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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过去，历史探究的结论，就它们为理解一个后续事件的历史特性作出了贡献而言，是先行历史事件的合成物（它们可能彼此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待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后续事件的历史特性是在先行事件的合成中发现的，它们之间必定存在着何种模式的关系？或换一种说法，既然在一个历史理解中，每个先行的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差异，人们认为它是一种差异，不是根据它的实质特性，而是就它在一个后续事件的不同特性上所造成的差异而言，一个历史过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变动的过程。这里有待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构成历史变动一个可识别和非偶然的过程？这个问题关系到同一性（相同性），人们可以根据这种同一性将种种差异之过程不是看作种种不同偶然的相继，而是本身就是一种差异；即作为变动的过程。一个历史变动的观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一个历史过去只是由历史事件组成，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差异，我们根据它在一个后续事件（这个后续事件本身是一种差异）尚未得到理解的性质的构造中所造成的差异来识别它。构成一个历史变动过程的同一性必须本身就是一种差异或一个各种差异的合成物，每一个这种差异必须是一个历史事件。
在前一篇论文里，我论证了先行历史事件与被认为是它们的结果的一个后续事件之间的关系必定是一种偶然关系。我将这种关系与一种“机会”的关系、与一种因果关系和与某种从外边召来的事物，常态的胶水或一般原因的水泥的关系相区别。我现在要论证，根据它，人们可以将种种被看作是差异的历史事件的一个合成过程理解为一个变动过程的那种同一性，只是它内在的连续性；得将这种连续性与这种情况中某种不变的东西相区别，与一个有待实现的持久意图或目的相区别，与各种常态或一个变动过程的“规律”相区别。
亚里士多德看到，一个整体的同一性可以根据它的组成部分的连续性来理解，他承认连续性是一种接触。[101]他断言，无论何时，只要一个整体是由可辨识的相同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彼此接触没有间隙，根据它们本身之所是结合在一起而没有外部中介，情况就是如此。因此，一段只是由它的链环组成、不为外在目的服务的链条的同一性、一体性，就在于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本身是它各部分接触的一个功能。而一根其链环是由于磁性引力结合在一起，如果电流被切断就会四散的链条，其同一性在别处；系于某个桩上的链条的同一性在于其目的。
但历史探究不关心由相同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的同一性；它关心各个历史差异（事件）作为一个尚未得到理解的后续历史差异（事件）非偶然的先行事件汇集而成的一个过程的同一性。这需要一个变动观念；因为一个各种不同的相继或会聚只是由于根据变动得到理解才需要一个同一性。但虽然一个历史过去是汇集在一起构成一个结果性质的种种差异的过程，不能根据它逐渐构成这个结果就把它认作是一个变动过程，因为我们不能在它的先行事件汇集起来之前认识这个结果，它不是另一种目标，就像它所有的先行事件一样，它本身只是另一种差异。此外，因为构成一个历史过去的各种差异之过程，是一个没有造成先定结论的固定潜在性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不能根据目的论或辩证变动的观念或一个“发展”观点给予它一种同一性，将它认作变动过程。再次，因为这些不同是从由幸存下来的种种言论和人造物提供的间接证据推断出来的实际的历史事件，不是事件的种或类，它们不能由于被认为是一条自我保持的“规律”、一条演化“规律”的例子或某种本身不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力量”或“要素”的产物而构成一个变动过程。当然，这样一种各种不同的合成物被理解为占有时间，但不能给予它同一性，不能由于它占有一段不同于一个由其他事件构成的起源的时间，就认为它是一个变动过程。最后，这样一个与后续不同相关的先行不同的过程不是已经被认定，在过去的某个地方，等着被看出；直到它被一个史学家在寻找一个还未理解的历史事件性质的线索将它合成时，它并不存在。
