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流入与明朝灭亡
明代白银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经济自身的货币化需求，就外在供给而言，也依赖于海外白银的流入，这是中国海外贸易与地理大发现的因缘际会。白银繁荣于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
追溯明朝之所以在1644年灭亡，应该可以溯及更早。明朝是中国新旧世界的节点之一，明朝一方面延续此前历代的演变逻辑，另一方面也为明清时代的转折埋下伏笔。在时间坐标轴上，明帝国对应着欧洲石破天惊的变革，出于比较的惯性，史学家总喜欢从明代入手来剖析千年得失，一切无关紧要的年份亦被标注在案，赋予深远意蕴，比如黄仁宇的1587年，再比如汉学家芮乐伟·韩森的1600年。
对于中国而言，1600年是一个分水岭。一生都为中国着迷的韩森，其视角与我们惯常的思维不同。她指出1600年之前，中国其实是“开放的帝国”。(31)她放弃惯有的王朝划分，将1600年之前的中国定义为三个时期：首先，从商周到秦为第一阶段，这是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构建中国时期；其次随着公元前3世纪秦代的统一，本土道教开始有组织地兴起，众多佛教徒也来到中国，中国开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1 200多年；最后则是从10世纪到17世纪开始转向北方，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蒙古人仍旧是明朝的最大戒备对象，最终则有东北满族的崛起。
1600年前后发生了什么？伴随着巨量白银的流入，白银在中国的地位在明代中叶之后有增无减，从各方面巩固了银本位的地位。不少学者强调张居正“一条鞭法”的作用。“一条鞭法”的推行彻底废止了洪武体制，上接中唐杨炎的两税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摊丁入亩制度，令中国财赋体系最终告别实物税，转向货币税。学者们普遍同意，它进一步加大了明代经济白银化程度，根据学者彭信威估算，明代200多年内，金银比价从明初的1∶4、1∶5到明末的1∶10甚至1∶13。贵金属的流动看似只是经济行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则相当漫长，甚至影响了一个帝国的兴衰。
秘鲁银矿发现之后，欧洲银矿大部分废弃，日后声名鹊起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断言，美洲银矿不仅对欧洲银的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的银的价格也有影响。他目睹了17世纪贵金属对于欧洲的影响，也注意到这种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易对于彼此的影响，“以金运往印度，又不如以银运往印度为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亦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在前者方面，虽能以银十盎司至多十二盎司购得金一盎司，在后者方面，则需银十四盎司乃至十五盎司。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卖买为媒介”。(32)
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交换关系，甚至与21世纪初叶的入超与热钱情况很相似。中国最早从罗马时代便被认为是欧洲货币的归宿，由于国际收支结构有利于中国，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17世纪在美洲白银推动之下更是如此，“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33)
对于伟大的罗马帝国，其生命力曾经被认为因贵金属大量外流而枯竭，在这一点上，白银与明帝国也与此类似。美国学者魏斐德认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而白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历史的真相必须基于比较，欧洲其时也正经历著名的“17世纪危机”——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发明了这一名词，主要表示经济衰退、人口下降、社会动荡等一系列危机。更进一步而言，这场危机其实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史学界有一派认为，东西方应对这一几乎同时段危机的不同方式导致历史的大分流。
“17世纪危机”之下，东方被认为延续着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则由此率先迈入现代化社会，“面对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机，不同的国家反应不同，据此而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点最终定格了历史”。于是，瞬间的战略定格成为永恒的历史，一个看似细小的分叉导致了结局的大相径庭。
对比之下，中国王朝更迭于传统叙事之下，往往掩盖了历史的隐匿真相。值得指出的是，数千年中，与繁荣、多元联系在一起的更多是分裂而不是大一统。尽管中国秦朝大一统时间实际很短，“如果从秦始皇完成疆域的开拓算起，统一只保持了6年”(34)，这6年却从此开始埋下种子，正如老谋深算的外交家基辛格所言，“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欧洲国与国之间那种政治与外交观念，然而这些观念只是在国家分裂时期作为一种反传统的思想存在于中国。似乎冥冥之中，中国终将从分裂回归天下一统，新的朝代将再次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地位”。(35)
通过白银，中国的动荡也与世界脉动隐秘地联系在一起。魏斐德认为，17世纪的中国危机与全球危机之间存在彼此呼应关系，“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白银上位之后，白银与明帝国的命运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对于这一事实，历史学家们褒贬不一。有人强调即使没有白银中国经济也会发展，海外白银涌入被认为是中国丢失货币主权的象征，甚至认为这开启了数百年货币主权外移的历史。(36)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认为正是货币主权外移导致明朝灭亡、清朝没落。
事实上，我认为货币主权在贵金属时代并无太多意义，而贵金属对于古典经济活跃自然是一个跃升。即使在现代，货币主权也不是可以争而得之的权力。明代从禁银到用银是迫不得已，货币主权并非可以争而得之，中国产银太少也是事实，而海外白银流入枯竭的影响远不止于通货紧缩。(https://www.daowen.com)
拥有贵金属几乎曾经是所有古老帝国的渴望，海外白银与大明帝国彼此成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说，亚洲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只同意欧洲用贵金属来进行交换，而且亚洲主要接受白银，中国和印度已成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贵金属的最后归宿。中国如此渴望白银而且能够吸引白银持续流入，最初看起来是优势，其实也构成了其脆弱之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促成了中国银本位的确立，使得商品货币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这样的流入遭遇衰竭，那么其对于明代经济也将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17世纪上半叶，中国爆发过多次重大饥荒。过去的解释往往归结于自然原因，事实上除此之外，更可将其归结于积患已久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悲剧性产物，甚至涌入亚洲的金银也难辞其咎。历史学家艾维四指出，“这些金银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长，以及激烈的经济竞争，而这一切被证明是社会和政治的腐蚀剂”。他认为中国困境源自几乎完全仰仗于进口白银来保证货币供应比例，一旦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实际数量急剧减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经济梦魇之中，而明朝的灭亡其实就在于财政的难以为继。
