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为何再次胜出
1905年，白银再次胜出，清政府决定暂时以银两为标准硬币。
黄金是当时的世界主流，主要国家纷纷改行金本位，1897年日本确定金本位制，美国也在1900年实行金本位制。为何在清朝币制改革中，最终却是银本位胜出呢？从日后来看，1904年春天的“精琦方案”不仅是近代币制史首个系统性方案，或许也是中国距离金本位最近的一次大讨论。
“精琦方案”的反对者中，最为厉害的当属刘世衍及张之洞。和多数理念之争一样，人们犯错的原因一方面是无知，另一方面则涉及利益。彭信威日后评价，朝野对于货币完全外行又不加以研究，各种方案的反对理由往往都不太成立，甚至方案提交者中除了外国专家之外都是外行，可是外国专家正是因为“外”的身份，遭遇了当时严厉的反驳，而且磅亏的压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轻。
正如当时外国人的观察，清朝财政和货币极端混乱，看似统一之下，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拥有很多的权力自由。迷信中国是大一统集权国家的人，往往会忽略各个地方政府的能量以及作用，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必然使得地方自谋财路。
对于改革而言，为了壮大中央财政，集中财权不可避免，统一货币也成为题中之意，尤其在受到甲午战争的冲击，银价剧烈下跌之后必须用黄金偿付，不堪磅亏重负的清政府内有币制改革动力，外国出于自身利益也积极加入，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所言，币制改革没有外国合作就难以进行，“清政府与还在实行银本位制的墨西哥政府一起要求美国在友好的条件下合作，以便在采用金本位制国家和银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如此一来，“精琦方案”背后少不了国家角力，各方基于自身利益做出不同的反应，德国和法国同意，英国和俄国反对。
张之洞是反对“精琦方案”的主力，也是当时的清朝实权人物，事实上他主宰了晚清币制的改革。他认为外国用金本位是因为物价贵，人民生活费用高，故以用金为便，而“中国则不然。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庶民食用贱，故日用率以钱计。……今计中国全国，仍是银铜并用，而用铜之地十倍于用银之地。大率中国之国用者皆以银计，民用仍多以钱计，是中国虽外人名之为用银之国，实则尚是用铜之国，非若外国物贵财多，利于用金之比也，论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少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
纵观张之洞的反对理由，着重于两个方面：首先晓之以理，觉得中国不适合金本位，因为中国用铜钱，金消费不多，银价下跌有利于出口，1∶32的比价也不合理；其次动之以情，用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国外方案免不了国外干政，“或外人饵我以重利，实图揽我利权、绝我利源者，拟请敕下外务部、财政”。
此外，当时金汇兑制度大部分是殖民地采用，“精琦方案”又主张外国人管理货币改革，最终也就冷淡收场。精琦的币制改革方案虽然最终流产，却可以一窥晚清甚至近代中国的币制改革困境，从经济学上说就是，改革如何激励兼容，尤其需要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张之洞如此反对金本位，他列出的理由其实并不能成立，主要是其中涉及利益关联。
前面已经说过，19世纪外国银洋加速流入，因其机制银币精美、成色稳定而备受欢迎，从西班牙本洋到墨西哥鹰洋都曾各领一时风骚。
对比之下，1885年福建尝试用机器试铸制钱，而国内机制银币的大量铸造正是源于张之洞——这种机制银币叫“龙洋”，因为钱币上有蟠龙纹。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鉴于外国钱币流行，于1889年在广东银元局首次试铸银币。
由此可见，既得利益在张之洞这样的革新官僚面前仍旧排行第一。梁启超一直对币制改革高度关注，他评价各方方案“所争者，改革之权在我与在人耳”，这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张之洞的见地，梁启超批判其是不专业的门外汉之语，“又顷见《上海时报》载有鄂督张氏驳斥精琦案一折。其论权限问题，吾固表同情，若其论原案之缺点，则未达生计学学理，一派门外汉语”。
这里不得不说两人的交往细节。梁启超和张之洞一直有来往，早年梁启超拜见，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算得上对梁启超青眼有加。梁启超则评价张之洞“今世之大贤也”，甚至有意执弟子礼：“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不过两人的道路到底渐行渐远，尤其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中的首鼠两端更为人批判。梁启超在批判之余，还特别强调不是为了揭短，“非为揭文襄之短(76)，但借其言以反示真理而已”，“盖文襄之言，实代表国中大多数人之意见，至今犹然。而此等谬想不除，则良法恐无实行之日。吾非好辩，不得已也”。
政治利益博弈之下，银本位方案最终胜出，而关于以“元”还是“两”为单位的争论也随之开始。张之洞和袁世凯等各省督抚主张用银两，而支持银元的主要是户部以及中外商人。历史常常不以“应该如何”作为标准，形势多数时候偏向实权人物，这一次张之洞又胜利了：1905年，清政府决定暂时以银两为标准硬币，并且在天津开设造币总厂，以一两银币为主币，同时也成立了户部银行。
风水轮流转，四年后，伴随着支持银两派的重要人物的离场，比如张之洞在1909年去世，局面又变得有利于银元派。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谕令表示“暂就银为本位”。这被认为是中国颁布最早的银本位制条例，铸币权收于中央，规定国币单位定名为“元”，且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计纯银六钱四分八厘。
然而，在1910年，康有为出版了《金主币救国议》一书，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古国，四万万之众民，而所以致亡之理由，不过是银落金涨之故，岂不大可骇笑哉！”而《币制则例》颁布的次年，清朝外交官张荫棠也表态坚持彻底的金本位，“盖外顾列邦商战之局，则万不宜迟，而内察国民生计之途，则又不能速。斟酌两者之间，惟有目前即宣布币制以趋向于金单本位为鹄，改铸法币，策励国民准备一切，二三年后，相察时机，实行金单本位，事易易耳”。(77)
清朝时期，白银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满解决，一次次讨论最终化为历史的扼腕叹息。中国之所以在币制问题上深陷泥淖，不得解脱，主要原因从上述过程中可见一斑，即使金本位是更符合历史方向的政策，却始终没有有能力的政治权威推动，利益集团也无法撼动。
币制改革作为一根救命稻草，贯穿了清政府的晚期，但是直到这个王朝在1911年正式覆灭，统一货币的期待仍旧没有实现。因此，有人评价这场改革“仅仅是在旧体系上增加了新的银元”，不仅加剧了货币混乱，而且混乱贯穿整个清朝直至结束，甚至导致“元”和“两”的争论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
最终，晚清的币制改革并没有改变清朝与中国的道路，这或许一开始就是注定的命运，毕竟制度演变超过金融能力的范畴。然而这场改革毕竟迈出了现代化的一步，货币改革、货币主权等现代概念通过举国讨论已无形植根。社会局面所引发的金融改革往往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体现，从英国到中国，其路径虽不同，但逻辑一致。
(1) 参见《中国货币史纲要》（千家驹、郭彦岗，1986）。
(2) 参见《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张廷玉等，2000）。
(3) 参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2006）。
(4) 参见《山西票号史》（黄鉴晖，2002）。
(5) 参见《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石俊志，2012）。