简言之，因为统一历史不同的合成物，给了它同一性，使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变动的过程的东西，不能从外部加于它，我们必须在这合成物本身的某种内在的质中寻找它，否则就承认一个历史过去只是一种偶然联结的组织。我提出这种同一性可以在它自己的一致性中找到；即在它作为各种差异之过程中找到，这些差异彼此接触和修正，合起来构成一个后续的差异。但因为这种一致性是偶然的，不是概念的，也许可以把它更确切地理解为连续性或各种不同之过程的连续性；被认为是一种接触的连续性。[102]换言之，一个历史过去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偶然与一个后续历史事件发生关系的先行历史事件的合成物，或是先行不同的一个汇合起来的过程，它由于其连续性构成了一个历史变动的过程，其结果是一个后续不同。
也许可以说，这种历史变动的概念把一个历史理解的过去看作是一个没有意外，没有巨变，不能容纳反常之事或反映“革命性”变动或突然的激变的过去；一个意图寻找连续性的历史探究，不可避免将一切变动还原为一个没有“大”事件的小运动。当然，的确，一个没有常态或或然性地位的历史变动的过程，也不会有反常和未必会有的事物的地位。“可能性”或“合情合理”不是一般的考虑，而始终是与各种环境相关的。但变动的大小并不在于它的相对孤立，不会由于人们根据它中介的细节来理解它而缩减；一个变动的迅速主要是一个历史探究的规模问题。大格局写出的历史（尤其当它缩略的细节信息有误时）有可能更突兀地表现变动。一般而言，可以认为历史理解的过去是由既不惊人也不是不重要，既不是突然也不是微不足道（peu de chose）的变动组成。但“大事件”这个表达式却是属于一个实践理解的过去的词汇（它可以严格区分“分水岭”和“大跃进”），而不属于历史的词汇，这样的判断在那里没有地位。
区分历史探究中使用的变动观念向来很重要，因为没有像变动本身这样的东西，这里，每一个独特的变动观念都在一个不同的理解过去的模式中有其对应物。虽然这些范畴上不同的变动模式（以及它们对应的过去）肯定彼此排斥，但它们不能彼此否定：每一个都由于它自己的条件而没有问题，理解这点也很重要。因此，例如，一个变动也许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虽然很难确切肯定这是什么意思（它可能只是一种修辞学的表达式），它肯定将一个历史事件的性质和一个先行历史事件合成的结果之外的东西归于一个发生之事。但在寻求将一个情况理解为一个历史事件时，史学家并不否定“不可思议”的变动观念，也不否定“演化”的变动观念：他只是不使用它。他正在做别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需要一种有差异的变动观念，因此他关心一种有差异的特性的结果：不是一个奇迹，而是一个事件。
此外，正是根据这种历史变动的观念，我们可以不把历史理解的试验特性和历史事件的暂时特性看作是缺点，而看作是有特点的。历史探究和想象的这个结果不像一个拼图玩具的最终结果，被放在桌上对应于盒盖上的图画。没有这样的图画，没有这样有待捡起、一次将一个放在它们预先规定的地方的固定模块。史学家有的是他自己制造的模块，它们更像里应外合的模糊回声，彼此接触和改变；他建构的不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固定在一起的坚固结构，而是某种更像声调的东西（更像一种可能随风飘逝的声调）。一个历史过去，不管它是叫思想、“运动”、帝国或战争，都是一个完全由偶然相关的差异组成的差异，这些差异没有概念上的密切关系；是各种异质和歧异的紧张的一个连续。当一个史学家设法汇集一个变动的连续，通过给它一个名字（通常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只是勉强合适的一个名字）识别它，称它“加洛林帝国”、“新教改革”、“17世纪的知识革命”、“半岛战争”或“欧洲自由主义”时，我们必须理解他是在请我们不要太看重这些身份证明，尤其不要将他暂时的、多种多样的历史鉴定与这些表达式也可以确认的实践的和神话的理解的僵硬的、铁板一块的产物相混淆。
历史探究作为一个可区别的探究模式含糊地（但不是没有先行事件）出现在人生一个活动的改变方向中，这种改变方向内在于人生，即改变为了在当前使用而回忆过去，以及关注据说是过去说的对当前形势有利或有教益的话的做法。虽然有某些极大的成就，它仍然是有点不确定和混乱的事务。它不并且不能取代或打破这个更古老和更激发人兴趣的对过去的实践意识，即使最严格的对过去的“历史”关切，仍然容易由于试图回答不是历史问题的问题和由于属于某个其他理解模式的题外话甚至判断而受损害，这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注意方向的改变是临时的，通常是不完美的，它表达在由于某些粗略的识别标记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探究的行为中，必须将它与把历史的性质与条件阐述为一个融贯一致的探究和理解模式的思辨反思的事务相区别。而且，我们可以认为这里，就像在别处一样（例如在与“科学”理解的关系中），行动先于反思，历史探究是史学家的发明。然而，必须理解，无论哪一个都不从属于另一个。如果没有这样的在过去方面注意方向的改变，对于一个只关心了解没有幸存下来的过去的必要条件和逻辑一致的条件的哲学家来说，很难（虽然不是不可能）想象和描写这样一种探究和理解模式的模式状态。但虽然他从历史著作中学了许多，他所从事的不是像观察和记录史学家的种种实践那么简单，他的结论不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寻求证实。另一方面，在阐述这种探究模式的条件时，他并不在为历史探究的行为作出指示。
