都苦不堪言，这又进而导致官方定额的银钱比价之下，国库收益受损，最终结果就是“国无加赋之名，民有加赋之实”，“每库平纹银一钱，易制钱二百文。每包需钱五百三十余文、至五百六十文不等。前经部议减价。每包卖银二钱九分有奇。今楚岸盐价。虽尚不及此数。而民间犹苦价昂。……寻覆奏、教场田亩。连年租耔歉收。兼银价昂贵。未能全数完租。委系实在情形。第银钱一律折减。恐于旗营支放不敷。若照旧徵收。佃力又有未逮。”
不可否认，晚清时期社会的诸多变化都离不开银钱比价的变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很大程度就是白银危机。有学者粗略估计，1814—1856年，中国白银的外流量达到中国白银总供给量的18% 。如果没有这一次白银外流，或许也就没有中国被迫加入的现代化之路。无论是因为鸦片输入还是白银产量减少，19世纪初帝国进入了一场“银贵钱贱”的局面，这一局面不仅导致货币制度危机，更导致统治危机，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其实是被它和墨西哥紧密牵连的银线绊倒的。
无论原因如何，后人应该思考更多。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尤其对比日本的情况，其实也令人唏嘘。1840年之前的300年，中国未必那么封闭，毕竟还有利玛窦、徐光启之类存在的空间；而当年日本幕府还曾颁布“践踏基督绘像令”，即使中国商船也无法幸免，目的在于查明基督徒、杜绝传教士，来往中谈到基督甚至教堂的图书也被视为禁书。这种背景下，对比中日应对挑战的区别，或许正是源于中国的巨大体量存在各种空间，同时也导致自身难以在冲击面前全速掉头？当白银与鸦片的冲突开始之际，中国借白银与贸易的纽带，不得不与世界发生全面冲撞，日本则因为白银相对自给自足而逃过1840年的一劫？这一侥幸是否又让日本日后步入扩张通道，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不再回头？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们仍旧在往昔记录中寻找可能的线索。从鸦片战争开始，再到随后的甲午战争，这是国人民族苦难叙事的开始，而随后的救亡路线压倒启蒙路线，也因此埋下历史伏线，所谓落后就要挨打也成为经典总结。不过，在追究历史原因之际，迄今尚且有很多未能解答之谜。鸦片战争以鸦片流入爆发，以赔偿白银结束。白银让中国与世界被动直面，白银在其中有一席之地，是原因之一也是结果之一，然而白银并非全部的历史。
如此之下，不得不再谈“两炮论”描述“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开端：“一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依仗坚船利炮，把封闭的中国打得门户洞穿，迫使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二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醒悟了，决心‘走俄国人的路’。前一炮将中国由‘古代’打入‘近代’，被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后一炮却把中国由‘近代’引向‘现代’，跟着苏俄进入列宁、斯大林建构的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历史学家朱维铮自诩对“两炮论”由笃信到怀疑，不再认同由此界定的中国近代史开端，可惜这样的惯常叙述在国内还是比比皆是。(44)
道光一朝，似乎在英国冲击之下，骤然由盛转衰，而随后短暂的“中兴”并没有避免甲午战争失败的命运，历史果真如此戏剧化么？
复盘晚清格局，从经济总量来看，当时的中国并不落后。根据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道光皇帝继位当年（1820年），中国的总产出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 ，可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当时西欧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仅仅为20.9% ，英国仅仅为5.2%，日本仅仅是3.0%。(45)就军事而言，无论鸦片战争还是甲午战争，当时外界还是认为中国拥有庞大军力，这点学界已经有很多叙述，在此不再累述。
问题在于，中国的趋势向下，而西欧正处于上升趋势。到了1860年，中国下降到17.2%，日本也仅仅是2.3%，而西欧十二国则上升到30.7%，英国上升到9.1% 。西欧已经是工业革命的年代，中国仍旧延续低水平平衡。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均收入。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一路增加，速度不让经济总量的速度，人均收入停步不前，而西欧人均收入却在大幅提升中，正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言，“说到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如果社会中的个人没有受到刺激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就算社会中的个人可能忽略这类实际刺激而进行选择，就算全社会有一些人满意他们现有的地位，然而，偶然经验主义提出大多数人仍宁愿选择较多的物品而不选择较少的物品，并依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增长只需要一部分人对它怀有渴求”。(46)
近些年加州学派关于东西大分流的研究引起很多讨论，但是我们恐怕不得不直面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的制度惯性成就了中国，也拖垮了中国，中国在近代的败象只是落后的必然结果。正因如此，中国的落后并不是从鸦片战争才开始，其落后可谓一贯，不仅可以追溯到明，甚至更远。
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肇始于明，甚至宋之后已经展露败迹。根据经济学者刘海影在其著作《中国巨债》中的描述，宋朝创造了古代中国经济的最高业绩，宋朝的经济生活取得了极大进步：“人均收入方面，从宋初的385美元上升至北宋末年的464美元，进而继续上升至南宋中后期的585美元，经济规模远超欧洲，雄踞世界之首。这一收入水平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达到。”(47)
无论明清的落后还是宋的辉煌，制度是关键一环。明代君权的进一步集中扼杀了很多可能，洪武体制禁锢社会经济活力200年之久，恰好是在这200年间，西方突飞猛进，中华帝国瞠乎其后。本质上，帝国的危机最终来自制度危机，白银只是引线。在紊乱的货币制度以及外部风险之下，中国官方白银流入流出、进退失据，而对于国内货币政策无力掌控以及缺乏中央银行之类的机构调控，也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脆弱性。具体而言，货币制度依附于社会制度，对比宋代交子繁荣以及明清白银窘迫，中国与世界的轨道交叉而过，由领风气之先到追赶而不得，这种落后有其惯性，随后又进一步导致清末币制改革困境乃至民国通胀。
如果没有18世纪中后期白银的充沛供给，中国也许不会在银本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世界已经走上了金本位的道路，包括中国的邻邦日本也是如此。进入金本位，与世界更好地连接，这似乎成为文明欧化的一个必然法门，而中国与此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