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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由根据他们的欲望、目的和行动彼此相关的某种（希求）性质的主体组成的，他们也与客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客体可以被认为是从过去幸存下来，根据它们在实践事业的行为中所谓的价值来理解，这个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不是一个乱七八糟、随随便便与混乱不堪的一切可能正在发生之事的遭遇，它也不是一种态度。它是一个自洽、自立的对世界的理解，在此理解中，一个单一的形式特征被加于一切受到注意的事物上。[15]它有一种它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自主的话语世界。人们已经代表它提出了一些重大的主张，即它本身是“真实的”世界，或者（至少）它是“原始的”和不可回避的现在。

现在，这些论点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否定了一个独立的“历史的”过去的可能性，如果它们站得住脚的话，它们将使任何辨别和详细说明这种过去的努力归于无效。因为如果（就像我论证的）过去的模式特征是它与之有关的现在的模式特征的对立物，那么可以得出，这个是其对立物的过去（一个回忆的过去，由被认为是幸存下来的对象组成，人们根据这些对象在现在实践事业方面的价值理解它们）一定是唯一本真的过去。“历史的过去”这个表达式可以意指这种过去（因而成为一个多余的表达），或者指这个过去不知怎么被败坏或被误解了，因此是不重要的。

这些主张首要和最大的一个起源于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学说。[16]据说，人被赋予了一种自由、“超越”、有目的活动的能力，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去“生活”；即在行使这种能力时寻找和享受他的身份。他属于一个世界——他的所谓生活世界，这个世界由他这同一种类的其他人（他认为他自己与他们有一种“道德”关系，他也可以与他们工具地相关）和他必然和当下根据它们与他自己和他的目的的关系感知它们的对象组成。考虑到他所谓的特性（一个在生死之间保持平衡，只关心追求他自己选择的实践目的的积极的行动者），他遇到的一切事情的意义，就像他制造的一切事物和他做的一切行动的意义一样，一定是它说明、促进或阻碍这种追求的倾向。这不是一种他反思地加于他遇到的对象的特性，或他在一个探究过程中“发现”是它们的某些或它们所有具有的特性；这是它们当下被感知到的、不可回避的实质特性。当然，可能需要深思熟虑去确定它们任何一个在与一个当前事务的关系中的偶然价值，但除了作为这个“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外，它们没有所谓“经验的”性质、形状、大小、位置，等等。如果应该提出有这种世界外的话语世界（如“艺术”或“科学”世界），那么回答是，可以表明这些只是这个实践事务世界的伪装版本。它们不能有独立的地位。简言之，这里正在维护的是实践活动的现在—未来的无条件性和当下性，一个是由于另一个。[17]

但我认为这个论点站不住脚。一个由这样的主体和客体组成的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与是它的对立物的过去，是一个融贯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一个自主的、可辨认和熟悉的话语世界，而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或一种“态度”，这是无可争辩的。[18]但是，关于它所说的一切，和所有可能说的，都宣布它是一个有条件的话语世界；我称之为理解的模式的东西可以根据构成它样态的条件加以详细说明。由于包罗万象，宏富阔大，这种话语世界是真正无条件的话语，这个论点只有通过主张组成它的对象是“当下知觉”的对象才能得到支持。这个主张明显是错的：一个只根据其与某些当前人类目的的关系理解的对象肯定不是一个“当下知觉”的对象。但即使这个“当下性”的主张可以成立，那也不够。因为，一个“当下知觉”的对象（一个纯粹的“这”，一个“这里”和一个“现在”）也许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它只是因为其极度的抽象、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才避免了条件性。此外，这个代表实践事务提出的无条件性的大主张有一切这样的主张的毛病：它是自己拆自己台的。没有办法可以向它提出疑问、肯定和拒绝它。因为如果这个现在—未来是它在这里被人主张的那样，那么这个话语世界一定本身只是一个实践关切的对象，提出和阐明这个关于它的主张只能是这个主张者在追求当前的实践目的时做的一个行动。

但是，如果将无条件性归于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和作为它的对立物的过去不能成立，实践理解是“基本的”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语世界这个较小的主张就值得考虑了。这里的论点是人类是在实践理解中意识觉醒的；虽然理解的其他模式可以与不是组成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的那种对象相关，那些对象概念上是由那些属于实践理解的对象构成的，反映了它们的构成质料的样态。简言之，所有理解模式都有一个决不可能排除的，某种源始实践理解硬塞入的、限定的组成部分。

现在，可以说（也许带着某种夸张），实践理解就像已经详细说明的那样，是一种理解模式，它先于人类生活中任何其他的理解模式。[19]在所有可能正在进行之事的纷乱中，我们首先学会根据它们在满足我们的需要上的价值辨别对象（一般而言，欲望或厌恶的对象），只是后来我们可能学会或可能没有学会进行其他更复杂的理解模式。此外，这种实践理解就对人类是普遍的而言，可以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可以存在下去的一个条件。因此，可以承认（带着某种保留）这个主张：在此意义上它是“基本的”话语世界。