[1]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著名史学家，其著作包括《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1839—1847）、《最近四个世纪的罗马教皇》（1834—1837）和《世界史》（1880—1888）。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1850—1906），英国法学史家，著作有《爱德华一世时代前的英国法律史》（与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合著，1895）、《末日裁判书和来世》（1897）。
[2]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国著名史学家，《罗马史》（1854—1856）是其代表作。
[3]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强盗，他强迫被抓获的过路人睡在一张床上，如果过路人身体比床短，他就把他们的身体拉长；如果他们的身体比床长，他就砍去他们的脚。
[4]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理性主义历史学家和学者，以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而闻名。
[5]对于某些思考它的人来说，人类行为的这个非决定性的、插曲式的特性似乎证明了它的荒诞性，这种根据一个永远后退的未来把我们自己献给我们关心的短暂对象，已经被人痛惜为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浪费”或一种可悲的侮辱。据说，如果这些为获得短暂需要的瞬间满足的努力被理解为完成某个“中心任务”或一种并非死亡的“命运”展开中的步骤而得到改变的话，那将得到补救。但我们现在不关心这个。
[6]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大师。著有《致外省人书》、《思想录》等。
[7]米达斯（Midas）是希腊神话中弗利治亚的国王，从神那里求得点金术。
[8]辛辛纳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前519—前438），罗马政治家。
[9]亚甲（Agag）是古代亚玛力王的称号，就像法老是埃及国王的称号一样。
[10]克努特（Canute，995—1035），英格兰国王（1016—1035）、丹麦国王（1019—1035）、挪威国王（1028—1035）。他和他的父亲丹麦国王斯韦恩一世于1013年入侵英国，与埃德蒙二世瓜分这个国家（1016年）。在埃德蒙死后（1016年），他成为英格兰的国王，制订法律，帮助教会。1027年入侵苏格兰。但他的王国在他死时崩溃。
[11]来山得（Lysander，？—前395），是斯巴达将军和政治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伊哥斯波塔米战役中消灭了雅典舰队，迫使雅典投降。
[12]薛西斯（Xerxes，约前519—前465），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的儿子。发动希波战争，在温泉关战役中打败斯巴达人，但在萨拉米斯大海战中他的舰队被雅典海军消灭。
[13]博林布鲁克爵士：《历史研究书简》，Ⅱ。
[14]我特意把我自己限于老生常谈。但是，虽然可以从文明的艺术和文学中获得的东西远远超出被认为是学到的“教训”或伴随着陈腐的和未被认出的维吉尔、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引文，但它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与“意识的神裁法”有关。
[15]这种事务的范围可大可小（寻找一个所谓“拯救”的条件已经包括在它们之中），尊严和责任，以及困难，可能是得考虑的事。当然，在认为一个对象有条件的价值或无价值时可能会出错。但这里，一切对象同样都根据它们在与某个事业的关系中所谓的价值来理解。
[16]我指海德格尔和其他一些人，而不是指更平庸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给予实践以无条件性既是任意的，也是含糊不清的。
