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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从一个现在开始。我所谓现在的意思是一个由一个与客体（即根据某些条件来识别的事物）相联系的主体（即一个根据知觉模式来识别的反思的理智）组成的话语世界：主体和客体相互对应和规定。

现在，无论历史理解可能是别的什么，它肯定并唯一关心的是过去。实践理解可能关心也可能不关心过去（如果它关心的话，那么那只是它关心的一部分），审美理解决不关心过去，但历史理解只关心过去，在这点上它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历史理解中现在可以被辨别为一个只关心过去的主体（一个“史学家”本身），它与只言说过去的对象（即只根据它们与过去的关系来理解的事物）有关。这是历史理解中现在的模式条件中最一般的东西，它是绝对的。

然而，更明确地说，这个现在是由被辨认、识别和理解为过去的幸存物的对象组成；那是事物可以据以成为历史关注的对象的条件。实践理解中的现在是由根据它们在当前事务中满足一个需要的价值来辨别和识别的对象组成，当它们也被认为是过去的幸存物时，仍是根据这点来识别的；但组成历史理解中的现在的对象不仅被认为是幸存物，而且也只表现为幸存物、残余、遗迹、一个保存下来的过去的残片。因此，它们是产生过去的现在的对象，不能产生将来。这里，现在是现在—过去，就像在实践理解中现在是现在—未来。我希望我已经把这个论点给打发掉了，即历史理解中的现在一定是实践理解的现在—未来，因为史学家的现在也是由根据它们在他从事的事务方面的价值来理解的对象组成的。的确，这种人的现在包括不是被理解为过去的幸存物，而是根据它们当前的使用性质来理解的对象（像他手中的笔和他桌上的纸这样的东西）。的确，一个史学家从事的事务（作为一种行动）需要时间，当他搁下笔时它就指望未来。但这些是范畴上不同的考虑；历史理解中的现在只由被认为是过去的幸存物的对象组成。

这种现在也许是所有现在中最复杂的，难以获得和难以保持。这里抽象化（对象化）的条件比任何其他现在的条件都更严格。因此，历史理解特别容易变为某个其他事务，构成它的现在的对象可能很容易以有利于属于其他话语世界的对象的方式被取代，这些对象为其他值得考虑的东西所决定。当然，实践理解暗示的声音是所有招致缺陷的东西中最有诱惑的，它使我们想起一个现在，不是过去本身的幸存物的现在，而是根据其实践用处来辨认的对象的现在。的确，人类只以这个历史理解模式最不清的观念生活得太久了，几乎没有要去了解的刺激，据说（有点夸大）甚至现在我们可能有的这样的对过去的兴趣也限于人们可能使它告诉我们有关将来的事。[21]

但是，历史理解不是一个注定要屈从于消遣的事情。这里，就像在别处，知觉的种种环境和主体的自我理解可能对促进和保护这件事的完整有些帮助。因此，一个园丁的铁锹挖起的一枚罗马硬币可能有一个未定的性质，适于依环境而被辨认为多种多样对象中的任何一个。一个纯粹的古玩？一件能卖的物品？一件小男孩的“宝贝”？一个历史探究的对象？但正是因为一个职业流浪汉的“发现”几乎肯定是根据它的实践价值被理解，因此，一个考古学家的发现有可能是一个历史关心的对象。一个分开存放在博物馆里的对象，一个档案馆或甚至一份家庭档案，一处废墟，一份不再被人相信的信仰的记录，一个不再存在的行为实践或规则，一个没有任何当前意义的传说，或一个如此破旧或如此过时的对象，它在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中的地位明显微不足道——所有这些和类似它们的东西只能根据它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根据历史关心来辨认它们。

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考虑，与一项历史事务出现与不出现有关。历史作为一种理解模式的特性在别的地方，既不在有利于它出场的场合，也不在它条件的可接受性，而在理解的诸条件，人们可以根据这些条件将它的结论认作是“历史的”结论。当这个逻辑完整性失去或受损害时，一切都失去了。

