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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谈到了一种过去，我称之为实践或有用的过去，人们常常把它与一种历史过去相混淆（实际上有时将它们相等同）。我将重新思考它的特性，以便更确切地将它与一个历史地理解的过去相区分，以此结束这篇论文。
很显然，一个由据说是从过去幸存下来，并根据它们在我们当前实践事务中的价值来辨认的人造物和言论组成的实践的过去，不太容易与一个由相关的没有幸存下来的历史事件的事情（人们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作为关于这个过去的历史问题的答案）组成的历史过去相混淆：它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这种实践的过去可以并且常常与记录下来的幸存物过去混淆，那种过去是历史探究中的现在。我现在打算论证，这种实践的过去在它内容的特征方面和人们收集它的过程上，都完全不同于历史关心的记录下来的过去，此外，甚至它声称是真正的过去也是可疑的。
在逐渐组成历史关心的现在中被认作是过去的幸存物的对象，不可避免是模棱两可的。在这些对象从幸存的业绩转化为一个历史理解的过去可以从中推出的偶然证明前，这种模棱两可必须加以消除。在它的幸存物中某个事物被做出或被表达，这是明显的，但确切说，它所是的东西只有在一个关心将它与它的起源联系在一起，根据它的起因理解它的探究中才能得到确定。因此，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一个过去的幸存物是一个还未得到理解的对象：就它现在存在而言，它是一个被接受的对象，但就它是一个过去的幸存物而言，它真正的特性是一个要探究的事。
同样，一个实践的现在部分是由被认为是从或近或远的过去幸存下来的对象——人造物和言说——组成，人们很容易为了人们制造它们的可能用意和它们在当前实践事务方面的可能价值，从这些对象现在所处的地方想起它们，注意它们，享受它们或使用它们。这样的人造物可能包括一条标在地图上的古代公路和一次令人向往的探查、一座“中世纪的”城堡、一架古老的风车、一处废墟、纪念碑、遗物、图画，和因它们的设计，它（对于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来说）可能暗示制造者的名字，或因一个指定一个日期的标志而被认作“古董”。我们认为在一个石坑中发现的一块化石属于这种幸存对象的过去，并不感到太奇怪。我们的书架上有过去幸存下来的广泛言说。许多词、简短的表达和格言，它们的作者已经被遗忘了，但它们却埋藏在我们日常话语的方言中而幸存了下来；或者，就像那些被认为是路得对她婆婆说的话[27]，从它们所在的过去言说的浩瀚案卷中被想起。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这些在我们实践的现在占有如此广大地位的幸存物。
记录在这里就是（可以这么说）构成历史探究的现在的记录的镜像。在那里，一个人造物或一个言说是过去令人困惑的幸存物，一样有说服力的事实（factum probandum）。所问的问题是：它是什么？它的起源是什么？它真正的表达是什么？另一方面，这里，难题是一个当前的实践处境：关于它我们该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手头有什么资源可以用来对它作出回应？如果有的话，我们想起的并不是一个业绩的过去的难理解的幸存物，使它揭示自己的真正特性有点困难；它是一个很明白的东西，我们不是从过去，而是从它所在的那个不断积聚的明白无误的现在的人造物和言说的集合中将它想起，我们根据可能被认为是它在当前的实践事务中提供的价值来理解它。所问的问题不是这个对象或表达在它被制造和发出的环境中意味着什么？或关于一个没有幸存下来的过去我们可以使它间接地报告什么，而是它在实践事务的当前的现在—未来中有什么用或意义？实际上，由于我们的注意力固定在一个难解的现在—未来和过去所说所做的无论什么在这里和现在的价值，人们可能在哪里和何时说和做它，它是起源于一个传说的情况还是一个所谓“历史的”情况，或它是宙斯说的还是孔子说的或莎士比亚说的，是威灵顿公爵还是瑞普·凡·温克尔[28]说的，这常常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事。要紧的是它的言说应该是明白无误和可用的。
那么，当我们认出这些现在的人造物和言说是幸存下来的对象时，这个在我们头上盘旋的所谓“过去”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受惠于它们死去已久和通常不为人知的制造者和作者，但这与我们可能受惠于一个当代人，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人造物，一个我们应如何行事的榜样，或一个关于如何做我们的事的明智劝告，并无不同。如果我们只是由于它幸存下来就赋予幸存下来的东西某种优越的价值，我们不是在赋予它在过去中一个重要地位，我们只是在根据它的持久性而说明它现在的有用性。如果我们从这些幸存的表达中推出一个由一些有关教师组成的过去，这些教师要将我们自己现在相信将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种种教训传授给我们，或一个由设计出来为了我们现在使用或可以希望使用它们的人造物组成的过去，或甚至一个打算要传授我们信息的过去的话，那么这推理肯定是错的。没有这样的过去。简言之，这个实践的、所谓活着的“过去”是根本不重要的过去。它是实践关切的现在—未来的一部分，组成它的对象不是仅仅幸存下来就被认为是幸存物，而是因为它们在现在所处的地位有用而被人想起，因为它们在当前的实践事务中提供的东西而被理解和评价。