[17]当然，有人已经代表其他声称的话语世界提出了多少类似的主张，利希滕贝格（一位化学家）在他笔记本一个迷人的思辨段落里奇怪他自己怎么能照样说实践话语的语言，当他知道它“在科学上”是错的，因此是错的时。柏拉图主张“哲学”理解的无条件性，根据它组成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的对象显示自己只是“阴影”。
[18]有关知性的惯用语贴切地表现在报纸的大字标题中：“50万人逃离4500万英镑飓风。”它的压力梯度是对它破坏力的识别，它的方位是对它到达地图上一个特定地方的预期。
[19]事实上我们日常难得知觉到的东西很明确：这是一件非常混乱的事，在其中，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话语世界间无意义地走来走去。至于优先性，我们最早的某些经验不是由有用性支配的实践的经验，而是由快乐支配的诗意的经验。
[20]“比格尔号”（Beagle），是达尔文出海科学考察所乘的船。
[21]“只有当它对我们今天有关时，历史（即过去）才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有充足的历史，它们从过去的仓库里拿起一个或另一个东西，只是因为迄今为止它们在那里没有被编入存货目录。”当然，这个论点必须与除了当前实践兴趣的过去外没有别种过去的主张相区别。
[22]我非正式地用这个词performative，意思并不是说它引起了J·L·奥斯丁“语言行动”理论的复杂事情。
[23]亚大纳西信经（Athanasian Creed）是基督教三大信经之一，其他两大信经为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
[24]阿瑟·伊文思（Arthur John Evans，1851—1941），英国考古学家，以发现弥诺斯文明而闻名于世。
[25]伊拉斯谟斯（Desiderius Erasmus，1469—1536），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主张宽容，反对宗教和政治的迷狂和暴政。
[26]贝拉基主义者（Pelagian）是指古代基督教隐修士、神学家贝拉基（360？—420？）的追随者。
[27]参看《旧约圣经》的《路得记》。
[28]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是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29]拉丁文persona意思大致与英文person相当。但欧克肖特这里不是用它来指具体或一般的人，而是在人在特殊的关系或联合模式中特定的功能地位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拉丁文的，我认为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来翻译它，勉强译为“角色”，但读者仍需记住它意蕴的抽象性与形式性。
[30]我们孩提时，外出在交通不便的农村散步，疲惫不堪，很想走得慢一点或躺在长满青草的田埂上歇歇，我父亲总是半认真地援引历史记载来激励我们继续努力：他会说，这可不是特洛伊人会做的事。但特洛伊人并不是灭亡已久的人民，它们生活、业绩和命运的错综复杂只是一个批判的探究才能从历史记载中使之复活的东西；他们活着，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勇猛无畏的象征。
[31]这种方式在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很流行，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维吉尔有预卜未来的魔力或禀赋。
[32]马基雅弗利的居住地，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
[33]李维对于罗马的建立是很谨慎的，但马基雅弗利即使完全不“像一个新近读了他的李维的孩子”（哈林顿），他也没有，也不需要犹豫将它（即罗马的建立。——译者）作为一个象征情况加以接受。
[34]就像阿里奥斯托的阿斯托福在月亮上建立的那个宝库（《疯狂的奥兰多》，第34章）。译者按：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是意大利诗人，《疯狂的奥兰多》是他的一部史诗，阿斯托福是其中的一个人物。
[35]这些东西可以说只属于记录下来的历史理解的过去。
[36]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1100—1154），英国年代史编者。
[37]贺雷修斯（Horatius），罗马传奇英雄。
[38]亚大纳西（Athanasian，296—373），亚历山大城主教。
[39]欧茨（Lawrence Edward Grace Oates，1880—1912），英国探险家。
