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交子与纸币的诞生
宋元之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使用实物货币，其中中国依赖贱金属铸币，西方依赖贵金属铸币；宋元之后，随着纸币的登台，东西方货币路径出现了明显的分岔。
白银在宋代的作用比起唐代有所加强，无论官方记录还是文人笔记，白银出现的频率其实有所增加，白银在民间的使用可谓广泛，不少记录都有酒器为银的记录。日本学者加藤繁曾以货币机能为中心考究唐宋时代的金银，他认为唐宋时代是中国金银货币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他的研究表明，唐宋之际，金银已经具备货币职能，但主要是官方和上层使用，宋代却比唐代更甚，无论是军奉、边籴、军赏等官方支出，还是私人领域的贿赂、赠遗、布施、谢礼等皆使用白银，白银货币地位加强，普通民众也加大了对于白银的使用。
然而，白银在两宋的使用仍旧有限。北宋年间白银往往更多作为商品使用，北宋时期参加王安石变法的沈括就说过，金银为器具而不是货币，“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而南宋时期白银确实具有不少计价功能，南宋笔记《云麓漫钞》中记载，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饭食，亦可不吃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考察历史，白银的全面货币化发端于宋，金在其中分量不轻，但是白银更为普遍的使用仍旧需要契机，此刻的货币试验的主角是纸币。
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
不论是北宋交子还是元代宝钞，这背后体现为纸币与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的竞争，更是皇权意志与民间市场的博弈。事实上，纸币在中国历史上纠缠了数百年，延续了几个朝代，其中不少故事在今天读来宛然犹在眼前。关于宋元明三朝的纸币试验，其失败最终反过来印证了白银的价值；换个角度而言，纸币在中国的出现以及陨灭，事实上恰恰为白银的最终货币化铺平了道路。
当西方在金银之间徘徊甚至过渡到金本位之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旧离不开“钱”的作用，这往往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见证。这一现象已经足够令人吃惊，毕竟中国唐宋时代的生产力对比世界并不低下。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同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那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交子——按照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这不科学。确实，这看起来并不符合一般的货币规律，因为一般纸币被认为是货币发行的较高阶段，是金银复本位之后出现的形态。
那么纸币在中国的故事到底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呢？为什么数百年前纸币会在中国诞生呢？
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中国交子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纸币最早确实在1 000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后代经济学家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见惯，不会类似老外那样“友邦惊诧”）；另一方面，也以案例形式解释了货币的规律，当经济环境与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际，其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宋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4)，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其辉煌的文明，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剧增加，宋徽宗时期人口即多达一亿人，是汉唐两倍有余。“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5)宋朝城市结构也逐步打破了商业和居住区的界限，从唐代的“坊市封闭”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导致了城市生活的急剧繁荣与空前自由。宋朝的经济繁荣不仅超过惯常认为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超过欧洲的稀少时间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发展出后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这也意味着抑商政策开始向征商政策转化，商税的征收也更加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6)
宋代的繁荣程度或许是中华帝国曾经的顶点。北宋年间贸易繁荣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随着造船等技术发展，开始于汉代从港口衔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公认在宋达到顶峰。宋与数十个国家开展贸易，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当年的贸易繁荣让后人难以想象。此外，更不用说宋、辽、金与西夏且战且和数百年间连绵不绝的边境贸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贸易（榷场）外，还有各类民间交易以及走私。这些交易规模惊人，仅仅以当时交易比较普遍的商品羊为例，宋代皇室御厨用羊每年就高达数万口，而宋朝方面公私每年用于从河边买入契丹羊的费用为40余万缗。(7)
宋代财税中与商业有关的税种也空前丰富。宋之前对于商业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税，唐朝虽也尽力征收商业税，但不成体系，而宋代则将各类商业税收制度化。北宋时期的税率保守估计已经达到10%，当时的人如此记载：“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8)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发达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进化，在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获得平衡与发展，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比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其中纸币的诞生，可以被认为中国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顶峰的产物与象征。(9)
与此同时，宋代对于富人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比起今天的“仇富论”，简直堪称“亲富论”。北宋年间宋太宗即表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10)(https://www.daowen.com)
