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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是在关心一个由被认为是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本身作为幸存物的对象组成的现在中形成的；即人们不是把这些对象当作产生尊敬的遗物，当作值得注意的智慧或愚蠢的表达，作为对当前有用的人造物或作为沉思快乐的对象，而就是作为残留的事物。它们是只讲过去的现在的对象。

其次，人们认为这些对象本身就是成就，曾经做过的人类行为、曾经表达的言说、曾经造出的人造物、它们也许无名的作者以往有目的行事的片断，它们幸存了下来（虽然有时被认为是有害的），现在它们本身就在场。这是这些对象中的某一些不会被误解的特征。它们是人类的种种表达，它们（无论可能从中推断出什么）声称只把它们自己作为完成的成就记录下来。其他这样的对象可能是各种著作，它们声称记述、描述、报告或谈到它们作者的活动而不是表达本身的活动，也许也谈到本身不是人类所做的事，但由于引起人类行为或言说的反应而在人类活动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事情：一次特殊的月食、掩埋了庞贝城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深深进入了18世纪欧洲精神生活的里斯本大地震、鲱鱼离开波罗的海，或1693年法国的农业灾难。然而，那些作为提供关于人类行为或关于其他种类事件信息的记录存留下来的言说的特征，是从属于它们自己作为它们的记录者的行为特征的；它只是详细说明了他们人为的语言习惯。这里，记录的是一个成就，是它的记录者的述行的言说。[43]（可以这么说）没有“中立”或无条件的记录。简言之，历史探究的现在是由被认为是幸存物的人造物和言说组成的，这些人造物和言说本身被视为业绩。

第三，这样一种人造物或言说的卓越声音可以被认出是一个确定的话语领域的声音：它可以被认出是一首乐曲、一个哲学论证、一个科学定理、一个宗教仪式或一份政治论争的来稿。在这方面它是一个与一种特殊的历史过去有关的对象：乐曲的对象或实践事务的对象等等。但这些构成历史关心的现在的对象没有一个只有一种特征或以一种声音说话。由于其异质性表达，每一个都适于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探究中使用，这些历史探究有点不同于无论什么可能被辨认为是它的卓越声音所启发的那种历史探究。

对于历史探究来说，这就是《马可福音》、一张波斯地毯、霍布斯的《利维坦》、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费加罗的婚礼》的乐谱、一个教区的婚姻登记、喷泉修道院、一条田野小路或一首歌的特征。每一个都是一个业绩，一个在过去时代完成的成就，要不是它在路上可能遭受的损害，它就会像它完成时那样存留了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间接的信息源，可以在寻找各种各样历史探究关于过去的答案时使用，但当初人们肯定不是打算让它来提供任何这样的信息的。

当一件幸存物与我们相遇时，周边多半几乎没有重要的语境，是某个被神秘包围的神秘之物。在它表现出在某个方面是可知的和有趣的时，它就可能吸引我们的注意。除了一个过去时代的幸存物的特征外不加给它别的某个特征的话，可以素朴地将它接受为它声称所是的东西——一个并不完全神秘的记载下来的过去的断片，人类境况的一则轶事。[44]这，或者也许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有意向它要的一切。但对于史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引起探究的对象：对他来说，一个有记录的成就，无论它有什么当下的旨趣或可知性，都是一个尚未理解的对象。

这种探究较远的关心无疑是从有记录的成就推断出一个由历史事件组成的过去，这些关联在一起回答一个历史问题；即把幸存的成就变为证据用来构成一个没有幸存下来的过去，因为作为一个事件的过去而不是成就的过去，它不可能幸存下来。但它当下关心的是进一步确定有记载的成就本身。