[40]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1786—1836），美国军人和政治家。
[41]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1839—1876），美国骑兵军官，在一次和印第安人的战斗中他267人的军队全军覆没。
[42]卡诺萨（Canossa），意大利埃米利亚雷焦西南方的10世纪城堡。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为了避免被废黜，以普通悔罪者身份在此向教皇格雷高里七世请求宽恕，从此，卡诺萨包含着王权向教权屈服的意思。俾斯麦不是皇帝，但在这里说“我们”（即皇家复数，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一般都自称我们而不是我），俨然以王者自居，欧克肖特用括弧作一提示。
[43]像《末日审判书》（《末日审判书》是征服者威廉一世命令编纂的一部详细的英国各郡概览，共两卷。——译者）和1535年的《教士的价值》这样的汇编声称提供的信息的特点（不仅仅是准确）与编纂者的意图有关；在官方的编年史（fasti）（一部修道院或皇家的编年史，或甚至一本账本）报告的东西与它的目的有关；信息更丰富的报告也是如此。1595年，费里亚公爵向菲利普二世“报告”说：“那不勒斯、西西里和米兰在它们现在政府的治理下前所未有地繁荣。”但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说服菲利普他应该自愿将英格兰置于同一个政府治理下（F·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449页）。
[44]例如，1908年在蒲昌海（P'uch'ang Sea）北岸挖出的含义隐晦的手稿残篇上写着：“鞑靼姑娘向你说话。自从我们分手我向西行，无论何时我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我的心就很沉重。我仓促写下这封信，时间只允许写几行。这颗心由于你不在而碎了。”
[45]辟尔唐人（Piltdown man），一史前期人种名称。其化石据称于1912年在英格兰发现，后证明这些化石是伪造的。
[46]每一种幸存下来的施行可以说都有一种这个意义上的“语言”。不仅哈林顿的《大洋共和国》（它的语言被认为是“市民人道主义”的语言），而且1967年在凯里尼亚海底发现的希腊船及其货物和皮罗·德拉·弗兰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20—1492，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画家。——译者）在圣塞波尔克罗（Sansepolcro，意大利阿雷佐省的一个重要城市。——译者）的画《耶稣复活》也是如此。
[47]乌尔法（Urfa）古称Edeasa，是土耳其南部的一个商业中心（人口10万），公元4—5世纪那里的神学学校拒绝将死者的灵魂作为崇拜对象和利比亚教士阿里乌斯（280—336）的异端，使它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宗教中心。
[48]A·诺克：《圣保罗》；F·C·伯基特：《早期东方基督教》。
[49]W·P·克尔：《史诗与罗曼司》。
[50]S·F·C·米尔索姆：《英国封建主义的法律框架》。
[51]C·N·L·布鲁克：《基督教历史上的婚姻》。
[52]J·布尔克哈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
[53]F·W·梅特兰：《英国宪法史》。
[54]L·斯通：《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1500—1800》。
[55]托马斯·麦考利：《英国史》，第3章。
[56]E·M·巴特勒：《希腊在德国的暴政》。
[57]“一个不断面对两份手稿要选择而又没有判断的编者必定会彻头彻尾感到他是一头在两捆稻草之间的驴。他现在该做什么？你可能说，让批评家来批评，他自己去做适合他自己的诚实营生。但他宁可要一个更讨人喜欢的解决办法：他胡乱想象，如果一捆草被拿走他就不再是一头驴了。”（A·E·豪斯曼：马尼利乌斯著作的序）［马尼利乌斯（Marcus Manilius）是公元1世纪时的罗马诗人。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1859—1936）是英国杰出的学者和诗人，马尼利乌斯著作的编者。——译者］
“我们能相信吉尔达斯吗？”这个问题（R·G·柯林伍德和J·N·L·迈尔斯：《罗马人的英国和英国殖民地》，第432页）表述得不恰当。［吉尔达斯（Gildas，约516—570），英国史学家。——译者］