我认为，当我们思考这个说教和有用的所谓“过去”从残存的记录中被唤起的过程时，这个问题的观点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也许一般假定它是在一个批判的探究中出现的。人们认为，史学家在残存的记录中发觉一件有点模糊不清的业绩，通过批判的探究寻找它真正的言说，从而使它可以向我们传达那个言说可能包含的无论什么忠告和智慧。人们认为马基雅弗利求助于记录下来的过去，是异常狡猾与持久地为他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从“罗马史”中选取重要的规范性的教训。简言之，人们认为这些教训来自一个由幸存下来被历史证实的种种业绩组成的过去。但几乎不可能是这样。
从史学家批判的探究中出现的功业是过去的述行的言说，它们确定了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不可重复的条件，在于过去活着而现在早已死的人们都想不起来的行动者的要求和打算。这些幸存物在它们真正的特性方面，都是复杂暧昧的本体，是模棱两可的可能性巧妙平衡的合成物。脱离了它们环境的条件它们无法持续，它们没有给我们的教训。但能被谋取来帮助我们对我们当前处境作出回应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从一本读物的记载中抽取出来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这记载已经剥夺了它们偶然的种种情况和它们真正的言说；象征性的和老一套的角色（personae）[29]、行为、功业和局面。[30]它们并不是在批判探究的过程中为我们所知，而只是从它们在现在所处、所散布或集合的地方被我们想起。
我们可以用抽翻维吉尔诗集中任意一页来预卜吉凶的方式[31]来向一份被认为是未卜先知的宝库的历史记载请教；这里我们获得的不是指点，而是一个所谓不可避免的命运的接受它的勇气。人们长期以来就忽视《旧约》作为古代希伯来人记载下来的过去的性质，不相信它所谓神圣的权威，而认为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人性与人类处境种种范例的大成，具有丰富的语言和形象词汇，丰富的寓言和比拟，人们用它们来理解、表达和对当前处境作出回应。马基雅弗利是在放在佩尔库西那的圣安德烈埃[32]他桌上的“李维”，一部著名的传奇集中，而根本不是在“罗马史”中找到了人类行为的典型，他非常有效地用来辨别当前的形势，表达他对他那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事情的解读，论断这个时代什么有可能发生，向他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提出忠告和规劝。[33]
说教的或所谓活着的“过去”从其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是过去。它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的当前内容，时间不断地进去搬空人类的生命、声音、成就和苦难。[34]这些东西在输入时都经历了一个分离、缩水和抽干的过程，只有它们中那些不太有趣的部分才能经受这个过程，[35]在这个过程中，其余的东西从过去人类生活产生反响的、不确定的、偶然的幸存物变成要么与它们的环境完全脱离、要么相似地跟着形式化的环境的象征性的行为和言说：偶发事件、人造物和各种言说，变成寓言、遗迹而不是幸存物，变成画像而不是信息丰富的生动描述。
这个宝库中的每一样东西都通过一个标签来识别，但完全没有指出它们可能如何彼此相关，当它们被安放入库时，很少或没有赋予它们什么意义：它们同样都是从一个不确定的过去幸存下来的“经过加工”的对象。那地方没有正式的管理人，相当混乱。然而，有时好像那里的人已经退休，花了许多愉快的时光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个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比捡破烂的人好不到哪儿去。但有些人（希罗多德或蒙默思的杰弗里[36]）对有趣的或吸引人的或稀奇古怪的东西有好眼力，他们把这些脱离了它们环境的东西安放在为此目的清出的架子上。此外，这个宝库拥有真正有用的东西（它们的确已经为了有用而被处理过了）在流行企业的世界已经传开了，后门已经摆起了一个柜台，人们可以从那里进来问那些自命的传奇管理员要他们想要的东西。有时询问者会请求在此度过一个下午自己来搜寻，希望找到一件便宜货。一群群孩子会由他们的老师带来参观。那些知道这个宝库的内容的人则出版各种那里有的种种有趣东西的目录，甚至描述性的索引。人们相当熟悉它提供的东西，虽然熟悉程度参差不齐。
有些有名的东西常常在外面的世界使用，人们会说它们是对当前实践事务的永久贷款。在这方面，这个宝库的内容构成了一份实践话语的词汇。这里有该隐和亚伯、摩西、贺雷修斯[37]、渡卢比孔河的恺撒、在尼西亚的亚大纳西[38]、海岸上的克努特、亚瑟王、威廉·退尔、在沃尔姆斯的路德、在哥本哈根将望远镜放在他的瞎眼上的纳尔逊、罗宾汉、欧茨[39]船长、戴维·克罗克特[40]，有做最后抵抗的卡斯特上校[41]。这个象征人物（与神话人物和像茁壮的橡树、草丛中的蛇和忧郁的信天翁这样的形象）的词汇表包括人类所知的一切美德、罪恶和困境，不断在增加，不断被人们想起使用。
