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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批判地解读一个幸存物，认出它的话语领域，理解它的“语言”，发现它言说的条件性（即真实性），修补它可能遭到的损害，以及能以论证来为自己的结论辩护，本身就是相当大的成就。在探究可能停止的地方（或在那附近），幸存对象本身仍然是一个历史关注焦点的东西的中心。但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甚至本身就有趣的幸存的过去的断片（以及当然，大量在被人根据其真正的表达理解时幸存下来的东西）不是一个研究的结束，而是一个探究的开始，这探究不关心它们是什么，不关心它们作为施行的性质，而关心可以从它们推断出什么关于未存留下来的过去的东西。我提出首先要考虑这种探究，它的目标是从幸存下来的记载中得出一个由种种发生之事构成的过去，这些发生之事本身不是施行，本身没有幸存下来。

简言之，我用“历史发生”指人类状况的某个被认出的条件或人类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据说是并被理解为是实际上发生的事，在某个方面被史学家在当时当地选中，它本身不是幸存下来的一件人造物或言说，也不是一种施行，而是有分歧的，也许是有冲突的各种施行的最终结果：一个过去种种状况经过剖析的断片。它是一个探究的结论，这个探究要想从幸存的言说和人造物推断出它们本身不会并且不能告诉他的东西，即本身没有幸存下来但确实发生过的事。

但因为没有这样的发生能被单独和孤立地理解或辨认（每一个都是它在与其他发生的事关系中所是的东西），这个层面的历史探究不可避免关心的是探索和剖析各个由相关的发生之事组成的维度情况的特性，当探究发现自己合乎它赋予的组成它们的发生之事的特性时，这些相关的发生就因此而（显著或勉强）得到了辨认。一个历史发生是一个初级的历史情况，一个历史情况是由名义上同时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发生组成的。

史学家有时用相对中立的术语，有时用反映他们结论的某些东西的术语来表示他们着手考察的情况或他们赋予他们已经考察过的情况的特性。例如：圣保罗或乌尔法[47]的基督教[48]、3—4世纪时的民族大迁移、希腊亚历山大哲学学派的柏拉图主义、“中世纪早期的史诗”[49]，“公元1200年左右英国封建社会的形式结构”[50]、“基督教历史上的婚姻”[51]、“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明”[52]、“亨利四世死时英国公法的概略”[53]、“在苏黎世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17世纪英国情感个人主义的思想”[54]、“英国在1685年的状况”[55]、“苏格兰启蒙运动”、“希腊在德国的暴政”[56]、“法国大革命”、“杰斐逊式的民主”、“逻辑实证主义”。这些据说是人类状况的条件和与之相似的东西都是历史想象的老生常谈。它们本身并不是像那些构成一个史学家的现在的幸存下来的人造物或言说；它们不是可指定的行动者的计划、目的或成就；它们不是，也不声称是表示处于这些情况的人的自我理解的表达式。它们是各种各样有分歧的计划和行为无意的结果，在有关的互动中被征服者和胜利者一样无意和不知不觉地对此作出了贡献。它们将（由互相相关的发生组成的）情况当成是一个历史探究的主题或结论，这种探究的特性变成了要考虑的事情，人们可以使它们在这种探究中出现并从历史上得到理解。

那么，一个历史情况就是在概念上相互关联的发生之事浑然一体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从所有在当时当地发生之事抽象而来，人们将它们构成一个关于没有幸存下来的过去的历史问题的答案。它是一个历史探究的结论。当然，这样的结论必须从幸存的、被证实的人造物和言说中得出；没有别的信息来源和回头路可以进入一个由没有幸存下来的情况构成的过去。然而，它不能是由一堆幸存的记载构成，它不可能在一个“让这些记载为它们自己说话”的过程中出现。这根本不是因为我们不能“信任”它们的表达，或怀疑它们可能是对过去“有偏向的”或“多讹误的”或以某种方式靠不住的“说明”，而是因为一个记载就是一个业绩，它的真正的表达只是它构成的那种施行。一个历史情况也不可能从幸存的记录据说能报道或给予说明的东西中得出。这样的报道本身也是它们作者过去的施行；它们不可能是“假的”，但就一个历史情况而言它们的表达肯定是间接的。一件幸存物并不是一个历史发生的证人，他的证词可以被相信或怀疑，（如果被发现是值得信任的话）被引证以支持对一个历史发生的解读。所谓“不一致”的记录不是一个发生的“不和谐”的证言，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57]实际上，记录的“不一致”和据说它们包含的记录的“不一致”只是它们作为不同的业绩的特性，“作为历史的原材料，福音书有最严重的缺陷，它们在地点上都不一致”这个意见是荒谬的。简言之，一个历史探究不是从有所谓“直接的”和也许是“可靠的”关于未曾幸存下来的过去的证据开始的，而是适于一个幸存下来的施行的现在，这些业绩说话，但不谈史学家关心要回答的问题：“证人”的“证据”只与它们自己有关。实际上，一件幸存物的在历史上的好处恰恰是它不以提供历史资料自居。它的价值在于豪斯曼称为“纯粹”的东西；即它用来揭示（或在研究它的起源时它可以被用来揭示）它的言说是过去时代幸存下来的施行的那种清澈。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正当地被称为一个没有幸存下来的过去的“直接”证据，从事历史探究不能是学着区分对这个过去的不同“说明”的相对可靠性或“填满没有直接证据存在的那些缺口”的相当可靠性。