[58]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历史耶稣的探索》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对一个半世纪的不同质量的从记录中幸存下来的东西中推理一个历史情况的做法的批判性评论。
[59]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1799年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城郊发现的古埃及石碑，其碑文用古埃及象形文字、通俗文字和希腊文字刻成。
[60]尼雅尔萨迦（Njáls Saga），13世纪冰岛“家族萨迦”中最长并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61]用益法（Statute of Uses），英国16世纪制订的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法律，1925年被英国国会通过的财产法废除。
[62]众所周知，从沉默中（esilentio）推理是推测，但在思想史上，当没有说出的事情可能被随机认为是故意不说时，收益就很大。
[63]纳米尔（Sir Lewis Bernstein Namier，1888—1960），英国历史学家，以其关于18、19世纪欧洲的著作而闻名。
[64]埃德温·贝文（Edwyn Robert Bevan，1870—1943），英国哲学家和史学家。
[65]我从梅特兰对“宪政史”（《英国宪法史》，第526—539页）的评论中拿来这些词和这种对历史情况的特征描述。
[66]“1815—1914这个世纪被描绘成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纪。换一种看法，虽然比较冷酷但却更有教益，它是一个孵化时期。”（安斯基·拉波波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导言）
[67]这是一个兰克的用语，只有当它被理解为暗指一个像编织人的命运的“命运女神”那样的编织者时，它才是误导的。兰克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历史探究中所寻求的东西，最常被人引用的是——如其真正所是的那样显示——暗示史学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寻求理解它的发生。当还有其他指向不同方向的表达式与它相配，如“真正发生的事”。这两个表达式也许可以结合在某个这样的（不是兰克的）表达式中：“如它真正实现的那样显示”。
[68]此事详见《旧约圣经》的《路得记》。
[69]从历史观点看，对俾斯麦生平的更充分的理解不能来自熟悉德国后来历史之人的后见之明；它来自像奥托·欣策在《霍亨索伦家族及其事业》中所做的那种探究。
[70]阿瑟·C·丹托：《分析的历史哲学》，第61页。
[71]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也是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著有《沉思录》。
[72]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约454—526），东哥特王国国王，488年入侵意大利，在打败并杀了国王奥多埃塞后，拥有“意大利国王”的头衔。
[73]马克·布洛克：《史学家的技艺》，第44页（斜写是我加的）。
[74]在马基雅弗利和其他人的著作中，fortuna（机会）这个词指一种世外像意志一样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发生的纯粹偶然事件归之于它，这些偶然事件一旦发生了，宜于或不宜于被改变为非偶然于其他事件相关的历史事件。
[75]列昂·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部，第18页。当然，这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表述。但一个类似之事也许可以在奥古斯丁成熟的神圣历史（sacra historia）观（过去是救赎的故事）中找到，它结束于基督诞生，组成它的记录下来的偶然之事的“真理”只有先知的洞见才能发现。整个过去是由上帝所做之事构成的，常常通过人的代理；神圣历史由选出来的偶然之事组成，上帝在这些事中表达它的救赎目的（R·A·马库斯：《时代：奥古斯丁神学中的历史与社会》）。
[76]这个任务常常由于与发现一个行动者在做据说是可靠记录下来的行动时“真正的”、由规律决定的意图相混淆而变得更加模糊。
[77]有一些十足的这种对过去的探究的例子，尤其在与一个以所谓“经济学”术语来识别的过去相关时。当然，在任何真正的历史著作的这种语言习惯法中可能有些无害的题外话。但在它侵袭和败坏不同表述的话会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探究时，它的性质和倾向也许就得到了最好的揭示和说明。例如，最近许多作者探索这个假设：17世纪的欧洲（尤其是中间几十年）显示了一种“某个像一般社会革命危机的东西”的情况，这个假设暗示这个问题：什么是它的原因？并诱发种种一般术语的答案。