(6) 参见《中华币制史》（张家骧，1925）。
(7) 参见《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刘平，2010）。
(8) 参见《万历十五年》（黄仁宇，1997）。
(9) 详见《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Yeh-Chien Wang，1974）。
(10) 参见《万历十五年》（黄仁宇，1997）。
(11) 参见《明夷待访录·田制三》（黄宗羲，2008）。
(12) 详见《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秦晖，2002）。
(13) 参见《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岩井茂树，2011）。
(14) 参见《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岩井茂树，2011）。
(15) 参见《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何炳棣，1989，第64、278、282页）。
(16) 参见《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清代人口的计量问题》（吴慧，1988）、《清代人口研究》（周源和，1982）。
(17) 参见《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Perkins，1969）。
(18) 详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2006）。
(19) 参见《明会典》（申时行，1989）、《国史十六讲》（樊树志，2006）。
(20) 详见《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99）。
(21) 详见《粤海关志》（梁廷枏，2002）。
(22) 详见《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滨下武志，2009）。
(23) 详见《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葛兆光，2014）。
(24) 详见《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滨下武志，2009）。
(25) 详见《白银资本》（弗兰克，2008）。
(26) 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2001）。
(27) 详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2006）。
(28) 参见《中国总论》（卫三畏，2005）。
(29) 参见《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99）。(https://www.daowen.com)
(30) 详见《剑桥中国史》（崔瑞德、费正清，1992）。
(31) 参见《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
(32) 参见《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井上裕正，2011）。
(33) 详见《西方将主宰多久》（莫里斯，2014）。
(34) 详见《剑桥插图中国史》（伊佩霞，2002）。
(35) 参见《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朝）》（故宫博物院，1968）。
(36) 详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2006）。
(37) 详见《西方将主宰多久》（莫里斯，2014）。
(38) 详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2006）。
(39) 详见《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史景迁，2013）。
(40) 详见《鸦片战争》（蓝诗玲，2015）。
(41) 参见《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
(42) 参见《中国金融通史（第4卷）》（洪葭管，2008）、《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1989）等。
(43) 详见《银线》（林满红，2011）。
(44) 详见《重读近代史》（朱维铮，2010）。
(45) 详见《世界经济千年史》（麦迪森，2003）。
(46) 详见《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思、托马斯，2009）。
(47) 参见《中国巨债》（刘海影，2014）。
(48) 《银元时代生活史》是上海老中医陈存仁的民国记忆，陈存仁出生于晚清末年，不少往事是亲身经历，实在有趣，凡涉及金钱处，都有明细列举。
(49) 参见《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刘平，2010）。
(50) 参见《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刘平，2010）。
(51) 参见《中国货币史话》（张惠信，1994）。
(52) 参见《中国震撼世界》（杰克·贝尔登，1980）。
(53) 参见《中国经济史》（钱穆，2013）。
(54) 参见《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刘平，2010）。
(55) 参见《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2010）。
(56) 参见《重返国际货币的尊荣》（叶国俊，2012）。
(57) 参见《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扬格，1981）。
(58) 参见《剑桥中国史》（崔瑞德、费正清，1992）。
(59) 参见《帝国主义侵华史》（丁名楠、余绳武，1992）。
(60) 1海里=1.852千米。——编者注
(61) 参见《日本人与日本论》（蒋百里、戴季陶，2012）。
(62) 参见《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大庭脩，1997）。
(63) 友人蔡孟翰长期关注政治思想史。他指出，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逐渐修正对江户时代的看法，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也认为，江户时代是日本现代社会的内发期，只是有些挫折。
(64) 详见《从江户到平成》（大野健一，2006）。
(65) 参见《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滨下武志，2009）。
(66) 参见《统治史》（芬纳，2014）。
(67) 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2012）。
(68) 参见《银线》（林满红，2011）以及林满红接受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的相关访谈。
(69) 参见《宋史·食货志》（脱脱等，1985）。
(70) 参见《中西纪事·洋药上税》（夏燮，1988）。
(71) 参见《赫德传》（卢汉超，1986）。
(72) 参见《饮冰室合集》（梁启超，1989）。
(73) 参见《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戴建兵，2005）。
(74) 关于金银复本位，可参见本书第一章与拙著《货币王者》。
(75) 参见《精琦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丘凡真，2005）。
(76) 文襄，张之洞谥号。
(77) 参见《中国货币理论史》（叶世昌等，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