但这并不能得出，也许后来当我们学着用其他理解模式来做事，用其他语言对我们自己说话和与别人说话，设想不同的样态特征，关心不同样态构造的对象时，那些对象是在那些属于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的对象中发现和抽取出来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一套条件构成的对象，本身不可能变成一个其性质是由于一套范畴不同的条件的对象。它也不可能被“消解”了去提供另一种对象有可能在概念上由此构成的“质料”。在每一种确定的理解模式中我们都再次走向混乱，这种混乱有着一套样态考虑，不管以前根据其他条件我们可以在那里发现的东西。的确，不这么做就会陷入一种完全不合逻辑的模式的混合体。所谓实践理解和构成实践事务的主体和客体的“优先性”至多也是偶然的，而不是逻辑的；它阻碍与其他模式的关系，而不会侵入这种关系。

然而，我要说，这种阻碍不是不要紧的。因为不能否认，每一项要去理解的事务，无论模式条件是什么，都是一个实践的施行；是一个可指出的在一个实践活动的现在—未来中占有一席之地行动者的行为，适合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每一个这种事务都是在选择进行这种探究而不是另一种中出现的。每一个都“需要时间”，都表达了宁可怎样用时间。每一个都展望未来并回忆实践的过去。每一个都自然地发展，这种发展由这个行动者偶然的命运来标示：他的健康、他的精神错乱、他享有的恩惠。简言之，每一个都有一个意义，这意义是有关的行动者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所有这种事务的产物，无论它们的形态为何，都记录了它们的作者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都是传记的一些段落。这些产物（理解《大宪章》的“历史”意义的研究写下的结论，或这个“科学”定理）是被投入进实践活动的现在—未来的对象，是占有空间的对象，可以失去或摧毁，也许可以拥有、出卖和购买，都适于有无数多样的使用价值，被无论什么可能在他自己的实践事务中为无论什么目的使用它们的人处置。休谟《人性论》的手稿可以用来堵洞挡风。

所有这些都没有问题，必须坚持。但我们常常会得出这个结论——由于每一种要去理解的事业只是一个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只被构成实践话语的主体和客体的种种考虑支配——那么只有承认实践理解是真正无条件的理解这个较为重大的主张。但当我们承认它是一个有条件的理解模式，实践事业的现在—未来是一个抽象的话语世界时，就为根据范畴上不同条件构成的其他独立的理解模式创造了空间。无疑，一个“科学的”或“历史的”探究根据种种情况一天又一天向它的结论发展，“比格尔号”[20]遇到的天气，有关行动者的精神错乱会有助或有碍于它，但所有这一切都将它构成为生活世界的一件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不道德的”探究，不应该进行。但这个过程肯定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考虑到这些才指定它是一个“科学的”或“历史的”探究。进行这种探究的主体，他要去理解的对象和种种观察，他赋予它们的意义和他得到的结论，其性质在范畴上不同于这个主体、他实践关心的对象，和他用它们制造的东西，这些构成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休谟《人性论》的论证不能用来堵洞挡风，一条科学定理不能说是要么“道德”要么“不道德”。这是因为这种区别是范畴的区别，这些话语世界虽然它们不能彼此否定，但必然彼此排斥。

那么，作为一种事务的实践的理解模式，和作为主体处境的实践的现在—未来，可以说有某种偶然的优先性，不可否认地持续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极为有力，不会被打断。我们可以把所有其他事务视为不时享受的节日，从它们那里我们被唤回到生死吃饭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具有的理解模式。但作为范畴上不同的理解模式，它们不能从属于实践理解，它那偶然的优先性并不给予它优越的地位。它们与它的关系和彼此的关系是交谈关系，不是争辩的关系。

将实践理解视为一种有条件的理解模式，和将实践的现在视为有条件的现在模式，只是为其他理解模式创造空间，它们每一个都有它的有条件现在，这种有条件现在由一个与样态上有别的对象相联系的主体组成。我现在关心的是详细说明一个“历史的”理解模式。它与实践的理解相联系，无疑将作为一个节日的远足出现，从事它的那些人常常会发现，要使他们自己摆脱实践事务的迫切要求有些困难。但它作为一个范畴上不同的理解模式的特性不在于这种视情况而定的关系，而在详细说明它的条件。我提出，首先，根据它是一种只关心过去的理解模式来思考“历史”；即思考详细说明一个“历史的”过去的样态条件。既然这个过去是一个现在的对立物，这个现在由样态上有条件的对象和这个过去可以从这些对象中产生的过程组成，我就必须从这个现在的样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