除了天子，当时士大夫对于富人也相当宽容与肯定，比如北宋苏辙即表示富人出现是情理之间，贫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11)更进一步，南宋叶适已经认识到有产阶层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指出富人是维系社会上下阶层的枢纽，甚至批评希望以打击富人来救助穷人的想法虽然善良却不应实行，“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12)。
历史充满文明陨落的悲剧，而史书总是难免成王败寇的逻辑。宋朝最被诟病的是军力，但其实如果宋朝军事真的那么孱弱，为何能够在五代十国乱局中崛起，为何能够与辽、金与蒙古这样的军事强敌对峙数百年？宋朝从开国到灭亡，数百年间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不得不长期奉行“守内虚外”（即禁军多数驻防在京城，少数驻防在边境）的政策理念，为国内发展争取时间。实际上，宋朝军事实力不容小觑，其常规军数量最高达120万人，超过很多朝代，军事开支需求庞大。以后勤为例，宋代的仓场库务在各地都有设置，不仅需要储存粮食与器械等军需，此外主管官员也需要费心经营以提供利润，盐、茶、酒等贸易及其征税均获得充分发展。(13)能够支撑这一庞大军事开支的帝国，离不开其制度管理与经济实力，经济思维渗透到宋朝的日常系统，纸币也诞生于这种竞争之中。
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四川，除了宋本身的时代背景，也在于四川的特殊性。四川在宋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四川因为躲过隋唐战乱，经济相对独立，贸易繁荣，因缺铜而依赖铁钱，但携带不便的缺点日渐凸显。对此，当时的史料有不少记载，往往主妇到集市买盐也需要携带很多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一贯在宋代等于770文）、“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等记载比比皆是。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根据记载似乎在10∶1，可以想见其携带不便，“江南旧用铁钱，十当铜钱之一，物价翔踊，民不便”，“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
最终，四川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重，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四川诞生，“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14)交子最开始来自16家富户，其起点是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绸等货币的替代品，可以理解为一种早期汇票，《宋史·食货志》即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关于纸币的诞生，其实很有趣的一点在于金属货币的物理属性的“落后”，如何推动金融层面的创新，在四川是铁，在西方则是铜。几百年后，在16世纪的瑞典诞生了欧洲最早的纸币试验，原因之一就是瑞典是当时欧洲最大铜矿的拥有者，所以该国货币主要是铜，而铜的价值在当时是银的1%。
随后，民间交子开始步入官家视野，在得力地方官的几番推动之下，最终官方交子应运而生。从宋朝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开始，宋朝政府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 880 000贯，其式样“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15)伪造交子与私造交子纸币都是重罪，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 256 340贯。在此后的流通中，交子的流动期限以“界”分，一般是三年为期，期满则新旧交替更换。交子原本有稳定的发行准备，一般一界发行额度是150万贯，而准备金是铁钱36万贯。交子的便利也带动铁钱流通量的下降，从北宋初年的50万贯逐步下降；铁钱数量的下降，也可以看出交子受到欢迎。(16)
伴随着国家的介入，交子获得更大成功，不仅解决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问题，也受到从事跨地区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的欢迎，导致交子在交易之中以溢价交易，常常以高于标价成交，苏辙就曾记录“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
交子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也使得交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朝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也在寻找解决思路，各种金融创新继续发酵。为了给军需提供保障，鼓励商人运输物品到边疆，宋朝当局还发明了一种期票，即“见钱交引”，以节省商人的运输货币费用。当时流行的有“茶盐交引”，后又有其他军需品交引。这些票据进一步兑现成铁钱或交子，运转情况不错，发行权后来也集中在首都开封。
伴随着王安石的激进新政与边疆战事的浩大军用，货币流通数量开始膨胀。王安石变法毁誉参半，但无可置疑的是，它大幅度地提升了北宋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对货币的需求因此大增。同时，西北边疆与西夏的战事延绵不绝，军事开支动辄以千万贯计。从铜钱铸造来看，仅1073—1084年，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据统计，北宋铸造铜钱2.6亿贯，比其他朝代铸币数量加起来还多，这也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之发达，而纸币之发明与流通曾经有效地弥补了铜钱之不足。
可惜，平静并没能持续多久，战争使得宋的经济节奏被打乱，交子随之步入超发状态，官方交子发行量与流通中交子数量不断攀升，到了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陕西战事使得交子的“界”以及发行都已经出现混乱，“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17)此外，货币需要商业的支撑，同样是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宋代茶叶逐步从私人经营转向国家垄断经营，这也导致交子需求降低，供需失衡之下，人们对于交子的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的进一步贬值，新旧交子贬值为“以一兑四”甚至“以一兑五”，价值只有票面的五分之一，最终交子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场放弃。
宋徽宗年间，西夏战争中，交子无奈改为钱引，“交子务”也改为“钱引务”，钱引也就是此前在陕西等地已经流行很久的票据。钱引相对交子而言更是增发无序，“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因为没有资本金，所以贬值更是惊人，“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缗表示成串的铜钱，一般每串1 000文，这已经低于十分之一的贬值。值得一提的是，钱引到了南宋仍旧存在，高宗南渡后也以70万贯铜钱准备发行3 000多万贯钱引。“绍兴七年，通行三界，发行数达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贯。末年，增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而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