因为这种探究是关于一个被理解为本身是一个施行的对象（不是一个关于一个施行的命题），它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就不能提出。问它是否发生了？或人们做了这件事吗？要么是问已经有了一个答案（肯定有某种人造物）的唯一问题，要么是问仍然要求一个答案的唯一问题，即它是什么？它真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意思不仅是它是否是它所声称是的东西？因为虽然确定一个对象是否是弄虚作假的把戏（像托马斯·怀斯的赝品或辟尔唐人[45]的颅骨这种东西）是重要的，如果那就是它证明是的东西，它也不失为一种可靠的表达。历史所要考虑的重要事情不是从过去幸存下来的对象可能是骗人的，而是它肯定是有条件的。探究的目的是通过探索它的条件性扩展我们的理解：即理解它是一个对一象（ob-ject），在过去时代已经被抛入世界的某个特殊的东西。这种理解的每一次扩展都不只是某个加到已经弄清的东西上去的东西；它是对所关心的那个施行特点的一个“修正”。

那么，历史探究的现在是由幸存下来的种种施行组成，这样一种探究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它们与它们可能偶然与之相关的其他事情的关联来区分和理解这些施行。这种探究的原理就是，一切都是它就这种关系而言所是的东西；它的程序就是人们用它来使有记载的成就互相解释和批判。它们的历史可靠性没有独立的标准。

每一种这样的施行都有一种语言，用这些词语理解它是这种探究的一个重要阶段。发现构成它计划的确切形式，辨认它表达的词汇和句法，所用的比喻和象征体系，就是将它与一种行动的实践、信仰或理解的实践关联在一起，所寻求的是它在认可一种实践的诸条件方面的特性。但我们只是在施行（言说）中遇到实践（语言），并可能只是在理解和在这方面关联种种施行的过程中使实践吐露真情，可能理解施行的语言的探究也是一个语言自身在其中被发现的探究。任何时候基督教象征系统的语言的辞典或语法，或16世纪英语方言的辞典或语法，都是由实际表达推断而来。简言之，施行的语言是某种它与其他施行的关系，是它条件性的一个组成部分。[46]

然而，一种施行决不仅仅是对一种实践的赞同。它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行为或言说，这行为或言说属于一种相互作用，寻求一种满足；即一个未来。幸存下来的施行的真正特性是它们根据其与其他行动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是的东西，它们可能只在一种探究中出现，在此探究中，人们使它们相互解释和批判。例如，一种施行的条件性的某部分可以解析为谁、何时、何处等问题，它们可以用一个名字、一个日期和一个地点来回答。但这样的回答只是一堆还未理解的幸存物的速记，在这些幸存物中人们可能发现某些与这个速记相互关联。那些其他的施行并不是它发生的“场景”，或执行这个行动的背景，或甚至它的“语境”；它们是构成它的特性的条件，就像它在构成它们特性的条件之列一样。

那么，历史探究始于一个由幸存下来并被辨认为成就的对象组成的现在；每一个成就都是一个由业绩组成的过去的现在的断片。迄今未知的幸存物的发现和承认迄今为止只是根据其他东西，如它们当前的有用性这样的东西来认识的对象的不完全性质，不断在扩大这个现在。这种探究当下关心的是要理解根据相互作用关系被辨认为幸存物的种种施行，这种关系构成它们作为做过的施行的特性，发现它们的条件性，因而决定它们言说的“可靠性”。对象的不容易理解、它在幸存中脱离了关系和许多其他条件都会使这种探究变得非常艰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一个幸存下来的对象会对纯粹观察交出自己的真正特性，它在进一步的历史探究中的价值取决于理解它的真正特性。我们决不能明确地断定它。实际上，这种探究主要是专门用来寻找较好的理由，以接受一个当前的解释或修改它。史学家正是以这种方式创造他的现在，他的所谓“原始资料”，他并不赋予它们“权威”，而是赋予它们“可靠性”。这样理解的话，一个记载决不撒谎；即使它的意思并不是它所说的，也可以使它说它意思要说的。条条道路通向某个地方。在这种探究中，史学家没有他自己的外在目的地；他只要知道那条路通向何方。