[78]这个主张已经由卡尔·G·亨普尔在一篇题为“历史中一般规律的功能”的论文中和在帕特里克·加德纳编的《历史理论种种》的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中稍有不同地论证了。它也可以在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他著作的别的地方找到。
[79]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s Day），指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法国天主教派对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的大屠杀。
[80]兰克有时也将历史事件间的非偶然整体关联（Zusammenhang）写为一种因果联结（Causalnexus）。
[81]参看J·S·密尔：“真正的原因是这些先行事件全体，从哲学上说，我们无权将原因这个名称给予任何一个而不把其他先行事件算在内。”（《逻辑体系》，Ⅲ，Ⅴ，§3）
[82]例如尤利乌斯·恺撒的诞生被看作是他渡过卢比孔河的因果条件。
[83]在一个延续了几近两个世纪的模糊而混乱的争论后，一种对于炼狱的信仰，它至少在16世纪前几十年还是非常重要的，到了17世纪中期在英国的流行信仰和神学著作中已经式微了。在试图将这个所谓发生之事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即理解它的历史性质）时，人们猜想在它与1545年和1547年取消供教堂为施主作弥撒用的捐献的法令之间有一种非偶然关系，这些捐献是为在炼狱里的灵魂祈祷的基金中的主要部分。据说那些法令是“英国宗教改革最有破坏性和最不可逆转的法令”。现在，一个将这种关系看作是一种因果联结的史学家也许正在涉足一个危险的问题领域，但至少他没有断言什么是清楚的。
他肯定没有说取消这些捐献是那种信仰废弃的必要和充分原因。他所指的所谓“因果”关系（用有点颤抖的手指）不是来自假定有像“当一个信仰最普通的表达之一被消灭，这个信仰就不能存在下去”这样明确的或统计学的规律性。他所提出的东西不需要这样的先决条件，此先决条件附带假定他正在试图理解已经被理解的东西。因此，人们可以说他是不太严格地使用“原因”这个词。
但此外，在断言这种所谓“因果”关系时，他并不是提出先行事件“决定”后续事件的发生，因为他寻求的是理解后续事件，而不是说明一个已经得到理解的后续事件的发生。他不能说他有证据表明那个先行事件“决定”后续事件的性质，因为只有在他已经理解了后续事件的性质后这样的证据才会被发现。他也不只是指先行事件和后续事件之间的概念相似。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相似并不妨碍非偶然的历史关系，但他也知道，它本身并不构成这样一种关系，而且也不是这样一种关系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根据概念的相似来辨认一个先行事件和一个后续事件就是将它们变成一个已经得到理解的情况的分解的组成部分，剥夺了它们作为历史事件的性质。他谈到那些有关的人的信仰也不是关于他们如何逐渐放弃他们有关炼狱的信仰：他的意思也不是说那些不再信的人把这种变化归因于取消上述捐献。关于1545年和1547年法令的意图他当然没有说任何东西：他的意思不是说这些法令特别计划来去掉关于炼狱的信仰，它们达到了它们的目的，或（如果人们发现这是它们计划的部分或全部）那将把它们看作是他临时视为废弃那个信仰的情况的因果条件。他可能（或他通常）是什么意思仍然有待考虑。
[84]路德的教义和大乘佛教徒由于信仰菩萨阿弥陀佛将他的信徒死后带到天堂净土的力量而相信得救的可能性之间的相似是令人感兴趣的，但难以想象观察这种相似如何能促进对路德教义更精确的分析。认出两个或更多情况是“革命的”从历史学上说并不重要。
[85]蒂罗尔（Tirol），中南欧—地区。
[86]巴克尔（H.T.Buckle，1821—1862），英国文化史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
[87]在被看到正在发生和被认为已经发生的意义上。
[88]当弥尔顿的玛挪亚让信使将参孙的死讯带来“告诉我们全部，遵从这个事情”时（《力士参孙》，1.1557），他承认“历史”，但声明他不希望在那时被它打扰，只要了解被要求当下去回应的情况。但无疑他只是模糊感到这个“全部”与先前的事情相关时，变成了一个历史事件，它将证明是具有与信使报告的特性范畴上有差异的特性。
[89]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580—1631），英国探险家、殖民者。著有《新英格兰记》等。
