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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个历史事件”（an historical event）的意思是指一个从幸存的记录中推断出来、据说是在某个方面，在当时当地实际发生并根据它出现的中介来理解的偶然事件或情况；即被理解为一个先行事情的结局（eventus）或结果。既然先行的事情也被理解为本身只是由历史事件组成，一个事件的历史特征就是它在一个根据不同环境非偶然地关联在一起的诸历史事件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历史过去是由各种各样面相、延续和构造的相关事件的经过组成的，人们把这些事件汇集在一起回答一个历史问题：一个不是由其情况的不变性，而是由时间和变化组成的过去。

这种过去由于其特点和人们可能集聚它的程序当然不同于其他的过去，它也许明确要求人们将它视为唯一“历史的”过去。它不是由幸存下来的言说和人造物的集合组成。它不是某种人类事务以往的现在—未来，不是对以往的现在—未来在其参与者的有条件理解中是什么的说明：有时被称为如它自己所理解的过去的那种东西。它也不是由经过解析的不变的情况特征、人们互动产生的无意（但并不必然是未被观察到的）结果组成的过去。相反，我称之为严格意义的历史过去是一种绝对的过去，一种根据它的过去来理解的过去；即从背后发现并根据它们的出现来理解的人类状况的种种条件。这是一种探究的结论，在这种探究中史学家推断一个由汇集在一个历史问题答案中的相关历史事件组成的过去，一个不可能有记录的过去，一个没有这种探究就必定无法知道的过去。

迄今为止，可能似乎我称为历史事件的事情只是一种对我称为历史情况的东西的有点扩展的理解，一种可能从某种研究中出现的理解，这种探究被设计来通过加给一种已经得到理解的情况一个据说是促进它出现的过去，来说明这种情况的发生。然而，无论在一个历史事件的特征方面还是在可能从记录中推断它的探究方面，这都是一个对问题的错误观点。

首先，从事历史探究并不只是说明一个已经得到理解的情况的发生；它是要去理解一个也许已被解析，但还未得到理解的情况，并以一种特殊方式做这件事，即根据与它非偶然相关的先行事件来理解它。其次，据说已经得到理解的情况可能与之相关以使其发生更为可知的唯一过去，是一个按透视法缩短的过去，它由种种偶然事件所组成，这些偶然事件被认为是与该情况已辨认出的种种特征有概念上的亲和性。从事寻找这样的过去就是否定历史探究。它犯了以今为昔（nunc protunc）的历史谬误，这里，“今”（nunc）是一个已经被理解的情况特征，“昔”（tunc）是某种据说说明它已经认识的特征的“起源”。因此，例如一个被认为是废除英国奴隶贸易的偶然事件，在1806—1807年间，附加上一个概念上反思这个认定的过去（一个由奴隶制、贸易、它的反对者的活动等等组成的过去）无疑会使这个事件更为可知，但这不会赋予它一个历史事件的特征。那需要的是通过被理解为各种变迁不受契约约束的随机汇合的结果，这情况本身被改变，那些变迁肯定包括那些在概念上与奴隶制或贸易无关的事件。

那么，一个历史事件就不是一个可认定的施行，因此，它不能根据做这事的人的意图、他的倾向、他的信念、他行动的理由或它作为一种对他处境的回应的所谓适当性来理解。它不是我称之为历史情况的东西；即观念上同时的行动者和行动者联合的互动，他们不同地对一个被认为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估价的）处境作出回应，构成了一种情况特征。它不是某种“倾向”的完成；倾向无疑可以被发现，但只是在回顾中，在结局已经知晓的故事中。它也不是各种想要或倾向于将它完成为一个结果的事业、斗争、努力等等的产物。它是一个由各种先行事件组成的过去的副产品，这些先行事件没有排他的特征，不是先定的结果，没有固有的在这而不是在那出现的潜能，但一种历史探究可以表明它们事实上已经这么出现和如何这么出现。这个先行的过去不是一个“孵化”后来的历史事件的“孵化器”，[66]或后台的一间更衣室，后来的历史事件在里面等着上场。它本身只是由事件，由在同类探究中发现的事件结合的随机结果组成。一个由汇集在一个历史问题的答案中的相关历史事件的经过组成的过去，是某种探究的产物，这种探究不关心说明或解释已经理解了的事件的发生，而关心理解它们还未被理解的特征；即理解它们在与先行事件的关系方面是什么。

我将简短考虑这种观点否定或排除了什么。但是，在一个极端，它并不否认人类种种事务和联合是由各种行动和言说组成的，可认定的人在这些行动和言说中表达他们的自我理解，寻找和寻求满足他们的要求。它也不暗示试图根据那些行动和言说的人的倾向、意图、信念或理由来理解那些完成了的事有何不妥。的确，它承认这种关于施行的探究（它们可能将责任加在可认定的人身上并责备他们，或证明他们有错或过失）既是可能的，也是我们会非常感兴趣的，即便在它们不是要用来得出知识或劝告我们自己在我们当前事务中如何行动时也是如此。恰当地说，它只承认历史探究有一种不同的关心；即关心这样的互动行事无意的最终的副产品，因为这些副产品不是可认定的施行，它们不能根据“人格性”来理解，而可以根据它们与先行人类事务的副产品来理解。我们同意这样一种对过去的理解是无用的，可能会在我们回应我们当前的处境时完全误导我们。

