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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变动模式将它自己作为一个据以理解历史变动的模式提供来考虑：因为缺乏一个更好的词，我要称它“有机”变动。这里，需要认出变动的同一性既不是一个不变情况中可辨别的一项，也不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潜在性。有机变动中的不变的同一性是一条“规律”或常态，它详细说明种种不同的一般特性，也许还有它们发生的秩序。

有机变动的一种形式，即体内平衡（Homeostasis），不需要耽搁我们很久：作为据以理解历史变动的模式，它提供不了什么东西。这里，变动是一个有机的自我保持的过程。例如，一只海葵，年复一年完全重新构成，没有一个细胞保持不变，处在一个连续的种种不同系列中，每一种不同都被解释成一个自我保持的运动。在此，变动是完全变动。没有目的论，没有潜在变为现实。同一性就是那个变动规律，它可以被表述为一个自我保持的一般规律（不愿灭亡），或它可以分解成有时被称为新陈代谢（metastasis）的生化过程的种种常态。

作为历史变动的一种模式，体内平衡是没有希望的。历史探究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个根据其种种紧张来解析的相对不动的情况：17世纪英国贵族的情况、苏格兰启蒙运动、1904年的英法协约、16世纪中叶加尔文派的日内瓦。但把一个有机体的特性加于这样一种情况和将它种种紧张连续不断的回旋理解为自我保持的运动，就好像唯一的选择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却是没有根据的。这么做只是给所有这样的情况以及构成它们的种种差异指定了一个单一的一般特性，不仅忽略了这些差异的偶然条件，而且也阻碍了可以将这情况变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历史探究。例如，如果我们要认为16世纪的英国是一种“系统”，打算将一个“系统”理解为一个专注于自我保持的有机体，要想把它的有机特性之一看作是内在地抗拒从不适当的生产企业中获取资源，那么（根据某些关于寺院农业不系统的假定）我们就可以认为修道院的消亡就是由于体内平衡规律的作用。但无论我们可以假定我们自己从这种对修道院消亡的理解中得到何种启发，它肯定不是历史的启发。实际上，体内平衡的类比（因为它不再存在）根本没有提供一种据以识别历史变动的模式，反而通过错误地想使历史探究成为达到一个历史结论不必要的东西，阻碍了历史理解。

然而，有另一种有机变动的形式，有时被称为“长期体内平衡”，但更普遍的是作为“演化”变动为人所知，它（多少有点不严格地被理解）被人们更自信地看作是一种历史变动的模式。这里，有机体某个种属形态和生物学特征上种种可辨别的同一性差异的相继根据某个“发展规律”被认为是一个变动过程，这个“发展规律”说明这些差异的一般特性与倾向，以及它们发生的秩序。系统阐述和探讨这种对有机变动的理解的种种探究本身并没有暗示它可能有一种普遍应用，但在19世纪后期人们常常将它延伸覆盖整个人类行为，[97]它被某些人认为是一个极为适合历史探究和理解的变动观念。的确，在这方面它有些一般特征使它似乎不是不合适的。首先，除了它排除（尤其是在人类事例中）所谓“原创”外，它是一个对“如何开始”基本漠不关心的变动观念。其次，变动在这里是开放的；没有目的论，并不暗示在一个“完满的”有机体中可能有一个最终结局，或种种不同的循环相继。第三，构成一个变动的演化过程的种种差异是一个可辨认的有机种属的形态学或生物学特征的可辨认的修改，有些也许在化石残余中就看得出，它们不能被预测，但彼此以这样一种方式相继，这一个不能在那一个之前到来：与历史上不能弄错时代相似。然而，尽管这些与历史变动类似，我认为有两个考虑使根据演化变动理解历史过去不可能：在这样一个过去中不可能区分出一种哪怕只是似乎可信的对应于一种有机种属的那种同一性，因而也不可能详细表述一种演化规律，我们可以用来理解构成历史变动的一个过程的种种差异，或甚至说明它们的发生。它们是两种有差异的范畴的变动模式。

这些考虑不可避免反映在试图使用演化变动观念的历史著作中。因为虽然这样的著作有时甚至影响了属于演化变动观念的更深奥的区分，[98]它们承认，严格说来属于演化词汇的表达式用于历史变动时只是不着边际和不合适的类比。人们不加区分和令人难以置信地认为不仅“文明”、“文化”、“各种社会”（或甚至“社会”）、“帝国”、“官僚体制”等等有一种有机种属的特性，而且神学、哲学学说、文学类型、道德、司法制度、建筑风格，像赛马这样的活动，甚至人造物都有一种有机种属的同一性；因而剥夺了这个表达式任何的独特意义。[99]实际上，这些探究关心的种种不同的发生和特性从来也没有被理解为是一种或种种演化变动规律运作的例子。演化变动和历史变动的区分只有在两者在一个表面普通的事物方面都能得到证实的地方才表现出来。例如，各种方言也许可能被和肯定已经被赋予有机体的特性，至少它们显示的某些变化可以被归因于一种要保持或改善它们作为话语表达工具的种种特性的体内平衡冲动，语言变动的某些常态可以看得清。但假定是这样的话，史学家的职责就在别处。他关心某个特种方言；如果是英语的话，他关心的是它的种种不同，这些差异被理解为是凯尔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诺曼人等等语言遭遇的结果，是一个不能有一个演化变动观念方面的同一性的种种差异的合成物。

“演化”这个词，就它代表一种独特的变动模式而言，在历史话语的词汇中没有适当的位置；只有它被剥夺了任何确切意义，它才能在那里存在下来（就像我说过“原因”这个词可以存在下去）：用来笨拙地、类比地表达展示在一个大规模历史探究中的缓慢历史变动，或只是指一种对长时段的关心，这种关心将所谓历史变动缩略成一般倾向的例子。

那么，就有三种得到很好表达的变动模式：认出变动所要求的同一性在于变动所归属的那个情况中的一个不变的东西的那种变动、目的论变动和有机变动。每一个都将自己呈现为一种历史变动的模式，但我已经给出了我否认可以将历史变动与它们任何一个等同的理由。这些理由排除将任何折中特性归于历史变动，也排除我们可以在历史变化中通过运用它们中的某种似乎是适合于我们正在研究的历史状况的所谓特征的模式，来寻找并且也许能够获得某种历史理解。[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