[90]这样一个过去的过程是被描述为它的初始情况的自我矛盾不可避免的计算，导致它最终的崩溃，还是它由导致一个最终积极的成就的种种步骤组成，只是目的论变动观念中的一个区别。
[91]认真信奉目的论变动观念的史学家有时试图通过从它那里排除某些考虑（像“它需要的时间”），或通过给它创立某种特别的“偶然”原理，像托洛茨基的“不平衡性规律”这样的原理，他打算用它来说明像一个“经济统治”在“穷尽了它一切可能性之前”崩溃这样对目的论直线判断的偏离，来使它成为一个似乎比较有理的历史变动模式（《俄国革命史》，Ⅰ，PP.23，52；Ⅱ，P.220）。
[92]“能人”布朗（Lancelot Brown，1716—1783），英国著名的景观园林学家，人称“能人”。
[93]我这里提到的不是一种“进步的信仰”（即一种对实践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理解），而是将历史变动的概念等同于进步变动的概念。
[94]“一种文学类型的历史不是列举开发这种类型的作家……类型被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它在自身中包含发展的种种可能，历史必须表明这些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实现了。”（E·K·贝内特：《德国中篇小说史》）
[95]然而，在历史著作的标题中用“……的发展”这个表达式来代替“……史”并没有显示可以认为是“发展”的东西。
[96]H·巴特菲尔德：《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
[97]19世纪后期的一个匿名作者（引自W·D·P·布利斯：《新编社会改良百科全书》）宣称：“有机演化的规律并不止于物理事物的发展。在整个现象领域它都是一样的。它进入非物质的东西，恰恰以几乎与形成物理有机体同样的方式建立政治、社会和道德制度。”本杰明·基德（《社会演化》）引用达尔文提到他从马尔萨斯的著作中获取灵感，作为达尔文进化变动的思想部分来自“对人类社会的观察”的证据。
[98]一个巨大或令人困惑的历史变动，不是用像也许“革命”这样的戏剧语言描述，被称为“突变”，即一种造成新的种属产生的变动。
[99]例如，《国会的演化》、《小说的演化》、《法律与秩序的演化》、《显微镜的演化》、《英国代议制的成长》、《哲学激进主义的成长》、《文明与法律的成长》，以及像“普鲁士的演化”这样的表达式。“战争”（它本身据说是一个演化的有机体）被说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英国的演化”。
[100]当然，在历史著作中有许多别的不合适的用来指变动的表达式，但它们大部分被认为是我注意的那些变动模式的非正式版本。盛衰起伏就是属于所谓不变的种种同一性的种种不同之属性，描述了一种实践的而不是历史的理解。兴起、衰退或没落的观念也是如此，它们常常反映古代神话，但却表达了这种实践观察，人类事务中最有趣的变动就有关的参与者而言，不是“上升”就是“下降”。变动作为“成长”的观念是暧昧的：它可能（有点模糊地）代表一个体内平衡的观念，但在它代表导致一个“成熟”的条件的地方，它会似乎是目的论的。
[101]《物理学》，Ⅴ，3，227a：“连续性是一种接触……它在这样的事物中被发现，这些事物的性质使得它们在接触时就成为一个事物。”
[102]以约翰·卡特勒爵士著名的长袜为例的变动观念被认为是历史变动的观念。这些丝质长袜是这样连续与羊毛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完全被改变了，没有一丝丝保持原样。有人提出，为了认出作为“变动”发生了的事（不是一双丝袜去，一双羊毛袜来），只需要认出改变的连续性即可。当然，我们必须将对此发生之事的解释放在一边，该发生之事在此解释中被理解为达到它们意欲的结果的各行动的连续。如果我们这么做，很显然，严格说，没有目的论。羊毛袜肯定不是潜在于丝中；它们也不是潜在于最初的羊毛缝线中。不会有损只是偶然与它们的所谓目标相关的羊毛缝线的特性，改变可以在任何时候中止。此外，没有什么暗示任何形式的自然法则的变动：羊毛缝线并不使羊毛袜产生。这也不是体内平衡或演化变动的例子。肯定有一个与偶然差异的结果相关的各种差异的连续：羊毛缝线彼此接触，由于它们自己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合起来构成那个结果。然而，不能把这视为历史变动的一个例子。当然，这里的不同（羊毛缝线）不同于先行历史事件，它们是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相同的，差异也许只在于数量。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据以将这个种种不同的连续认作是“变动”的同一性是这个情况中的不变项，即将袜子认出是袜子的形状等等，它保持不变，不是由差异构成。实际上，这里的变动原则上与一双白袜子掉进了一个染缸，变成了蓝的，或一双袜子洗了缩水的变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