那么，历史理解中的现在本身是一个过去；它就是常常被称为记录下来的过去的东西，它只指一个让它自己幸存下来和就是现在的过去。它由幸存下来的实际的言论和人造物构成，人们把它们理解为幸存物，它们现在现存着，就像它们在过去被说出或造出，只要它们在那条路上没有遭到任何可能遭到的损害。

但此外，这些被认为是幸存物的言论和人造物的东西，也被认作本身就是施行；即是死去已久人的言论和产物，他们运用他们具有的天分，与他人打交道，对他们认为是他们当地的处境作出回应，表达他们自己、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信仰。这些记录下来的言论可能报告了并非据说它们的作者想或说或做的事情，描述了据说发生了的事情。但史学家并不把这样的报告和描述读为信息丰富的、（正确或不正确地）证明了它们报告的东西；它们是述行的[22]言论的组成要素（不是对后代或某个将来的史学家说，而是对同时代人说），它们的作者用述行的言论来对他们当前的处境作出回应。虽然这些述行的言论的有一些可能因为某个临时的（ex tempore）的智慧性质值得注意，或（就像亚大纳西信经[23]）幸存下来在当前实践事务的现在—未来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是它们历史特性的一部分：它们是根据它们所属的事务所是的东西。简言之，历史探究中的现在是一个由被认为是幸存物的业绩（res gestae）组成的记录下来的过去。

这些幸存物多半被认为是述行的言论，属于实践事务的一个过去的现在—未来；它们是种种事情的断片，它们的作者在这些事情中寻求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个弥诺斯罐造出来是为了做饭或从井里提水，而不是为了告诉阿瑟·伊文思爵士[24]有关本身并未幸存下来的弥诺斯文明情况的。这个死海古卷是表示信仰或一个仪式的种种条件，这个外交部电报指示一个代理人说和告诉他应该说什么，这个特许状授予这个自治城市某种“自由”或“豁免权”，这封伊拉斯谟斯[25]给教皇利奥十世的信半承认了他是私生子，恳求解除因此而来的法律上的无资格，在这部日记里（也许是用密码写的）它的作者对自己说话。它们的模式都是现在—未来的模式，它们的幸存下来占据了历史话语的现在与它们具有这种模式没有关系。即使当它们所谓的意图是要“秉笔直书”时，也体现了它们只是实用地关心一个遥远的未来，关心在后代心中的名声。无论它们自己与过去可能有什么样的关系，都是与一个更为遥远的过去的关系，这个过去因它在判断现在的情况，想出一种对它的回应，或表达一种那时流行的实践的自我形象方面的价值而被记忆或想起。

并不是所有构成历史关心现在的对象都是实践事务的过去世界的幸存物。它也包含数学和科学公理、哲学研究、乐曲、诗歌、艺术作品等等。这些也是res gestae，幸存下来的业绩。但如果要有真正的科学史（不同于对在一个生活世界中科学事务所占地位的历史说明），或真正的哲学反思史（不同于“哲学家的生平”），真正的音乐史、艺术史或文学史，那么这些幸存物必须根据它们所属的话语世界来区分，根据它们适当的样态起源来理解。

那么，历史探究始于一种独特的现在，构成这种现在的所有对象都被认为是幸存下来的过去的业绩。它是一种现在—过去，在这现在—过去中，一切都已经给它加上了一个幸存物的特征和一个活动的特征，这个活动的言论很难解释，但它既不能为真也不能为假。这些人造物和记录下来的言论可以从它们逐渐在当前实践的、或者可能是科学或艺术事务的世界中所占的位置中抽取出来，或者它们可以由制造或使用它们的人从人们听任它们沦落的过去时代中恢复出来，它们常常散落在一片混乱中，这混乱反映的不是它们的特征，而是它们幸存的环境。每一个都是碎片，受到损害，也许支离破碎，常常脱离了它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关系或各种和它自己一样难理解的延伸关系。但是，史学家只通过这些幸存物进入过去。历史探究首先关心的是将它们从它们散落在现在的各处收拢来，恢复它们可能已经失去的东西，赋予这种混乱以某种秩序，修复它们可能遭受的损害，减轻它们的破碎性，发现它们的各种关系，根据其起源认出一个幸存物，从而确定它作为一个过去实践的或哲学的或艺术的等等业绩的真正特性。