但如果一个史学家的幸存下来的人造物和言说的现在没有提供给他可以认为是没有幸存下来的情况的“直接”证据的东西的话，这并没有给历史理解打上无法挽救的缺陷的烙印。我们可以让这样的幸存物提供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直接”证据的次等替代物，而是更得要领，更可靠的东西；即一个没有幸存下来的过去的间接的证据。因此，一个关心合成一个没有幸存下来的过去情况的探究，不是关心去评估被误以为是对它或组成它的种种发生之事的说明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它关心的是从幸存的人造物和言说中，尤其是从对它们的述行特性偶然的、或不能被它放弃的东西中推出的结论的有效性。因为一个历史情况就是一个推理过程的结论，在此过程中，幸存的记录从施行变成了一个每个幸存下来的过去的间接的证据。[58]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这里，注意的焦点不是在幸存对象（罗塞塔石碑[59]、圣马可的福音、阿方索二世的一幅画像、乌尔姆大教堂、尼雅尔萨迦[60]、笛卡儿的《方法谈》或用益法[61]），而是在它可能偶然揭示的东西上，在它的题外话上，它无意中说出的话上，在存在着但不是计划的一部分的东西上，在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上，在它三缄其口的事情上。[62]认出一件幸存物真正表达的东西及其“纯粹”，在于它给解释这些偶然的揭示提供了指引。简言之，在这种探究中每一个幸存物都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对象，没有任何独有的所指或表达的东西，在构建各种各样的历史情况时都能用，每一个都是对一个关于过去的历史问题的答案。它是一个史学家为了他的目的可以从中找到的任何东西。例如，可以有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音乐的或科学的情况；即用公认的话语领域建构的情况。但没有这样排他的幸存对象。

我所称为历史情况的东西无疑受到其相对孤立的损害，重要的是，不应该主张它不止是从一切可能在当时当地进行的事情中抽象出来的历史同一性。但它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的特性，和人们钻研与剖析它的组成特征的种种关系和纠缠的程度：纳米尔[63]的《乔治三世即位时英国政治的结构》，或埃德温·贝文[64]的《大祭司统治下的耶路撒冷》。这种水准的历史理解产物是一个由各种维度、持续时间和构造形成的种种情况组成的过去，它们各自都对情况有点阐明，但却被因而尚未被理解的一个过去的黑暗所包围。作为一个探究的结论，一个历史情况只是就它依据的证据和它运用的推理程序而言是它据说所是的东西。没有别的信息来源、没有别的和更高的探究程序，没有它可以与之比较，可以据以检验和证实它的独立已知的过去。如果一个鬼魂将现身，毛遂自荐为目击者或参与者，说“事情不像那样而像这样”，人们会认为他是唯一还有的幸存者，虽然有点奇怪，他所说的话得从成就的习惯用语翻译为证据的习惯用语。当然，这样一种历史探究可能犯错，它的结论始终是有条件的，但不应该认为，由于这样的原因，我称为历史情况的东西是一个想象的建构，或是一个所谓“主观”意见的事情。它是通过论证来邀请人们想象一个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类状况的条件的错综复杂和内在一致。

仍然得去考虑这种水平的历史理解的真正的历史局限，但我现在要注意的，是我认为一种纠正被误解的缺点的策略，它也被误解了。人们常说，剖析历史情况是浅薄之事，只能产生一个由对孤立的、一知半解的事件的无足轻重的了解构成的过去，它无法抗拒被归入一种更深刻的探究。有人暗示这种高级的探究深入表面之下，要揭示人类事务的种种情况不是相互关联的事件的组合，而是根据本身不是事件的规律性东西的运作：种种倾向，或甚至据说是某种潜在的、也许是经济的或心理的结构。但虽然这种探究也许可以是一种可能的理智冒险，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一种高级的探究，能够代替从幸存的记录中推断相互关联的事件组成的情况的史学工作。实际上，它们甚至不是真正的竞争者。无论根据“交往结构”、根据经济现实的首要环境（le cadre primordial des réalités écomomiques）、根据“人类行为更深的规律性”、根据所谓“历史的恒常力量”或根据不受事实约束的“长期持久的因素”来理解历史情况可以给它什么可知性，它肯定不是可以从幸存的记录中推论的东西。

因此，一个根据种种事件，根据现实的信仰，根据人们怀有的希望、倾向、同情心和期待，根据人们实践的惯例，根据人们遵照的程序和完成的行为，所有从幸存的记录中推论出的东西识别一种精神状态的史学家，他的探究没有根据所谓心理过程的规律性或“集体精神方向的结构”理解历史情况的地位。当布克哈特在其《希腊文化史》中提出他称之为希腊精神的东西时，这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观念，因为它是一个从记录下来的表达中推论出来的相关的信仰、态度、主张、习性、独特反应的合成物。但如果声称它是一种所谓“集体心理”的现象，或是隐蔽的灵感，或是凌驾于现实信仰和行为之上、人们乞求它去“解释”所言所行的世外的神智，它在历史上就是无价值的。不是人的行为原则上必须认为（除了自愿的随机实践外）没有规律性，或甚至可能没有某种在我们之上说明它们的神的心智；关键是这些考虑不能与这样一个历史理解混为一谈，不能代替它，这个历史理解关心的是，根据完全从记录中推断出的相互关联的事件构成的情况，实际上当时当地的事情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