在另一个极端，它不否认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将发生的事也许可能属于某个进步或倒退的运动，也不否认也许可能有一个恶魔的或天意的“辩证法”，在这个辩证法中所有发生的事都有助于某个巨变的结局或一个“遥远的神圣事件”。它只是赋予历史探究一项不同的事务：根据正当地从幸存下来的一个过去推断出的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连续和汇集构成一个过去。它是一项严格的事务，既不会招致它竟然在做不是它声称在做的事的指责，也不会引起争论说它无法抗拒被归并到其他种类的探究中去，而只会遭到这样的批评：在这个或那个时候，由于某个可认定的理由，它事实上没有完成它开始要完成的事情。

可注意四个进一步的考虑。首先，史学家通过根据历史事件出现的曲折中介理解它和如它实际“织成”[67]的那样显示它来构成一项历史事件的事务，开始可能是对我称之为解析过的情况特征的进一步探究。但它无须这么做：在历史探究中没有什么东西强加给它批判地检验已经考察和理解了的历史情况的特性，也没有什么东西使这成为史学家从事的工作的一个必要阶段。然而，如果它竟然这么做的话，结果将是被指称的情况特征的性质的改变（而不是证实）。将一个历史情况理解为一个历史事件不只是增加我们对所发生事情的情景理解；它将是对它的一个极端“修正”。

其次，严格讲，历史探究不是一件解释的事情，我们用它来寻找过去事件如它们所是的那样的原因。没有特征上不同于需要解释者（explandum）的解释者（explanans）：一条“规律”、一个“原因”或一种癖好。历史事件本身是先行历史事件随机的汇集；它们如果被织成就是它们之所是。

第三，有许多需要考虑之事可以甚至使最仔细构成的历史事件都成为一个多少暂时的、要经过修正的构造。迄今为止未知的幸存物的发现、对已知记录的批判性重新解释和无意中从中听到迄今为止未听说或被忽视的旁白——这些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可以正当称为“重写”历史过去的事情的契机。但历史事件免受未来的批评：一个早先的事件不能根据后来的事件而在历史上变得更为可知。当然，早先发生的事可以因为后来发生之事而获得新的特性，像未亡人路得就有大卫王祖先的特性；[68]由于后见之明（即我们了解了后来发生的事），先前发生之事可以有新的意义。但这些不能是历史特性或意义。[69]的确，“在描述各种事件、包括那些没有被目睹的事件的历史著作中人们写了许多话”[70]，历史探究并不关心只是像它被“目睹”发生的那样，或像它的参与者理解它的那样去显示一个过去情况；但这样的描述只有在它们产生的“未知”事件成为这探究要去历史地理解的情况的重要的先行之事时，它们才是历史地相关的。获得对克伦威尔或拿破仑的历史理解可能扩大一个史学家的想象，但不能使它成为从中推断出一个对奥古斯都的历史理解的证据。一个历史过去也不是像一部短篇小说那样由相关事件的经过组成，充满隐蔽的命运，在其中早先事件的意义只是在与后来事件有关才可知，所有事件的真正意义要得到揭示必须等待最终结局。它没有情节，更没有“辩证的”秩序。

此外，人们常注意到，史学家在寻求理解过去的过程时总是求助于他对世界的当前经验，和他的信念或他的同时代人共同持有的信念。据说吉本就是以他那个时代的仁君们的“榜样”理解马可·奥勒留[71]和狄奥多里克[72]，他对古罗马基督教的解释据说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批判态度。休谟和兰克都被认为是根据他们与某些同时代人共有的不同的关于人性的普遍信仰来理解过去。据说这既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上说也是有价值的：一个历史过去必须至少总是某种对史学家的当代世界反思的东西。梅特兰笔下12世纪格洛斯特郡巡回法庭上的原告，胳膊下挟着有争执的鸡，难道不是因为它反映了他自己时代英国乡间的生活和争端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归根结底，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我们总是通过从我们日常经验中有所借用，通过在必要的地方用新的色彩改变它们而得到帮助我们恢复过去的要素”[73]这个建议既是意义不明确的，也是夸张的；它不承认这些当前的经验常常可以是障碍，就像它们可以是寻求理解过去时的助力一样。但至少它没有让我们荒唐到在构成历史探究的推论过程给它们指定一个地位。简言之，人们归咎于吉本和其他史学家的东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一种美德，而是每个真正的史学家有意识地试图避免的可能缺点。但这并没有减少任何很好观察到的情况，过去和现在，虽小但不是不重要的价值，我们从它那里得到有关在联结历史事件和培养史学家的想象时应该寻求什么的建议。

最后，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把历史探究说成是根据事件出现的交替发现它们的特性的事业，宣告了它将遭受无穷寻求一个开始的挫折。如果这样的探究自称是确定的和关心真正的起源，那会是这样。但它没有这样自称。这不是一个历史探究的特性造成的两难，而是一个关于一个历史探究的规模的问题，这是一个史学家必须自己决定的问题。因为历史理解的赠予并不是像天衣无缝的相关事件之网这样很少可能的成就，也不是像从幸存的记录中真正推断出来的事件那么简单的事，它与起源无关。它是一个根据迄今为止未被认出的事件的联结、汇集和关系理解过去的一段经过，从而更独特、更敏锐地想象它的机会的赠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