但一个由幸存下来、被认为是业绩、并根据它们的真正特性来理解的对象组成的记录下来的过去，本身不是一个历史的过去。这不仅是因为它只包含那些碰巧幸存下来，或因为它们许多必然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依然是多少有点模糊和不能完全理解的碎片的对象。甚至某种仔细保存下来和证明了的幸存物的一个完整的收集本身都不能构成一个历史的过去。19世纪的“法令全书”本身不是一部19世纪立法史。组成《拉丁诗人作品集》的那批诗歌本身不是古典拉丁诗的历史，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猜测它可能还不全。一个记录下来的过去只是一个过去的现在，它由实际行走在某处的人们的脚印组成，他们不知道（在任何扩展的意义上），并肯定不会向我们透露他们怎样开始这些特殊的旅程。当然，这些幸存物构成了一个史学家的现在，是他唯一能插手的过去，虽然甚至这儿他的知识也不是直接或当下的；但它们并不提供他寻找的东西。因为他寻找的东西——一个历史地理解的过去——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一个本身并未幸存的过去。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能幸存的过去，因为它不是由过去的言论和人造物组成，它本身决不能是现在。它既不能被发现也不能被发掘，也不能被恢复，也不能被回忆，而只能推断。

那么，一个历史地理解的过去就是某种批判探究的结论；它只有在历史书中才能找到。它只有根据这种探究的过程才能得到详细说明。这是我下篇论文的主题，但同时我们可以简要地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探究，经过鉴定的过去的幸存物在它那里被分解为它们的组成特征，以便我们为了它们作为偶然证明的价值而使用它们，我们从这证明中可以推断出一个没有幸存下来的过去；一个由相关历史事件的过程组成的过去（即发生的事情，它们不是行动也不是言论，被理解为是被类似理解的先行之事的结果）人们把它们聚集在一起，将它们本身作为关于一个史学家提出的过去的种种问题的答案。

我不主张一个历史的过去是唯一的过去，或它是唯一重要的过去，或甚至它是唯一可以在所谓历史文献中发现的过去。我所说的并不要求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一篇历史文献，它准确反映了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在回答一个关于过去的历史问题时坚持集中精力于联系某一段历史事件，决不离题去考虑，例如，1453年4月末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里“可能”是什么样的，或公元390年在罗马当一个贝拉基主义者[26]“可能”是什么样的，它决不会稍停片刻去推测一个哲学家的意图或一个政治家的动机，它决不会作出一个实践判断。简言之，我不关心去规定任何对过去的特殊兴趣，而只是关心根据它们与之相关的种种现在和可能发现或创造它们的过程，去区分不同模式的过去。

有些关于过去的文献并没有说明我已经考察过的种种区分（或者实际上任何其他的区分），对它们来说这个过去就只是任何一个陈旧的过去，结果它们仍然令人遗憾地一团糟。有些其他的文献——预言或所谓预告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过去只是根据它所谓被预言的情况来理解。还有其他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过去是典型事件的集合。有许多文献被专门或漫不经心地用于使我们了解一个由业绩组成的过去，赢得我们感谢它们给予这些事件的生动性。只有当它们假装提供了它们没有提供的东西时，我们才会为它们提供的东西评价它们（就像对待其他一切事务那样）和为它们感到痛惜。但还有其他文献（无论它们可能包含什么别的文献）展示了这种探究，揭示了我已经开始辨别为“历史的”那种过去，因此，在这方面可以把它们认作是历史理解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