事后回溯，一系列近乎偶然、却彼此串联的事件，为明帝国打上了棺材铁钉。1634—1636年，西班牙决定限制西属拉丁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的数量，1639年冬天，在马尼拉西班牙人与中国人长期的紧张关系最终爆发为暴力冲突，2万多中国人被杀，随后，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量减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决定禁止从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曾经给中国带来大量日本白银的路线也宣告关闭。一连串因素作用之下，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而随着白银流入量的锐减，银钱比价崩溃。这些历史的线索，静静地勒住了套在大明帝国脖子上的经济绳索。
白银的减少导致各种窖藏出现，出现了“人为的疾患”。由于许多捐税要使用白银支付，赋税负担变得不可忍受，许多人因此破产，曾经的富庶地区出现“人去屋塌”的现象，而朝廷榨取到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白银枯竭之下，银钱比价暴涨，对穷苦民众而言，他们使用铜钱购买活命粮的能力大幅下滑。加之其时正逢小冰期（Little Ice Age），各地自然灾难不断，粮食减产之下，粮食价格暴涨，1640年河南灾荒之后，米价每斗3 000钱，小麦每斗2 700钱，从北方到南方许多人饿死。因饥荒与时疫，人口也一时之间减少数千万人，这导致民间暴力革命在所难免。
白银是导火索，伴随着白银危机而来的经济危机、自然危机、人口危机，叠加构成了明朝历史的大转折。“流亡载道”“人相食”等记载见诸史料，饥荒背后则是民变，各类起义此伏彼起。灭亡明朝的李自成部队出现在西北，对此后世历史学家认为并非偶然，因为那是一块远离白银浸淫而又饱受饥荒的土地。
通胀的破坏导致社会全面性溃败，不仅导致饥荒、死亡、民众受苦，引发各地反叛，也使得官僚集团的薪资缩水，进而又因腐败动摇了明代政权的合法性。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相对稳定，这意味着官员收入也面临着通胀的侵蚀，“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
显然过低的官员俸禄并非好消息，因为这必然引发更为严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历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为了印证明代的腐朽。像海瑞这样的朝廷命官，依赖俸禄过活的结果是其毕生清苦，生前为母亲祝寿买两斤肉都可以成为新闻。他虽然最终官至御史，高达二品，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忠介，然而身后无子，只留下白银20两，甚至丧事也靠他人凑钱。《明史》记载：“白衣冠送者夹岸……天下称刚峰先生。”可是，有多少人愿意像海瑞那样活着甚至悲切地死去呢？海瑞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天下闻名，但在仕途上起起伏伏，并没有被真正委以重任。
可想而知，海瑞的清廉不仅是少数，而且在那个时代显得不合时宜。当谋求非法收入成为政治潜规则，甚至明朝历代皇帝也尽力充实内府金库，将天下视为私产，军费紧张却“不得请发内帑”——讽刺的是，到最后李自成占领北京时，明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当腐败成为一种制度性现象，上层对下层平民残酷压榨，那么社会的溃败不可避免，灭亡也为期不远，“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
诚然，白银对于中国经济货币化以及制度变革带来深远影响，从银本位的确立到明朝覆灭，持续的入超也带来了鸦片战争之类的后续问题——某种意义上，称鸦片战争是为白银而战也不过分。白银货币化和晚明商业化相互刺激，一方面使得中国部分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不得不在繁荣之后领会萧条。正因如此，顾炎武、黄宗羲之类的思想家对于白银大多抱以负面评价，典型如黄宗羲认为废除白银有七大好处：“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赍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胜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37)学者王夫之和当时不少启蒙学者的结论类似，即认为白银加大贫富差距，甚至白银越多，差距越大，“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贫”。
写下就是永恒，文字始终是历史的根基。对比思想家们对白银的愤怒控诉，从白银中浸淫而出的西门庆们则无从发声，他们是中国恒久沉默的工商阶层。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有一个比喻，称中国明清社会结构类似“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即文官集团或知识分子，下面一块长面包是清一色农民，至于中间结构，则一直孱弱而无关紧要，“工商业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其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对比之下，中国明代启蒙家一方面嗅到了时代转折中的货币因素，另一方面，民间疾苦的现象也刺激他们提出了犀利的批判，这些言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判断，即使这些判断以更为现代、更为学术化的形式呈现。但是无论古代还是今天，多数人始终忽略了经济的逻辑，白银并非大明帝国的主动选择，而是皇权与市场博弈之下的无奈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兴亡历史中，白银流入减少固然重要——可以说白银成就了明朝的繁荣，也部分造就了其灭亡的命运——但是更大的背景在于中国无法走出残破政府体制的约束，是制度的大失败。
历史并非单一原因可以解释和推动的，国人对于大历史的偏执往往罔顾现实的复杂性，探求历史真相意味着接近可能的真相而不是寻求单一的推动力。白银是历史的血脉，但并非历史的原因以及目的。白银流入与国际贸易、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本来并存，对白银的接纳与否，其实并非官方的希望或推动一手造成。白银的流行，仍旧由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决定。无论是何种货币，最终得到市场认可仍旧源自民众的选择，中国交子、欧洲货币甚至明代最后的纸币闹剧都证明，君主或许可以选择某种货币，甚至将自己的头像印在货币之上，却无法强迫人们使用。而白银流入启动晚明商业经济繁荣之际，其流入枯竭也成为套在明王朝脖子上众多绳子中的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