有时，搜寻这个宝库会产生与我们的实践事务更密切更有用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它可能为做我们要做的事揭示一个所谓根据，一个采取某种行动的先例，一个警告或一种鼓励。它可能提供一份文件来证明我是已故波特兰公爵的一个被遗忘的后裔，是藏在巴林兄弟银行保管库里巨大财产的继承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希望找到使当前政府合法的“原初契约”。的确，因为在这宝库中找到的东西有这样的声誉，有些人就伪造它们，趁人不注意走私进来，一两年后再找它们。此外，这个宝库已有汇集着潜在有用东西的名声，各种专业人士为了一点酬金将为你彻底搜检这个宝库，带着令人困窘或令人高兴的消息前来告诉你，你完全不是你自己想象的那么一个人。
简言之，这个宝库的内容完全不同于历史研究开始时那种记录下来的行为、人造物和种种言说的过去。它不是成就的汇集，而是典范的汇集；不是在对尚未理解的幸存物的真正特性批判的探究过程中产生，而只是作为毫无问题的典型被人想起；人们不是为了可以从它们推出的历史地理解的过去，而是为了它们当下的用处而重视它们。
例如，俾斯麦在1872年5月14日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我们不去卡诺萨”（使用皇家的复数）[42]。在这么说时他求助于这个宝库，拿出一件贴着“卡诺萨”标签的东西，就像其他人（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拿出“渡过特拉华河的华盛顿”，或像卡尔·马克思拿出“封建主义”。但俾斯麦拿出的不是亨利四世皇帝107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意大利北部的那个小山村所作的有点模糊的真的或假装的忏悔，当时他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某些高级教士的任命和帝国境内的财产争得不可开交，这个事件完全由偶然的信仰和当地的环境所组成。那对俾斯麦或他的听众决不会产生丝毫兴趣或用处。他拿出的不是“一点历史”，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记录的过去的东西；它是一件遗物，一个象征性的比喻，用来表达在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他对教皇的立场，并使之戏剧化。
或者再举一例，这次是一个失败的向遗物箱求助的例子。不久前一个律师在法庭上提到《大宪章》的一个段落（第39章），其要旨是除了被与他同样的人司法判决外，一个自由人不应该被逮捕、监禁、侵占他的地产或受到其他方式的损害。他论证说，因此，他的客户，五个黑人，应该由一个全是黑人的陪审团来审判。他援引一份存留下来的13世纪的文件。他的诉求不在于一个历史地理解的记录下来的过去，他的言说的真正意义隐藏在长期失效的当地环境之中。那份文件不可能给他现在的那个法庭传递启示或根据。他寻求的是相当于一个相关和有说服力的类推一样的东西，以支持他的论辩。他很精明地赞成《大宪章》：作为司法程序典范的宝库，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它有几乎不可思议的权威。然而，在选择第39章时，他不小心犯了一个的错误。如果它提到一个陪审团的话，那对于他的目的来说无疑足够了。可它的意思不是一个现代的陪审团，而是一群被认为对被告和被指的罪错十分了解的邻居证人，但这种历史思考不会剥夺它的所有类比价值。可是，为了用得上，所回想起来的东西必须与它的与之相关的情况有某种似乎可能的相似；这次求助典范宝库失败了，因为无论在这个段落还是在别的地方，《大宪章》都没有说任何关于陪审团组成的事。
那么，那些求助于被化约为典型人物、言说和情况的据说是过去的行为的集合的人，可能犯错误；但那是与一个史学家在寻找一件幸存物的特征时容易犯的错误完全不同种类的错误。它们对赝品的不同评价说明了这种不同。一件赝品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有当它作为赝品的真正特性认出时才是有价值的；但在这里只有当它的真正特性没有被发现时才是有价值的。此外，这个象征的集合之有价值是就它可能支持被认为是一个合意的当前的实践事务而言，当发现它是有价值时，我们就说：“历史在我们一边。”但它可能包含不仅无价值，而且肯定有害，因而应该忘却或甚至禁止的东西。例如，托洛茨基的名字从官方的布尔什维克象征性过去中被抹去，或探险家斯坦利的名字从扎伊尔实际的过去被抹去是建构一个实践话语的词汇的行动的一部分，这种实践话语将不会损害一个人们满意的实践的现在。但那些促使这些禁止的人是在窜改或重写“历史”；他们只是从保存实际的“过去”的遗物箱中搬走他们认为是无用或有害的东西，是对人类境况变化无常的一种注解。
那么，我称之为实践的过去的东西就是被认为是幸存下来的对象的现在。它是一个关联在一起的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它在范畴上既不同于构成历史研究现在的幸存物，也不同于可以从它们推出的历史理解的过去。它是一个象征性人物、行动、言说、情况和人造物的积聚，是实践想象力的产物，它们与过去唯一的重要关系不是与它们暧昧和前后不一致地关涉的过去的关系，而是与时间和各种境况的关系，在时间和各种境况中它们得以在一个实践话语的词汇中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